文/李海文

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与华国锋 （左一）等在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指示华国锋：只同总理一个人讲

毛泽东越来越信任华国锋。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谈话谈到接班人问题时，还没有提到华国锋的名字。经过在武汉、长沙的接触后，9月到杭州后，毛泽东对浙江军区政委、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南萍等人谈话：“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将华国锋和李德生、纪登奎并列为培养对象。

8月31日上午，毛泽东坐专列由长沙去南昌。临行前，毛泽东不让华国锋去江西，让他直接回北京。华国锋深感毛泽东讲话的内容涉及党的副主席，事关重大，不知回到北京后如何传达，便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只同总理一个人讲。”华国锋后来说：毛主席在火车上和总理通了电话，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在电话中不可能讲到林彪的问题，即使涉及也不可能讲那么细。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让华国锋继续留在长沙，接待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

华国锋心中有事，9月6日，送走外宾的第二天，便赶回北京。当日，他接到电话通知，晚10时半，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四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要他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会议。

华国锋准时到东大厅，李先念、纪登奎与他相熟，轻声问道：“你去了，主席谈什么了？”他泛泛地说：“主席谈了路线斗争。”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没有讲具体内容。

华国锋办事沉稳，从不张扬。他找个靠边的位置坐下，参加会议。会议与他主管的工作无关，他基本不讲话。

次日旭日东升，会议才结束。人们陆续都走了，华国锋起身上前，拿出记录，交给周恩来，说：主席在外面谈话记录带回来了。主席在武汉的记录是别人整理的，在湖南的讲话是我们大家整理的。主席说我回到北京，只同你一个人谈。并简单地汇报毛泽东在南方视察的情况。然后提出：主席的讲话要详细汇报，希望总理约个时间详谈。

9月11日凌晨，华国锋接到通知，周恩来约他到国务院会议厅谈话。

华国锋走进会议厅时，周恩来已坐在桌边等着。华国锋坐下后问：“总理，记录你看得清吗？”因为记录是复写的，他才有这样的担心。周恩来答：“看得清。我都看了。”随后，周恩来将记录退给他。华国锋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谈话的过程，甚至包括谈话时的神态、情绪，记录是怎么整理的。周恩来自始至终神情严肃，静静地听，有时插话问问情况。两人没有议论。周恩来看了记录并听了详细汇报后，知道了林彪问题发展的程度和毛泽东的态度，心中有底了。这次谈了一个半小时，一直到4时半结束。

谁也没有想到，在华国锋向周恩来详细汇报后，仅过了一天多就突发了林彪叛逃事件。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若定，终于化险为夷，使国家安然渡过危机，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周恩来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在党内、军内、国内的崇高威望。

看到林彪座机坠毁的照片，周恩来让服务员拿酒来

毛泽东到南昌、杭州谈话的内容就没有那么深了。

9月8日，林彪在北戴河写了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回到北京，阴谋策划暗杀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回京的路上动手。

10日下午，毛泽东到了上海。晚上，王洪文、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等上火车，简单地谈了谈。许世友到农场去了，没有能赶到上海见毛泽东。第二天上午，许世友赶到上海，毛泽东就让王洪文到下面请许吃饭。王、许还在喝酒，毛泽东专列已经走了。许世友又往南京赶，专列在南京没有停。

11日下午，王维国获知毛泽东离开上海，密报周宇驰。林彪一伙在上海谋害毛泽东，在江苏硕放铁路桥想炸专列，都没来得及下手。

到了济南，毛泽东停车，让汪东兴打电话给吴德。9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丰台车站和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谈话，又谈了林彪的问题，同时说：吴德有德，吴忠有忠。

林立果正在北京指挥，一听到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消息，绝望地嚎啕大哭。他们原来准备在北京的行动都未来得及进行，他要了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到山海关。林立果、周宇驰找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空三十四师师长胡萍，让他看了林彪手令。随后，胡萍找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作安排，并要潘景寅亲自驾驶。他们原来准备13日到广州开会，另立“中央”，安排好五架飞机，其中就有256号飞机。

毛泽东提前回到北京，打乱了他们的部署。12日深夜，林彪、叶群、林立果坐车来到山海关机场。领航员也没有带，飞机强行起飞，时间是13日0时32分。

华国锋回忆：13日凌晨三四点钟，一阵铃声将他从睡梦中唤醒。电话通知他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周恩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大家都到了，周恩来宣布林彪叛逃出境。在座者无不面露惊色，发生这样的事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周恩来简单介绍了突发情况，然后说：林已跑了，已出了国界，要考虑他去苏联后可能有什么行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在，呆若木鸡，和大家形成鲜明的对照。

大家议论纷纷，担心林彪会和苏联勾结：一个可能，苏联可能乘机向我们进攻；再一个可能，林彪会发表声明骂我们。周恩来要大家商量对策，让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反驳的声明。与会者都在会议厅等着，另外捎带听消息，看看苏联有没有广播，让广播电台全力收听各国的广播。

然后，周恩来开始给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打电话，暗示林彪跑了，没有点名。等到天明，也没有消息。周恩来让大家回去休息。为了防止轰炸，规定大家分散住，华国锋和李先念住在京西宾馆西头的一间房子里，可以直通地铁。

14日下午，外交部报告，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发来电报说，上午8时，蒙古副外长紧急约见中国大使许文益：13日凌晨2时左右，一架喷气式飞机失事，机组乘员全部是军人，共九人，其中有一妇女，全部遇难。口头抗议中国军用飞机侵入蒙古领空。许大使当场顶回去，说：没有。口头抗议不能接受。中国不会有军用飞机侵入。蒙古副外长提出：我们到温都尔汗去看。大使也拒绝了。大使回来后，启用直通北京的专线将情况及时报回来。

周恩来一听就知道是林彪的飞机坠毁了。他当即命令大使同使馆其他同志赶到现场去看，全部拍照，并再次召集政治局会议。华国锋和李先念赶到人民大会堂出席政治局会议。大家一听这个消息十分高兴。林彪的飞机失事，机毁人亡，这是最好的结果。会后，周恩来打电话分批向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军队系统的负责人通报林彪外逃事件。

14日下午6时，中国驻蒙古大使接到指示，紧急约见蒙古副外长。在蒙方的安排下于15日下午到了现场，17日下午6时回到乌兰巴托，向国内报告，连夜赶写飞机失事、现场视察等报告，并派人于20日登上国际列车（一周一趟），21日回到北京。

16日晚6时到晚8时半，华国锋和李先念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列席的除陈毅等老同志外，还有吴德、王洪文。华国锋特别说：王洪文是9月13日之后才来的，在处理“九一三”事件中没有立功。

周恩来简要通报林彪仓皇出逃、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情况，然后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毛泽东到会接见全体人员，讲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讲了林彪的历史。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地球照常转动。”

18日，《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下发。文件只传达到省、部、军一级，严格保密。

23日0点左右，华国锋、李先念接到开会通知，他们赶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林彪飞机坠毁的照片来了，大家正传看照片。大使馆的同志在尸体旁发现林立果的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大家看了照片如释重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周恩来特别高兴，告诉大家哪个是林彪，哪个是叶群，哪个是林立果。他让服务员拿酒来，每人一杯，大家一饮而尽。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都在场，神色紧张，面如死灰，十分尴尬。

周恩来给大家讲：256号三叉戟起飞得太仓促，没有带领航员，又是夜间飞行。着陆点是一块平坦的草地，飞行员没有放下轮子，用飞机的腹部着陆慢慢滑行。三叉戟飞机速度快，要求跑道长，条件好，滑行中飞机翅膀碰到一个小土包，以此为轴点，飞机翻了一个跟斗，烧着了。

那时的蒙古草原到处是枯草，一点就着，风助火力，将尸体烧得一塌糊涂。

目睹毛泽东、周恩来处理“九一三”事件，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经验

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处理，毛泽东说再等一等，看看表现如何再说。这四个人不但不揭发、交代，反而一直烧文件，销毁罪证，黄永胜把大瓷缸都烧裂了。等了十天，他们仍无悔改之意。9月24日7时，周恩来到机场送李先念到越南访问，回到人民大会堂后，和叶剑英一起宣布将他们离职反省，也就是隔离审查。

9月29日，毛泽东批示：“中央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10月3日，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同日，经毛泽东同意，林彪、陈伯达专案组成立。

9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到地、师级干部；10月中旬，传达到支部、连一级；10月下旬，传达到全体党员和群众；11月，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才撤下来。全国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政局稳定。

为什么这样做？华国锋说：

因为林的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他有多少死党不清楚，他们还有哪些阴谋不清楚。另外 “文革”以来林彪是唯一的副主席，他接班人的地位又写入党章，现在他突然叛逃，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个180度的大转变，事实公开后广大干部、军队的指战员、群众能不能接受？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引起政治动荡？国外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必然会利用这件事制造事端，等等，这都要考虑。处理得如何，关系到国家、党安危，关系到军队的安危，关系到人民的安危。当然要十分稳妥，要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要掌握主动权。做好最坏的准备，要将不利的因素降到最小的范围，使国家平稳渡过这个危机。

华国锋深情地说：

党和国家出现了这么大的事，处理妥善，国内这样稳定，首先是毛主席把舵，总理的功劳也大得很。毛主席、周总理在处理林彪自我爆炸的突发事件，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9月12日，总理把黄永胜留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林、叶知道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到处找黄永胜，也找不到，一下子就打乱了林彪的部署，使他们惊恐万分。这步棋很重要。总理在政治上很敏锐，政治斗争经验丰富。他从1927年起就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他的水平，一般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不能相比。

庐山会议后，主席对我说： “你不要上坏人的当。”我心里一惊，我认为问题已在会上解决了。但是总理知道庐山的这场斗争，不是陈伯达就能发动的，每个组都有他们的人煽风点火。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是临时决定。他讲完话，吴法宪就要求重放录音。各组讨论时，黄、吴、叶、李、邱在各组煽风点火。主席一看就知道他们背着他有组织有计划地这样搞，很生气，马上要下山，是总理劝住了主席，再分头找人谈话。所以总理对这场斗争心中有数。即使没有我从长沙带回来主席讲话的记录，我想他也会觉察到林彪的阴谋。当然，他看了主席的讲话，心中更有底了。

处理林彪事件，是总理亲自主持，有李德生、纪登奎参加，李震负责具体事宜。大事总理向主席汇报，具体事都是总理处理。

华国锋说：林彪出逃，机毁人亡，是他自我爆炸。这种结局从结束“文革”来说，是最好结局，有利于军队干部认清他的真实面貌，有利于肃清他在国内外的影响。

毛泽东与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华国锋说：

在多年的斗争中，中央形成了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老一辈领导核心，他们在党内外、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我的心目中也是这样。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中央的情况并不了解，对中央的复杂斗争不了解。这次亲自目睹了毛主席、周总理是如何应付这个突发事件，如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的，获益匪浅，增加了我在高级领导层中的政治斗争经验，学会如何应付突发事件，如何对付反党集团，如何粉碎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后来当历史把我推到第一线时，和 “四人帮”的斗争中，借鉴了这个经验。

打前站，赴广州军区清查林立果黑据点；做善后，留广州揭批林彪集团罪行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工作感到满意。“九一三”事件前，华国锋奉命回京向周恩来汇报毛泽东南方视察讲话内容，使周恩来事前详细地掌握了毛泽东的意图。从此，周恩来更加信任、倚重华国锋。9月30日周恩来提议，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

10月6日，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来访。12日，周恩来陪他去广州。广州是林彪影响比较大的地方。周恩来借机到广州军区做工作，派华国锋和李先念打前站，负责安全，了解情况，做准备工作。华国锋是广州军区政委，到广州工作，顺理成章。

在火车上，华国锋把毛泽东在武汉、长沙讲话的记录给李先念看。李先念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因周恩来很忙，华国锋到周恩来那儿汇报，都比较简短，而和李先念谈得比较多，常常是边谈边议。

到了广州，华国锋、李先念自知责任重大，要做到万无一失。凡是周恩来要去的地方，他们都到现场一一检查了。他们的另一个使命是督促、帮助广州军区进行清查，凡是林彪集团活动的据点，他们都实地查看。广州军区将林立果的黑据点也端了。

华国锋、李先念到白云机场看了专门为林立果修的别墅。别墅伪装得很好，建在绿荫深处，从远处看不出此地有房屋。门口有个踏板，不知内情的人一踏上踏板，报警器就会发出警报。楼里有可以接收香港电视的天线。林立果将电器设备放在地下室。现场没有破坏，都已拍照。民航局的宾馆是林立果的据点。林立果为了搞阴谋通过丰润公司下面的工矿产品部进口了不少特务器材，以后将这个部的副经理撤了。

10月12日，周恩来陪塞拉西皇帝到广州，和李先念、华国锋一起住在东山小岛。李先念和华国锋奉周恩来之命召开了广州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会议扩大到军级干部。

周恩来两次召集广州军区负责人开会。随后，周恩来在广州军区大礼堂向师以上干部作报告，到会的有千人以上。中央的政策是挽救，争取，教育，明确规定“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轻易怀疑”。中央利用一切机会做部队同志的工作，稳定军心，稳定局势。

13日晚，周恩来离开广州回北京。周恩来走后，华国锋、李先念搬到南湖宾馆，继续召开广州军区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是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第二是表态。虽然广州军区是四野南下的老底子，黄永胜、邱会作都在此工作过，特别是黄永胜工作的时间更长，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造反！”广州军区几位领导都是听毛泽东话的，他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从长沙回来就向军一级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南方视察讲话，在关键时刻站住了脚。

会议结束后，华国锋和李先念按计划坐火车北上。华国锋回湖南，李先念去湖北，分别向两个省的党政军干部传达“九一三”事件经过及中央的精神。传达完毕，两人如约在郑州会合。华国锋和李先念一起向河南省党政军干部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传达中央决定。顺利完成任务后，华国锋和李先念一起回到北京，这时已是10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