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写关于象棋方面的文章比较多，一是兴趣使然，面对最喜欢的棋手被群起而攻的现象，总想在一片喊杀声中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哪怕这声音极其微弱，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

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是某种切割的开始，与诗歌或者是一些令人疲乏的现象的切割。

记得之前，无论是要写点什么，就总会有朋友好心地提醒我应该注意影响。得罪人没必要，树敌多了，可能会影响后续发表作品或者获奖。

我理解朋友这样说的苦心，要学会做乖孩子，不要在网络上“惹是生非”，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当然也清楚亮出自己的观点，可能会引发什么后果。但我更相信一个文明的社会是有底线的，一个健康的诗歌或者文学生态，是能够允许并接受诗人讲几句真话的。

更何况，批评的声音或者不和谐的声音消失以后，为数众多的诗人、部分作协与刊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就真的消失了吗？

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已经受到过惩罚。关注我公众号的近9000人中，就有一部分拿着放大镜挑刺，一旦逮住可能的马脚，立刻举报。

写这篇推文时，距离上次举报被封号，应该刚好一周。

这几天，泥流公众号貌似又惹出一场不小的风波。貌似又得罪了人，影响到某些人花钱求“进步”的途径，也影响到某些野鸡刊物营收的途径。挨骂是应该的，所以，相关公众号推文下，任何难听的声音我都理解。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可能更具有攻击性，势必会冒犯到很多很多人。

我们的诗人、作家，站在讲台上讲课，一引用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旦到了真正需要亮明态度的时候，最关心的往往却是自身的蝇头小利，关心的是说几句话会不会影响获奖、发表，会不会得罪人。

我们的诗人、作家甚至某些机构，眼睁睁看着某些人盗用各种旗号，公然经营非法出版物，败坏文学和正规刊物声誉，大肆敛财，给普通文学爱好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坚决不吱声！《西部散文选刊》这样的非法出版物只是个案吗？一些刊物出租下半月刊，给部分人牟利，一些如《青年文学家》之类的所谓正规省刊，长期出卖版面。这些事情有那么难查吗？有关部门真的一点都看不到吗？

不是查不到，也不是没法查。很多时候，不过是怕担责，怕惹事，仅此而已。

我们的作家、诗人，精明到连在朋友圈点个赞都是计算过利害得失的，哪些人必须无条件赞，哪些人是潜在的危险因素，必须远离，盘算的一清二楚的。

逢迎主编、编辑的姿态，甚至到了让人恶心的地步。

有时候我会想：这样一群精神上的侏儒，究竟能写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来！

但我这样的屁民，怎么想，都不影响表面上的繁荣和和谐。

我们总是习惯了在没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优先想办法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昨天还有人问我是不是跟郑正西、吴焕唐、阿独等人是一伙的。我就笑了，即便是再不济，我也不至于沦落成郑正西那样的连诗为何物都不知道的网络混子。但我跟你们这些遇到任何事情第一选择是明哲保身的所谓作家、诗人就是一伙的吗？我呸。

无论是诗人，还是各地作协和刊物，个人以为，都无须将批评的声音视为洪水猛兽。除非是恶意攻击，否则就大可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什么都不让说，处处遮掩，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事实和谣言齐飞，原本没什么大问题，却因为处置不当，慢慢变成了不可触碰的硬伤。当下，为数众多的诗歌爱好者，对各地作协和刊物的敌视或者不信任，难道不是部分乱象没有得到根治进而影响到大家对整个文学生态都产生了严重怀疑？

讳疾忌医的结果只能是病入膏肓。

我们付出或者承受的代价已然太大了，诸如《诗刊》《人民文学》《十月》等优秀期刊，因为一些不入流的非法出版物和野鸡刊物收费上刊而蒙受误解；诸如汤养宗、陈先发、胡弦、阿信、韩文戈、李志勇、江非等优秀诗人，因为一些不入流的诗人，做的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抄袭等破事，而整体被误解。

对于不明真相的大部分诗歌爱好者或者吃瓜群众来说，真相的缺失，往往意味着谣言或者误解滋生的土壤。他们评判作协、期刊或者诗人，从来都不是哪些好，哪些是害群之马，而是你们作协如何如何，你们期刊如何如何，你们诗人如何如何。

难道这些问题，真的不值得我们每一位身处其中的人反思？

谁不想做个人见人爱的乖孩子？谁愿意说几句真话就惹得猪嫌狗不爱的？

我们的诗人，难道就没有一点问题吗？高傲自大的、目中无人的、阿谀奉承的、趋炎附势的、矫揉造作的、是非不辩的，再加上抄袭的、追名逐利的，诗歌的形象在大众心目中一跌千丈，难道真与这部分诗人没有一丁点关系吗？

我已经40岁了，我有我自己的思考和观点，不是小孩子，更不是提线木偶。对于有些事情，我有清醒的认知：失之我命，得之我幸。

我始终坚信一点：批评的声音或许刺耳，但未必都是坏事；赞美的声音或许动听，但未必都是好事。

来源：泥流，作者：马泽平

本文初摘录于：2024-07-07，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4-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