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主席忌日，似乎不应该提其他话题。但是，斗争激烈，容不得我们放松。

这是与一位网友的聊天。

关于中美货币大放水，这位网友使用了“同步”一词，颇为传神，颇有点睛之意。

“放水”，就是大量发行货币的意思。

为什么中美在货币“放水”方面居然能“同步”？中美是什么关系，居然在货币“放水”方面能够“同步”？是商量好的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我看到被尚书省邀请的几位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他们最大的问题：

一是没有从货币主权的角度谈中国经济问题，没有意识到，因为相当一部分货币主权旁落于外资、买办金融资本，导致了中国经济实际上分为主权经济和买办经济两个组成部分。

二是没有从所有制角度讨论问题，没有意识到，这两个所有制不同的经济部分，主权经济，是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而外资金融资本（特别是美国金融资本）和买办金融资本，是为了侵占中国人民币的货币权利和权力，是出卖和破坏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

三是没有意识到，这两个经济组成部分，是尖锐斗争的关系，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四是未意识到，中国的银行体系，作为客观上控制货币发行权的体系，买办性很强，已经不能正常为发展主权经济而发行货币，相反，这个货币发行体系，却在为发展外资和买办经济而发行货币。

五是即使是中国的银行体系，在货币发行方面，也在边缘化，人民币的发行，逐渐转移到控制金融市场的金融资本手中。

六是所有经济学家，只及现象，未及货币主权、金融主权、经济主权这些本质，他们提出的建议，文不对题。

七是按照这些经济学家的建议，中国经济只会进一步殖民地化，以国有企业和民族企业、个体生产为支柱的主权经济，会进一步受到打击。这和“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制造业2025”“一带一路”等重大政策，是相悖的。

必须承认，客观上，这些经济学家的思维，仍然是买办思维，不识大体。至于他们主观上是怎么想的，不便推测。

中国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是税收不够吗？表面上，的确表现为税收不够，因为财政的唯一来源是利税。根本原因，却是货币发行权不在中央政权，不在财政部，而在银行。而银行，与政权、财政，是割裂的，甚至是对立的，是不服务于至少是不完全服务于中国财政和经济的。

问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的银行货币在掌握在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之后，又不服务于中国的财政和主权经济，而是服务于外资金融资本和买办金融资本，那么，我们要这种银行体系做什么呢？

中国财政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政权，实质上丧失了大部分货币发行权！而美国金融霸权，通过中国的央行制度，和金融开放政策，实质性地掌握了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控制权。

为什么美国的美元和人民币能够同步“放水”？因为，美元和相当大部分的人民币的发行权，皆在美国金融资本及其控制之下的中国买办金融资本手中！

美国，已经有35万亿国债了，国家已经破产了。为什么还能“放水”？因为中国的买办经济，承接了滥发的美元！一方面，美国金融霸权滥发美元，然后向中国输出，在中国这叫引进外资、到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优质企业借外债、批准外资在中国设立额度极大的投资和资管机构，这样，中国就按照汇率发行相应的人民币，把这些人民币交给刚刚引进的美国金融资本家及买办金融资本机构，在中国市场上使用，不交给中国政府、中国企业、中国公民使用，这就是人民币的“同步”放水。注意，是把“水”放给了美国金融资本和买办金融资本，并没有放给中国政府、民族企业和公民。

这个环节，中国人一定要清楚下面这一点：既然是美国人来中国投资，是中国的银行体系把美国的投资兑换成了人民币（即滥发、放水），那么，这些滥发、放水的人民币，虽然意味着银行的流动现金增加了，但是，这增加的人民币，必然放在美国人在中国的银行体系的账户上！银行增发的人民币，必然由美国人无条件、优先使用！这就相当于中国的银行体系，给美国金融资本“拨款”，不必还本付息！不必质押，不用担保，也没有额度限制。但是，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政府，是不可以随便使用这些“放水”的人民币的！想使用，必须还本付息、必须质押、提供担保！

中国的银行体系，不可以给中国的企业和政府贷款吗？按照央行制度、政企分开、党政分开、货币“锚”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及相关法律特别是银行法，这是不可以的，或者是很难的。而外资通过国际国内金融市场上，给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优质企业融资，则是可以的、合法的、鼓励的，还可以给中国优质企业贷款。说明外资掌握着在中国经济体制内“放水”的权力。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中国企业、中国居民要得到人民币，非常难，限制很多，要还本付息、质押、担保。而外资金融资本、买办金融资本想得到新“放水”的人民币，则易如反掌，没有数量限制。你说，中国经济在当前货币体系之下，是不是越开放越殖民地化？

财政部呢？财政部可以向民族企业、个体户、居民收点税，还有国有企业上缴些利润。是的，中国就只有这么一点货币主权了！就靠这点货币主权过日子了。

不难明白，在中国银行体系买办化的现实条件下，美元的放水，必然与人民币放水同步！美元放水，流到中国，就变成了人民币大放水，而这些水，并不用来滋养中国政府、中国企业、中国居民，而是用来滋养美国金融资本和买办金融资本，让其在中国开展采购、并购、投资、开发等经济行为，以及存贷、支付、结算、汇兑等货币行为，还有信托、基金、期货、股票、债券、保险、再保险、虚拟货币等金融行为。所谓人民币的“放水”，几乎是美元放水的影子，是美元“放水”的目的所在。

我主张由财政部掌握人民币的发行权，更加重要的是，人民币只能发行给中国国有企业和民族企业，决不能发行给外资和买办金融资本，坚决不能引进外部金融资本，坚决不能金融市场化更不能开放中国金融。所谓金融国际化、金融市场化，完全是奉送主权的叛国行为。有人反对，认为如果让中国政权掌握人民币发行，会导致人民币“滥发”，会制造通货膨胀，会让政权掠夺中国百姓。那么，让外资控制人民币发行权，滥发人民币，并把滥发的人民币交给美国人和买办资本势力，在中国使用这些人民币，就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了吗？就不会让外资掠夺中国百姓了吗？

我仍然强调：中美之争，关键在货币领域，延伸到金融领域，金融领域的争夺战，又必然立即反馈到货币领域，立即演变成货币发行权的争夺；焦点就是争取人民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这场斗争，中国方面仍然是被动的，是步步退缩的，而美元霸权则是步步进逼，处处得逞的。

在银行体系买办化、且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向金融市场转移、而金融市场又更加国际化、市场化、买办化的条件下，政权，哪里还有独立自主地“放水”的能力和渠道？

美元的放水，决不能让其“流通”到中国经济体系内！也不能让其流通到中国外贸体系内！

关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余永定同志最近发表了几个新观点，其中有“货币政策：在准通缩状态下，货币政策需要与财政政策相协调，以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我最赞成这句话。所谓“货币政策要与财政政策相协调”，就是货币发行，要听财政的！不能听“央行”的，更不能听什么外资的！银行是奴才，财政才是主人！央行凭什么有“货币发行权”？奴才要像狗一样听主人的话！不听就痛打。

货币听财政的，会不会导致中国通货膨胀？你多虑了。货币发行对商品生产、服务提供等经济发展，有引导作用，甚至一定条件下有主导作用、决定作用，可以大大地刺激生产和服务。所谓调控，如果不掌握货币发行和流通，仅仅通过行政手段，其调控效果是极其有限的！货币发行，才是宏观调控的最关键的手段。通货价格，取决于公有制（至少是国有制）工农商业体系，这个体系决定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所谓通货膨胀，是资本一边操控商品生产和服务提供，又一手控制商品流通、滥涨价的结果，目的在于推脱其对货币的信用责任，从社会上压榨劳动人民。既然政权控制下的公有制（至少是国有制）工农商业体系，那么，政权有足够的能力和办法决定商品定价，就可以保证大宗商品甚至是部分小宗商品的价格，那么，基本上不存在通货膨胀问题，谁也没有能力哄抬物价。

人民币放水，爱怎么放，就怎么放！放开手脚地放水！用于发展国有经济和民族经济，用于与外资和买办金融资本抢夺经济主导权。只要不放给来华的美国金融资本和买办资本，就行。这边，要独立自主地放水，另一外，要彻底切断美元流通到中国的渠道！当然，中美之间正常、公平的贸易，还是要保持的，不过，仍然争取主权人民币的计价、结算、支付权益，争取由中国主权金融机构承办相关业务，避开SWIFT体系——这是斗争，不那么容易实现。

希望余先生的这个观点，能够成为政策并落实。

鉴于货币的循环，是生产循环的决定者，如果要实现内循环，必然要抓住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用货币的内循环，控制经济的内循环。不掌握货币发行、流通、回收整个循环过程，则经济的内循环，也必然是一句空话。

关于中国经济总形势，余永定有最新说法：

——经济增长目标：2023年中国设定了5%的GDP增速目标，相比2022年的3%有所提高，显示出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积极预期。

——消费、投资和出口：经济增长的三大驱动力中，消费在2023年预计增速为8%，对GDP的贡献率较高。投资和出口则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以保持增长。

——资本形成增速：为了实现5%的GDP增速，2024年的资本形成增速需要高于2023年，尤其是在消费增速预计下降的情况下。

——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是资本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超出预期，而房地产投资增速低于预期。

——财政政策：中国已经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加公共开支和财政赤字，以刺激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政策：政府需要继续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和缓解通货紧缩压力。

——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被视为启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手段，包括广义的基础设施，如“新基建”、医疗、养老、教育和研发等。

——储蓄率问题：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需要通过提高消费和投资意愿来解决，这可能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市场信心的恢复。

——货币政策：在准通缩状态下，货币政策需要与财政政策相协调，以确保经济稳定增长。

——未来展望：如果当前的政策能够有效实施，中国经济有望在2024年实现5%的增速目标，并在2025年继续保持这一水平。

——政策建议：政府应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增发国债以支持投资，同时关注投资项目的选择，避免产能过剩。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

本文初摘录于：2024-09-13，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4-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