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切与“文革”意识形态相悖的文艺作品都遭到彻底的批判和封杀。“文革”时期，中国的整个出版业，万马齐喑。有资料显示，到1971年国有出版社仅存46家。当时，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及毛泽东著作、鲁迅著作、“样板戏”图书、个别政治文学作品、政治读物（“两报一刊”社论等）和部分通俗科技书籍出版外，其他图书的出版可谓寥寥无几。书店停止销售，图书馆停止借阅。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要求读书的愿望不能实现，图书既买不到也借不到，以致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至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这段时间，被称为“文革”中后期。其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具体过问下，图书出版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并具体体现在几种图书的恢复出版当中。

重整河山，毛泽东指示范文澜进行《中国通史》的修订出版

范文澜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郭沫若并称为中国历史学领域的开国一代。早年在天津、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因与毛泽东在读书等方面有强烈的思想共鸣，交往甚密，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

1940年春节前夕，范文澜由河南游击区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到达延安。1941年9月，应毛泽东之邀，为广大干部学习之用撰写并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在延安及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革”爆发后，陈伯达之流企图整垮范文澜，诬陷他是“保皇党”，要将他置于死地。范文澜顿感处境艰险。由于毛泽东的干预，陈伯达之流的阴谋才未能得逞。不久，在1966年国庆观礼游行中，范文澜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祝大会。当时，他站在城楼东头，离毛泽东较远。毛泽东看到后，特意走过来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公开表示对范文澜的保护。

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女儿肖力（即李讷）看望范文澜并希望他把《中国通史》写出来。他还让李讷捎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这对于范文澜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鼓舞力量。他立即行动起来，着手准备，组织续写班子。范文澜即使患病也不愿住院治疗，一心想抢时间，以完成毛泽东的嘱托，最终因体弱病重，于1969年7月29日不幸病故。范文澜去世后，毛泽东、周恩来仍十分关心《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亲自布置并多次过问此事。后来，在范文澜的助手蔡美彪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中国通史》（10卷）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齐。

正本清源，周恩来等关怀《新华字典》等辞书的恢复修订再版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语文工具书，也是第一部普及性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新华字典》初版于1953年10月。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火热的新生活产生了积极向上的新文化，这些都需要在新的字典里得到全面的体现。社会迫切需要一本反映当时知识理念的日常工具书供大家翻检学习之用。它既要肩负起规范现代汉语文化的职责，也要担当扫除当时社会文盲的任务。

作家叶圣陶从海外回到北京后，遂与一些专家讨论此事，想编一本新的字典。经叶圣陶建议，1950年8月1日具体承担编辑《新华字典》任务的新华辞书社成立了。时任社长是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他直接领导了《新华字典》的编辑工作。

经过三年多的辛勤工作，新中国第一版《新华字典》于1953年10月正式出版。从此，中国有了第一部用白话文注释，用白话文作例句的字典。随后通过不断的改进增补，在第二版中就增加了部首检字表。以后各版都根据实际情况和国家的语言文字改革动态，进行了多次修改。

1957年以后，《新华字典》正式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转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到“文革”前，《新华字典》在编排体例和汉字的字形、注音、释义等方面已成为国人语文学习工具的范本。这本64开本的小字典在普及文化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65年修订后的《新华字典》，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劫难，书被封、版被毁。

从1970年秋开始，周恩来排除了各种干扰，亲自抓《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

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文化组、科教组、出版口等方面的负责人举行会议。周恩来针对群众反映的“中小学生没有字典用”“青年人没有书看”等问题，对出版工作提出批评。他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要懂得水有源树有根，《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而来的嘛！”

会上，周恩来指示科教组负责组织力量，对《新华字典》进行修订，争取早日出版。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新华字典》进行常规的修改非常困难。当时修订小组的很多专家，因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遇到与所谓“封、资、修”相关的条目，几乎都作了改动，提出了400多条修改意见。周恩来看后指出，还是不要大改，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之外，其他的不需要改动，就这样，只修改了64处。

1971年6月，“文革”开始后首次推出的《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版）终于正式出版，全国征订数达8482万册。

至2011年6月，《新华字典》已推出了11个版本。

《新华字典》迄今累计发行4亿多册，重印200多次。至此，在中国，无论是大中专院校师生，还是中小学生，无论是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百姓，《新华字典》已成为人们学习、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释难解惑的案头必备之工具书，而且也是人们相依相伴的无声老师，影响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历程。

同时，《新华字典》也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纵览新中国60多年来的各类出版物，没有能与之比肩的。

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具体布置下，开始或陆续出版和修订了《辞海》《辞源》，新编了《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等重要辞书。

几起几落，“文革”前后毛泽东、周恩来关注古籍图书“二十四史”、《清史稿》的整理点校工作

在“文革”期间，破“四旧”的政治风暴席卷整个中国。中国出版业除了领袖著作和关于儒法斗争等配合“形势”的出版物外，其他能够出版的古籍图书寥寥无几。但是，有一项巨大的历史文化工程，却是在这一阶段进行的，这就是中华书局整理点校的“二十四史”、《清史稿》。

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实际上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始全面实施，并在“文革”中延续进行的。

1954年11月，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范文澜、吴晗为召集人，翦伯赞、侯外庐、向达、尹达、刘大年、黎澍、金灿然、王崇武、顾颉刚等为委员，并组织了一大批学者整理点校。

标点《资治通鉴》，王崇武为召集人，顾颉刚为总校对。参加标点的有聂崇岐、齐思和、张政烺、周一良、邓广铭、贺昌群、容肇祖、何兹全。1955年底，标点工作完成。古籍出版社于1956年6月出版。此后转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今日流行的定本。

1958年9月，顾颉刚接受中华书局的邀约，标点《史记》，并加以校勘。是年9月13日，范文澜、吴晗、尹达、侯外庐、金灿然、张思俊开会讨论此事。其间，大家经过研究，后经吴晗、齐燕铭、金灿然等商量，将点校工作

由“前四史”扩大为整个“二十四史”。此举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一开始标点《史记》，是准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他们选了金陵书局本做底本，此底本是清代张文虎校勘的。他写了五卷《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有50万字。本来准备附在《史记》后做校勘记，但因时间太紧，最后没有出版。所以，《史记》是唯一出版时没有校勘记的点校本。

1958年底点校完毕，1959年9月点校本《史记》由中华书局出版。

至“文革”爆发前，“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得以标点出版。

“文革”开始后，顾颉刚的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点校工作也因此停顿。

1967年4月20日，中华书局革命委员会奉戚本禹“抓革命、促生产”之命，又以10人设业务小组，重整故业，继续点校“二十四史”（约计4500万字），计划组织社内40人及社外30人办理，限一年之内完成点校250万字的《旧唐书》和整个“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工作。于是，中华书局重新启动“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因受“左”倾思潮影响，规定点校工作承担有批判帝王将相的政治任务。他们另制订了一些凡例，甚至认为标点也有阶级性，要用标点为武器，批判帝王将相，偏离了学术工作的方向。尽管不到半年就结束了，时间很短，但对“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破坏极大。

进入20世纪70年代，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过问，点校工作得以继续。1971年4月，全国出版会议在北京召开，“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重新启动。其间，由于毛泽东对历史的偏爱，姚文元再次提出标点“二十四史”的建议，以“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周恩来在姚的信上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在阶级观点问题上，周恩来说：“不要搞这个了吧，标点只能反映原文的意思，怎么能体现点校者的阶级观点？！”周恩来对“二十四史”、《清史稿》的编辑整理工作给予了许多具体指示，甚至拖着病体亲自阅稿。

4月7日，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及国务院出版口、中华书局领导并学部军宣队领导来到顾颉刚家中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4月29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标点印行会议召开。5月中旬，毛泽东批准了此次会议所拟订的工作计划。

当时，因顾颉刚年高体弱，以后整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组都由白寿彝任组长，赵守俨、吴树平任副组长，由唐长孺、王仲荦、翁独健、郑天挺、陈述、王毓铨、邓广铭等史学专家分工合作完成。《清史稿》由罗尔纲、启功、王钟翰、孙毓棠分任点校。经京、沪两地前后80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于1973年底点校完毕。1978年春，点校本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共计3758卷、3800万字，单行本分订299册。

1975年10月，周恩来在病重期间，向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图书馆（后改称中国国家图书馆）提出，应尽快把全国古籍善本总目编出来。但在当时情况下，这一指示没有得到落实。1977年春“文革”刚结束，国家文物局即遵照周恩来生前指示，着手布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的编纂工作。其后历时18年，约集众多学者，从近800多个藏书单位，采辑我国传统善本书目6万多条，计13万部，按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陆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收书规模之大，是中国历代所编古籍善本总目所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