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才告诉我，当时我摔得人事不醒，他们把我抬回来。团长、政委都很着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去跳高了。

十团的团长叫戴福胜，是湖南人，政委叫李纯安，是个知识分子。李政委看我在十团当文书当得还可以，就想把我留下。有一天他告诉我，他们已经研究好了，我不再回十一团，就留在十团政治处当青年干事，管青年团的工作。

我虽然早已加入了共青团，但究竟怎样搞青年工作我还是不太懂。反正是在政治处挂个名就是了，很少真正做青年工作。我成天跟着团政治处主任赖际发跑来跑去，部队天天都有战斗准备，经常行军打仗。有时政委就叫我在后面收容掉队落伍人员，找老百姓搞担架抬伤员。

一次，从南丰县出来的国民党军一个团占领了甘竹镇，师部下令要我们去把那个团搞掉。我们一跑就是三十里。可当我们赶到甘竹镇时，敌人已经跑掉了。我们占领了甘竹镇，在那里驻了大约一个星期。

过了几天，团长、政委又奉命带领我们向驿前开进。因为那里的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地主武装搞了一个大刀会，他们个个手持大刀，头上缠着红布，赤臂，穿短裤。他们喝鸡血为盟，说是枪打不进、刀砍不入。

到了驿前，我们刚刚摆开阵势，大刀会呼啦呼啦地上来了。他们一支枪都没有，都是清一色的大马刀，个个都是一副不怕死的样子，很威武。我们走在前面的部队看到他们这个样子，有点害怕，就不够沉着，枪也打不准了，一连放了几排枪也没打到敌人。于是，有的战士真以为他们是刀枪不入呢，就往后跑。 我们团长打仗有经验。他把散乱的队伍重新集中起来，排成前后两排。

前面的一排跪着，后面的一排站着。由团长统一口令，一，二，三，两排队伍一起放排枪。结果大刀会的人一片一片地往下倒，剩下的没命往回跑。他们跑我们就追。这一仗，我们一个伤亡也没有。虽然没有缴到枪，但是缴获了一堆大马刀。战斗结束后，团长集合部队讲话。他说："什么刀枪不入，你们看，这到底是入还是不入呢?"从此以后，我们再打大刀会就很沉着，也很有把握。大刀会再也不敢向我们挑衅了。

打完这一仗，我们全团又回到甘竹镇，继续负责警戒南丰方向的敌人。

一天团政委李纯安把我叫了去，说师部来了电话，叫我到师部去，师长有话要和我谈。我说："我连师长的面都没见过，都谈什么呀?"政委马上安慰我说："你别害怕，我派一个人带你到师部。"说完，他当即派了团里的书记官和我一起，赶到驻在广昌的师部，见到了师长龙普霖。

龙普霖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黄埔学生，当时担任我们广昌独立师的师长兼政委。我们师里没有副师长，也没有参谋长，只有几个参谋，可以说师部领导就他一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官，心里很害怕，但师长对我挺和气，我紧张的心也就慢慢松弛了下来。

他先问了我几个问题，问我是哪里人，多大岁数，什么时候参的军，什么时候入的团等等。接着，他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对此，我都一一做了回答。然后，他开始考我，问我列宁是谁，我说听过列宁这个名字，但列宁是哪里人，我不知道。听我这一说，他高兴了，说："你还知道列宁呀，真不简单!"接着他又问我："你会唱《国际歌》吗?"

我回答说，两年前我就会了，在村苏维埃的时候，每次开大会我们都要唱《国际歌》。他让我唱了一遍，又问我为什么要参加红军。我说红军来了以后，我们家乡解放了，除了给我们家分了地，还分了茶山，每年可以收到几百斤油茶子。再就是，我看到有的同乡，只比我先参军几个月，就当了班长，我看红军当官很容易，我想当官。

龙普霖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挺老实的，是想当官才参的军呀!"笑过之后，他又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吗?"我说："共产党我知道，我是青年团员嘛，青年团就是共产党的助手。"他再问："什么叫助手?"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有点难，于是回答说我也说不清。师长就耐心地给我解释说，助手就是帮帮忙的意思。

师长看我很忠厚、肯讲实话，就很高兴，还叫勤务兵给我倒茶。最后，他告诉我，中央准备在瑞金办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校，不久就要开学，要我们师选派一个人去学习，师里准备派我去。

我说我还是愿意留在部队，因为我担心自己去了后学不到什么东西。师长叫我不要再多说什么了，说他已经给我们团里打了招呼，事情就这样定了。学完了再回师部。言外之意，就是回来以后，就留在师里做青年工作。

可是从师部回到团里以后，大约两、三个月都没消息，我还在十团当我的青年干事。

五、 师长叛变

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四、五月间，有一天，我们全师突然向国民党驻扎的南丰开进，而且是大白天开进。在过去是极少这样做的。我们也不知道部队是去干什么，只是跟着部队前进。走了一天多，到太阳刚刚下山时，我们来到了南丰城的北边，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南丰的城墙了。这时，师里下令，让部队在一个离城只有二十多里的山上休息。

当天晚上，突然发现国民党的队伍包抄过来。正在大家准备迎敌的时候，早就对这次行动存有疑心的三个团的领导聚在了一起。三个团政委，包括十一团政委胡楚夫、十团政委李纯安、十二团政委赖际发，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三个团的领导认定：这次突然的行动是师长龙普霖想要带领队伍投敌。他们决定先带着一部分人跑到师部把龙普霖抓了起来，然后带着部队快速向北撤退。敌人以两个师的兵力在我们后面急赶紧追，但我们还是安全地撤退了。那天，一直跑到十团的原驻地才停下来休息。最后，队伍回到了广昌。

回到广昌县城，全师立即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由十一团政委胡楚夫向大家宣布，龙普霖是反革命，这次他带我们广昌独立师南下，是企图向国民党投降。他准备在南丰附近等国民党军上来，把我们一包围、他就宣布投降。胡楚夫还说，龙普霖同国民党勾结大概已经有三、四个月了，国民党还派来一个奸细到龙普霖那里当副官，由这个副官沟通龙普霖同南丰城里国民党军队的联系，并最后策划这次妄图带领队伍投敌的反革命罪行。

当时我们部队没有电台，广昌离瑞金有二、三百里，胡楚夫和赖际发带了一个连，把龙普霖押送到瑞金，当面向中央局领导报告龙普霖叛变情况。以后经临时中央苏维埃最高法院审判，将龙普霖和国民党派来的那个奸细一起枪毙了。

胡楚夫和赖际发回到广昌独立师以后，全师又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由他们报告了审判龙普霖前后情况。同时，他们还向大家介绍了中央新派来的师长和政委。新师长叫张世杰，是一个朝鲜人，会讲中国话，他同时是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的党员。政委叫史犹生，曾是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的学生，是一个久经锻炼的地下党员，到红军以后就一直做政治工作。

张世杰、史犹生来到师里以后，就着手整顿司令部、政治部等机构。一九三二年的五月底，史政委把我调到了师政治部任青年科长。当时师政治部的编制有组织、宣传、保卫、民运、青年等科。几个科长都是小青年，也都是小学毕业生。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一起行军打仗，相互之间关系很好。史政委还经常给我们讲课，讲马克思，讲《共产党宣言》，讲列宁，讲苏联的十月革命，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讲毛泽东、朱德，讲红军、苏维埃、共青团。他还告诉我们，共产党现在还处在秘密状态，不能公开党员、团员的身分，要严守秘密，服从组织，牺牲个人。通过史政委的讲课，我慢慢地开了一点窍，对照土地革命的实践，我认为史政委讲的都是正确的。就这样，我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史政委的工作深入细致，不断地和我们谈心，了解我们的思想情况。我们每次召集各团的青年干事开会，他总是亲自主持讲话。史政委对我很好，经常同我开玩笑，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萝卜"。当时我也搞不清楚这个外号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一天他告诉我，"萝卜"是洁白的，是纯洁的意思。

六、 参加青年团"一大"和在团校学习

一九三二年八月底，史政委通知我，师里决定派我作为全师共青团员的唯一代表，参加将于九月一日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当即动身到瑞金。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当时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会议也开得十分隆重。在会上，除团中央书记顾作霖作了报告之外，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张爱萍、团中央组织部长王盛荣、红四军青年部长萧华等，也都在会上讲了话。在会上，我还见到了江西军区青年部长康尔柱。算起来，他应该是我的顶头上司，因为广南独立师归江西军区管。当时，江西军区的司令员陈毅，省委书记是李富春。

开完会往回走了三天，我回到了广昌师部。见我回来，史政委便召集了全师干部和团员大会，要我在会上传达共青团"一大"的会议精神。当时我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大胆地在台上讲了一通。后来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和团中央刊物《青年实话》，还登了我们师的这次会议的情况。

到了九月底，江西军区又召开了青年工作会议，我又去军区驻地兴国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江西军区的司令部和政治部都住在兴国城外的一个大教堂里。军区司令员陈毅来会上讲了话。他讲了青年团的任务，还讲了列宁和第三国际。讲完了话，他还同我们一个个地谈话。当问到我的时候，军区青年部长康尔柱在一旁介绍，说我们师的青年工作搞得还不错。其实我那时还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康尔柱这样说只是对我们的鼓励罢了。

十月底，中央苏区在瑞金开办了第一期团校，抽调各师负责青年工作的干部去学习。我又被调到团校学习。团校开学时，团中央书记顾作霖作了报告。团校的编制和连队一样，由班、排、连组成。早上要出操，晚上做游戏。我当时被任命为三班班长，我们班共十一个人。

团校的课程包括政治课和军事课两类。政治课学习中国革命运动史、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的组织、任务等等。记得给我们讲课的除了团中央的领导人以外，还有一个理论家，叫张知心。军事课则由红军大学派来的教员负责，课程从稍息、立正等姿式开始，以后有队列训练、战术训练、班排连进攻战、游击战等。

到了十一月份，红军大学搞野外演习。我们团校八十多个人被编为红军大学的一个连，与参加演习的红军大学队伍一起，从瑞金出发，一路上演习行军打仗到了会昌。红军大学的康克清来到我们连当指导员，以帮助我们工作。她天天找我们开会，早上出发前布置工作，晚上到了宿营地又召集大家听取汇报。队伍在广昌驻了两天，听了县委、县政府介绍当地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演习结束后，回到瑞金进行总结，并召开了庆祝演习胜利大会。在会上还给我们团校发了一个奖杯。演习结束后，康克清就离开了团校，回到红军大学。

第三次反"反围剿"胜利之后，中央红军乘势展开了全面的攻势，先后进行了赣州、漳州等战役。红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的带领下，不仅曾攻占过漳州，并且还到过厦门附近。红军筹集了不少粮饷，并弄回不少的布匹和盐。上级还给我们团校每人一身戴红领章的新军装。

我在团校学习的时候，蒋介石已经集中了五十万的兵力，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起了第四次"围剿"。在国民党军五十万重兵的压迫之下，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三军不得不于十月分别撤离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向川陕边和湘鄂川黔地区转移。蒋介石随即又开始集中四十万的兵力，准备进攻中央苏区。眼看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即将打响，

形势发展需要干部，第一期团校提前结束了。临毕业时，红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青年部共同找我谈话。当时萧华已是总政青年部部长了，他告诉我，广昌独立师已经改编，与独立第四师及红军十二军三十六师共同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军，广昌独立师编为第六十四师，江西军区独立第五师编为第六十五师，红十二军三十六师编为第六十六师，红二十二军长罗炳辉，政委旷朱权，政治部主任谭政。萧华要我直接去福建邵武找红二十二军报到，由二十二军分配我的工作。他发给我一些路费和书，还有路条，当时在苏区拿张路条就可以随便通行。

我到了建宁时，遇到了宁都起义的红五军团十三军政委朱瑞。红军都是阶级兄弟，朱政委对我十分热情，招待我吃了饭，住宿了一晚，他还告诉我到邵武怎么走。

七、 参加第四次反"围剿"

到了福建邵武，我找到了红二十二军政治部，邵武县城没有城墙，只有一条大街，军政治部住在一个中学里。我找到了谭政主任，他表示欢迎我回来工作，还让青年部为我开了一个欢迎会。会后，谭政和青年部长冯功竹找我谈话，要我回六十四师工作。

我第二天就动身回到我们师的驻地。见到我回来，师长张世杰、政委史犹生非常高兴，欢迎我回来。接着，他们下了一个命令，任命我为六十四师政治部青年科长。我又见到了吴茂和等几个科长，政治部还为我开了一个欢迎会。这时，已经是一九三二年年底了。

我离开部队的时间很短，但部队的变化却很大。一九三三年一月，我刚到职不久，部队就接到上级通知，说蒋介石又调集三十多个师，分左、中、右三路，开始对我们进行第四次"围剿"，其先头部队已经向我新苏维埃区域的建(建宁)、黎(黎川)、泰(泰宁)地区发动了攻击，企图截断红军的退路，消灭红军主力。部队便开始进行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动员、准备工作。

我听了非常高兴。这是我参军以来第一次赶上的大兵团作战，而且我还听说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政委将亲临前线指挥，我更感到兴奋。我们用了三、五天的时间，征集资财粮食、动员民众和准备战场，战争很快就来到了。

这次是大规模作战，战斗是在一个宽约二百里的广阔正面战场上进行。敌人分三路纵队向我们逼近。第一纵队，纵队长罗卓英，率国民党军第十一师、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由宜黄、乐安向宁都、广昌进攻;第二纵队，纵队长吴奇伟，率国民党军第十师、第十四师、第九十师向我建、黎、泰地区进攻;第三纵队，纵队长赵观涛，率国民党军第五师、第六师、第九师、第七二九师向金溪、黎川方向进攻。中央红军当时参加战斗的有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我所在的红二十二军。红二十二军参加打的是吴奇伟所率领的第二纵队。

战役开始后，全军包括军部和第六十四、第六十六两个师，在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的指挥下，从金溪、贵溪出发，跟随主力红一军团，直接摸向敌人的阵地。由于敌人旅途疲劳，刚到达宿营地，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对我们的到来一点都没有准备，因此战斗一打响，我军就势如破竹，蒋军全线崩溃。

当时，在我红一军团和配合作战的我红二十二军的宽达七、八十里的下面战场上，到处都是枪炮声。我们由金溪沿着通往抚州的公路两侧攻击前进，吴奇伟率领的几个师则边打边退。从拂晓打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我们便占领了浒弯。我们一路收缴枪支，一路捉俘虏。吴奇伟的部队，号称"铁四军"，被认为是国民党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他们丢下的斗笠上面，都写着"铁军"的字样。可是这一仗，"铁四军"都成了大软蛋。

攻占了浒弯以后，史政委指定我带领一部分人负责收容俘虏。我把各单位的俘虏约五百余人，集中到一个村子里，将他们编成班、排、连、营，对他们讲俘虏政策，进行政治宣传工作，然后把他们移交给了红二十二军政治部。

俘虏移交后，我却找不到自己部队的去向了。我是一个普通政治工作干部，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战斗，一上战场，到处都是枪声，许多部队混杂在一起战斗，到处都是友邻部队，队伍的建制完全打乱了。一时弄得我晕头转向。后来我循着枪声前进，看哪里有送伤员、送俘虏下来的，我就往哪里去找。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浒弯南面的一座高山脚下，找到了六十四师，才归上了队。

浒弯是抚州南面的重镇，镇子很大，红二十二军占领浒弯后，继续向前追击。黄昏时，追到了抚河边。河面很宽，水也很深，敌人逃过河时淹死了不少人。吴奇伟的部队大部分被我们消灭。只有少部分逃进了河对岸的抚州城。我们也就此停止追击，战斗至此告一段落。我们师在抚河南岸向抚州城警戒，并在浒弯及其周围地区打土豪筹款，搜集盐和布匹。搞到的银洋和物资，都送到了军部。

接着，主力红军准备集中力量消灭罗卓英的第一纵队，由我们红二十二军配合作战。我们全军，于二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从浒弯南撤，星夜兼程赶往宜黄县以南的黄陂、东陂一带。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我们到达黄陂附近。当主力红军正在黄陂南面的高山上同国民党军进行激战的时候，我们赶到了，部队立即跑步前进，准备前去参加这一战斗。但我们快跑到山顶时，上面来了通报，说黄陂、霍源、摩罗嶂、登仙桥一带的敌人，已全部被我主力消灭，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被击毙，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被活捉。

由于我们到晚了一步，没有参加上这一重要战役。事后听说，这一仗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在前线统一指挥的伏击战。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一个大胜仗!

至此，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已被撤底粉碎。我们红二十二军奉命转向永丰、乐安、新干、清江方向，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域活动，继续扩大苏维埃区域。不久，我们攻占了新干县城，缴获了大批资财，扩大了红军队伍，开阔了新的区域。

八、 滕田整编

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后，一九三三年五月，红一军团和红二十二军在永丰县的藤田进行整编。红二十二军被编入红一军团，将红一军团所属的三军、四军和红二十二军的两个师编为两个师、六个团。军缩编为师，师缩编为团。红三军的九师、五师被编为红一军团第一师的一团、二团，红二十二军的六十六师被编为第三团;红四军的十师、十一师被编为红一军团第二师的四团、五团，红二十二军的六十四师被编为第六团，原几个师下属的团就缩编为营，每个营下编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

一师师部由红二十二军军部编成，二师师部则由红四军军部编成。三军军部分散做了安置。原来的师部均改编为团部，师政治部也就成了团政治处，取消了原来的编制，只高设干事若干人。经过整编，机构大大缩减了，非战斗人员减少了，部队也得到了充实。

我原来所在的红二十二军和六十四师的建制均被撤销，不复存在。整编后的红一军团军团长仍为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先后为扬宁、左权，政治部主任先后为李卓然、朱瑞。下属的两个师，一师师长先后为罗炳辉、李聚奎，政委为蔡书彬，参谋长毕占云，政治部主任谭政;二师师长先后为吴皋群、陈光，政委先后为胡阿林、刘亚楼，参谋长曹里怀，政治部主任先后为刘亚楼、史犹生等。

我们原六十四师师长张世杰被任命为六团团长，师政委史犹生为六团政委(后来升任为二师政治部主任)，团政治处主任则为赖际发。我仍然留在六团政治处，由青年科长改为青年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