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丸”号在海上漂泊了足足两周，于1895年11月17日抵达横滨港。

天公不作美，一连十几日的风雨飘摇，耗尽了孙文一行人的精力。好在四日前“广岛丸”号停靠神户港，他们迫不及待地在港口的旅馆里小歇了一晚。否则，此时怕是连下船的力气都不剩了。

“广岛丸”号还未靠岸，陈清便独掌一叶小舟驶至船旁。只见他身形一跃，矫捷地攀爬上了甲板，这算是船小贩的基本生存技能。

甲板上，已经脱了瓜皮帽、顶着一头寸板的小弟见陈清上了船，急忙转身欲去禀告孙文，嘴里喊着：“陈先生来了！”

不等他进屋禀报，听得外头动静的孙文三人便已外出迎接。

孙文率先作揖道：“劳陈兄一路悉心安排，孙某三人无以为报。”

陈清客套了一阵，叮嘱道：“《马关条约》以后，大街上的‘满仔’愈发多了。现在的横滨可不似你上回来时那般太平，还是得谨慎为上呀。”

“满仔”本为汉人对满人的一种蔑称，如今甘为鹰犬的汉人也得此“殊荣”。

孙文前番于今年一月造访日本，当时日清战事正酣，清国驻日人员全数回国避难。然而随着4月17日马关媾和，他们已陆续抵返日本。

如今，外交使节已悉数就位。反清志士再不能肆无忌惮地公然抗清了。其实，身居府衙之内的外交人员并不足为惧，蠢动于巷野之间的密探才是心头之患。陈清的叮嘱并不是没道理。

新驻日公使是一个名为裕庚的汉军旗人。清军入关前，一部分辽东汉人率先降清，降服于异族统治。裕庚的祖上便是其中一人。裕家自那后，便代代在朝为官。

孙文前脚登岸，后脚便赶赴洋装行“均昌”。当初，孙文托陈清介绍几个横滨当地“视皇帝如草芥”的人，陈清首推两人，一人是“无辫老冯”——冯镜如，另一人便是洋装行“均昌”的老板——谭有发。

不同于以抵制蓄辫、公然抗清的“无辫老冯”，谭有发乍看下仅是个老老实实的生意人，但其抗清论调比起任何起义者都不遑多让：“中国明明是汉人多，凭什么让满人做皇帝？要选，也选个汉人做皇帝嘛。”

凭此激进言论，他得了个威风无比的绰号——谭皇帝。

孙文前番赴日，未有幸会得“无辫老冯”，却与这“谭皇帝”打过照面。两人久别重逢，难免一阵寒暄。后来，谭有发道：“我这便领你到老冯店里去。老冯不是做皇帝的料，他兄弟还凑合。我瞧孙先生你倒有几分帝王之相。”

一路无话，谭有发引孙文一行人来到了位于山下町五十三号街区的文经印刷厂。

有陈清的引荐，冯镜如又见识过孙文的革命宣传册，两人虽素未谋面，却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事实上，早在听说孙文其人与起义一事后，冯镜如便拉上弟弟冯紫珊与陈清、谭有发二人，谋划在横滨当地成立一个类似兴中会的组织。

冯镜如紧握孙文双手，热忱道：“早从老陈那儿听闻孙兄，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我早知道能让老陈那匹夫漂洋过海去闹革命的，绝非泛泛之辈，在下是仰慕已久啊。”

“仰慕已久的，是孙某才对。早闻冯兄拒绝留辫，这是何等的气魄。从今日起，孙某也决意割去这条耻辱的猪尾巴。”

孙文说完，取出托小弟购买的剪子。

如此这番，文经印刷厂二楼便成了孙文一行三人的临时落脚点。

反清志士遍布各地，而真正能做到同心同德的不过寥寥数人。哪怕是共患生死的“四大寇”，也少不了有各执己见的时候。

众人离去后，房内余下孙文一行三人。

郑士良道：“听这谭老板的说辞，他仅仅是呼吁‘以汉代满’，说到底，还是个帝制拥护者。”

见郑士良郁郁不乐，孙文笑着安慰道：“凡事需循序渐进。就目前而言，‘讨满’不正是我们要迈出去的第一步吗？”

“哼，那‘无辫老冯’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如今我们寄居人下，怎么好喧宾夺主发号施令。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呀……”陈少白愤愤道。

陈少白的语气有些自暴自弃，孙文忙鼓励道：“经此挫折，当务之急，是广交志同道合的同志，这日本就是我们的第一站。少白，你这脾气是得改改了，圆滑些。”

“成，我尽力便是……”陈少白苦笑。

横滨中华街自成立至今，就没有固定的称谓。当地日本居民惯称其为“南京町”，在华人移民口中，又被唤作“唐人街”。

平心而论，当时的唐人可称得上是搭建在日本与西洋文化之间的桥梁。

横滨开港于1859年，相较因《南京条约》被迫于1842年开港的上海，整整迟了十七年。再者，清廷早在1685年便在广州置海关，设十三行与“夷馆”，供中洋商人交易。裁洋装、理洋发等手艺，早在民间普及。

彼时日本的洋装工艺尚处于莽荒。由此，谭有发与其前辈等一干洋装手艺人得以在异国开店立坊。

说来可笑，那年月，洋人对东亚的认知仅限于清国，误解日本为清国省份者不在少数。横滨开港之初，甚至有洋人雇用华人“通译”访日。

当年雇用广东人翻译到上海时，粤语与吴语完全无法沟通，好在文字相通，纸上交流即可。有此经验，倒怨不得洋人会误认为清、日两国异语同文。反而，彼时日本人的汉文辨识度可小觑不得，纸上交流竟也能够应付一二。孙文与日本支持者沟通时，便是以笔谈为主，英文为辅。

其后，孙文之所以能放心将日本事务交于陈少白管理，正是因为陈少白精通汉、英两语。兴中会成立之初，陈少白便一手执笔了所有的文书事务，若干年后，更担当香港《中国日报》主编。

孙文欲扎根日本，横滨兴中会应运而生。孙文三人不敢喧宾夺主，推举了冯镜如为会长。会党中枢职务“司库”（财务主管）由赵明乐出任，赵峄琴任书记，会长胞弟冯紫珊任干事。另有谭有发、温炳臣等会员二十余人。

建会之初的宣誓大会上，孙文慷慨陈词道：“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大丈夫安能辞之？在座之同志，不乏家大业大者，既选择入会，定已存抛却家业、投身革命之觉悟！广州虽兵败，同志须卧薪尝胆，以待雪耻之日。借此机会，孙某汗颜，欲向在场诸位暂借金五百日元[1871年明治政府将一日元的币值定为与纯金1500毫克等值，1897年1日元调整为纯金750毫克。]做军资、号召之用，请诸位务必慷慨解囊……”

孙文正说到重点，司库赵明乐坐不住了，起身打断道：“会里选我做司库，可笑库内一个子儿都没有，所司何物？这倒也罢，如今却让我们往里头搭钱财……赵某认为逸仙先生与我等志同道合，才应承下这一差使，而如今看来……逸仙先生适才的演讲，赵某难以苟同，恕先行告退。”

赵明乐说完，头也不回地推门而去。赵峄琴抱歉地向众人拱了拱手，亦随表兄而去。

何谓出师不利？横滨兴中会方成立，便失两员骨干，仅余冯氏兄弟二人。

冯镜如叹道：“还有谁要走？请趁早。”

“会长说笑了，余下的可都是忠义之士！”

本有几名会员欲起身，却被温炳臣这句抢答按回了板凳上。

冯镜如转身向孙文微微鞠了一躬，无奈道：“错在我荐人不当，倒让逸仙先生难堪了。您放心，不过区区五百日元，给我一日，少了赵氏兄弟俩，我们照样筹备齐全，苟利国家嘛……司库暂由紫珊那头接着。对了，逸仙先生这趟去美国，是一个人？”

“嗯，士良尚未受清廷通缉，我打算安排他回国观察形势。少白今后的工作重心围绕着日本和香港、台湾，不日便要起程台湾了。”

郑士良的任务为潜伏国内，重整组织，以备战下次起义，可谓身兼重任，“猪尾巴”尚不可弃。而陈少白的职责与大陆彻底绝缘，他则把后脑勺儿剃得油光发亮。

“逸仙先生的为人，我是千万个放心。这五百日元，您随意使，权当是自己腰包里的便是。”

“这如何使得？孙某在夏威夷创会之初，曾外出工作以筹备革命资金，深知赚钱之苦。冯老板的恩德，同志们不敢忘。”

孙文咧嘴一笑，但嘴角上那抹苦意，怎样也化不开。

虽过程谈不上愉快，但横滨兴中会好歹勉强成立了。自己远赴夏威夷后，那帮人是否能妥善运营，孙文自己都还得打个问号。

郑士良一旦归国，日本根据地便仅余陈少白一人。孙文仍堪忧于陈少白的交际能力，转头对横滨兴中会最年少的会员——冯镜如年仅十四岁的儿子冯懋龙道：“建华，这位陈大哥便托付你照看了。”

“好。”少年神情忸怩地应道。

“懋龙（龍）”二字不易书写，周围人平时都唤其别名“建华”。少年在十九岁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时，又改名为“自由”；而同年，东京专门学校亦改名为早稻田大学。这都是后话。

“那愚兄就有劳建华小弟关照了。”陈少白也对这懂事的少年颇有好感。

若干年后，冯自由之名响彻政界，在那前，他在陈少白手下任《中国日报》驻日特派记者，年仅二十五岁便从陈手中接受《中国日报》，就任报社社长。三十岁时，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他又转战至美国旧金山，担任《大同日报》总编辑。民国元年（1912年）回国，受聘进入南京总统府，任机要秘书一职。

他少年时便加入兴中会，投身于革命事业，精通中外革命史，在文学上亦颇有建树。他笔下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与《革命逸史》，被世人奉为辛亥革命的教科书。他的著作总离不开陈少白的题词，两人的不解之缘便是始于横滨山下町。

少年仍然有些拘束，紧张道：“不敢不敢，我脑袋木，今后要请陈大哥多多指教才是。”

见少年的惶恐模样，孙文拍了拍少年的肩膀，笑着安慰道：“好极了！那我便代少白认下你这个弟弟了。不说笑，我与弼臣不日便要起程，留少白一人在日本，还真有些放心不下。别看你这哥哥已年近而立，却是一副怕寂寞的孩子心性。”

听到这评价，在方才的会议中及时发言的温炳臣笑道：“得了，少白兄别嫌闹腾便好。我的弟弟惠臣这些日子便要到日本，那小子今年刚十六，我打算安排他到少白兄身边做个跟班，有什么跑腿的活儿，尽管吩咐他便是。”

“如此甚好，别看少白在外人面前略有拘谨，对晚辈却是一副大哥派头，只求惠臣小弟不嫌弃才是。”

说句题外话，陈少白原名陈白，这个“少”字是其后添上的，他的理由很随意：“我怎敢与诗仙李白同名？他是太白，那么我便降一级，改名为少白吧。”

这说辞看似随意，却隐隐透出陈少白性格中拘谨的一面。但孙文心里透亮，陈少白所表露出的拘谨仅是为了强掩其个性的锋芒。

陈少白俊美儒雅、博学古今，诗词歌赋样样皆通，琴棋书画无一不精。然而，就是如此一个本该受旁人仰慕的风流才子，其后却得冯自由如下一通评价：度量偏狭，语出尖刻，人多惮之。

这番评价，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即陈少白平日里话不多，却句句带刺，字字锥心，丝毫不顾情面。

“四大寇”中的尤列性子与陈少白相近。所谓“同性相斥”，每当“四大寇”聚齐议事，陈少白、尤列二人总会固执己见，据理力争。久而久之，两人的关系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再加上孙文次次袒护陈少白，导致尤列再不愿出席议事。塞翁失马，与兴中会闹僵的尤列只身远赴东南亚，在当地一手操办了中和会，其作为倒远不亚于在兴中会之时。

广州乙未起义作为反清第一竿，虽败犹荣。尤列虽中途与其余“三大寇”分道扬镳，四人仍旧殊途同归，以各自的方式向着初衷笃实迈进。

“广州那头，保管在黄旭初账下的资金还剩有些许，清廷估计还未察觉。你回广州后，先用这笔钱把廖大竹那头的账清了，未被缴获的武器尽量出手吧……最重要的，你得留些钱，作为牺牲同志家属的抚慰金。皓东的家属自不用提，还有程氏兄弟，他们也是我同乡……他们本是朝廷的人，却为革命而牺牲，每每想到此处，孙某夜不能寐呀。”

郑士良返程前夕，孙文事无巨细地将归国后的事宜一一交代。当初孙文三人逃得仓促，内地群龙无首，想必已是乱作一团。郑士良身负重任，脑后的“尾巴”怕还得留些时日。

孙文、陈少白二人虽已削辫，但前脑毛发未生，实在有碍观瞻，便向温炳臣借了两顶帽子，平日里做日本青年打扮。

转眼间，孙文已在横滨逗留月余，他的心思却时刻远系夏威夷。毕竟在他眼中，夏威夷俨然是他的第二故乡。这趟返乡虽难称荣归故里，但依然难挡孙文与家人同窗相聚的迫切心情。

当然，横滨亦非毫无流连之处。至少在此处，他可以与刚结识的同志，就中华的未来侃侃而谈。这一天，他拜访冯府，恰逢冯懋龙偷闲读《三国演义》，便问道：“建华，你最欣赏《三国演义》里的哪位豪杰？”

“诸葛亮！”少年不假思索便答道。

“读史，要学会鉴古观今。曹操是为一代枭雄，当今世上，有一人与其比肩，那便是原北洋大臣李鸿章。当然，也不乏真豪杰。这位‘曹操’麾下，以身殉国的丁汝昌便可称英雄。而如今，能救我中华于水火的，非孔明一般的圣贤不可。”

孙文也年近而立了，但一言及《三国演义》，兴奋劲儿一点儿也不输给十四岁的小少年。

实话直说，孙文早在与少年一般年纪时便随母移居夏威夷，就读伊奥拉尼学校接受西方教育，对三国的了解远不及同龄人。加之其归国后，继续就读于洋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接触祖国古典与历史的机会仍然少之又少。

孙文早年便意识到这一问题了：“我欲改革祖国，却未学习祖国，他日必有后患。”

在此危机感的驱使下，孙文开始研读古典。他一方面照常接受学校的西方教育，另一方面聘请当时的汉学大师区凤墀到家中施教。赴广州学医时，也常与广东大儒陈仲尧先生来往。此后转校至香港西医学校，碰巧陈先生也移居至香港，孙文得以继续研习汉学。

这区凤墀不得不提。他不仅是名满广州的大儒，亦是基督教的传教士，早年曾在柏林大学任教中文。孙文的两个名号，“日新”与“逸仙”，皆是出自他之手。

数年钻研，至乙未起义时，孙文的汉学造诣在同龄人间已然出类拔萃。

与冯懋龙、温惠臣等少年郎的邂逅，让孙文多少解脱于乙未惨败的苦楚。至少，这些少年会将同志们的努力与牺牲传于后世，陆皓东等殉国者，后世也会如《三国演义》中的英雄一般，受后人敬仰。

“满仔竟暗中要求日本政府将孙先生引渡回国。恬不知耻！他们莫是忘了，当初是谁将台湾拱手让给日本的！”

见少年愤恨不已的模样，孙文不怒返笑道：“滑稽，滑稽，既已削辫，我们便不再是清国的子民，何来引渡一说？”

孙文逃亡途中，消息闭塞，尚不知新军内应程奎光受刑身死之事。抵日后，此噩耗才随之传来。

程奎光，字恒敦，广东香山人，生前任广州水师统带（指挥两营的队长军衔）。他毕业于福建马江水师学堂，曾留洋英吉利。甲午战争的战败，让他认清了清廷的羸弱，自那后便与兴中会等革命组织来往甚密。

据线报，清兵上门逮捕时，程奎光已重疾不起，无力抵抗。相传，他患的是痔疮晚期，已无法步行。清军只得用担架将其抬往常务处。一路摇晃，导致其暗疮溃裂，直肠挤出肛外数寸，浑身是血，已然奄奄一息。在接受六百棍刑，他反复喊着四个字——满奴可杀！

无论是赴义于拷问的陆皓东，还是毙命于军棍的程奎光，他们的牺牲仿佛一根刺，深深扎在孙文心中。

总督谭钟麟自然不会糊涂到将程奎光之死上报朝廷。若是上头追查下来，必然会牵扯出起义一事。同样的，孙文不得不将对牺牲同志的哀思深埋，毕竟，他位处起义军的精神领袖。只有在纯真少年面前，他才敢将深埋的伤神表露一二。

冯懋龙、温惠臣两名少年，也将孙文视作了推心置腹的长辈。冯懋龙甚至向孙文透露，其祖父冯展扬暗通太平天国，被清吏迫害于狱中一事，他咬牙恨道：“父亲与清廷有不共戴天之仇，其后又被诬陷为‘红头贼’，我们一家这才被迫逃亡至日本。”

祖父丧命于清廷之手，虽那年月尚未有相片，少年甚至连祖父的相貌都未见过，但心中的仇恨丝毫不亚于父亲。

孙文试图安慰道：“我年幼时，常听说红头贼的事。在我的印象里，他们并非是反贼，而是庶民的保护神。”

红头贼为太平军的分支，划分阵营的话，孙文将其看作自己人。

顺道介绍一下“太平天国”。1851年，洪秀全于广西金田村揭竿而起，短短两年时间，便攻陷南京，改名为“天京”并定都，“太平天国”政权由此产生。1864年，“天王”洪秀全服毒自尽……

起义之初，洪秀全自称上帝耶和华的次子、耶稣基督的弟弟。太平军势如破竹，一路北伐，洪秀全担心后方起变故，派部将陈金刚至广东另外组建了一支队伍。将士们均以红头巾为标志，因此得名“红头贼”。

“听父亲说，祖父他医术超绝，一心要悬壶济世，奈何生不逢时……我觉得，从孙先生身上能看见祖父的影子。”少年暗中满溢着孺慕之情。

“过誉了……冒昧一问，令尊是在甲午战败后才削辫的吗？”

祖上之仇，加之战败之耻，足以让这家人下决心与清廷划清界限。在一旁的陈少白插嘴道：“在海外，削辫可不是什么稀罕事。只是，如冯老板一般堂堂正正者毕竟少数，大部分还是像‘广岛丸’号上的小弟那样遮遮掩掩罢了。”

“只恨我还有任务在身，我现在是恨不得早一日摆脱这条‘猪尾巴’呀。”郑士良拍了拍后脑勺儿，豪迈地笑道。

孙文将视线转向郑士良、陈少白二人，心中微叹：处世圆滑为社交之本，平心而论，生性刻薄的陈少白绝非招揽同志的最佳人选。但陈少白善于文笔，精通洋文。那年月，中日交流多以笔谈为主，辅之英文。由此看来，执行这项任务的人选还非他不可了。

孙文最重人情世故，本欲留郑士良担当此任的，奈何内地那头的善后又离不开郑士良。他将冯镜如筹集的五百日元分于郑、陈二人各一百日元，自己留下三百日元用作宣传经费。

孙文无奈道：“我希望你们能各自谋生，革命尚任重道远。前番我募集经费，众会员的态度你们亦看在眼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呀……冯会长对我们已仁至义尽，我们绝不可得寸进尺。此番他还为少白在当地谋了个生计，少白，你可得好好感谢人家。”

冯镜如名下的文经印刷厂近期正策划出版一套《华英辞典》，便顺水人情聘陈少白做主编。六十元月薪虽不高，但难得的是一份固定的收入。

冯镜如怕陈少白多想，曾直言道：“按说，谋这差使的人可不少。我之所以挑少白兄，也没别的意思。其一，少白兄是同志，我信得过。其二嘛，主编这本中英辞典，单单会洋文可不成，还得像少白兄这样中、英两通的人才，才可以胜任呀。”

冯镜如这番话给足了陈少白面子。陈少白心中畅快，却佯装冷静，仅沉默地回了一揖，也难怪孙文还责备他“不够圆滑”。

如今一人留日本，一人返内地，一人游世界，分别在即，孙文免不得又要多唠叨两句，奉劝陈少白低调做事，圆滑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