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军队能否保持忠诚，主要视发生在莫斯科街头的状况而定。莫斯科人最初看到坦克出现在街市上时惊讶不已，但是他们随后采取的策略对政变策划者来说是极具破坏性的：他们要迷惑住这些“男孩”。
“我愿你一切安好，米哈伊尔。”这是老布什在他的小录音机上录下的最初几句话。在布什担任总统的这几年，他一直记录语音日记，他在日记中分享了那些他不愿公之于众的想法和情感。1991年8月19日夜，随着布什在录音机里录下了另一段心声，他的思绪已飘过美国的海岸：他在想戈尔巴乔夫。布什继续说：“我希望他们没有虐待你，你富有建设性地、卓越地领导了你的国家。你受到左派和右派的两面夹攻，但是你应该受到充分肯定。现在我们并不知道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在哪里，身处何境，但是我们应该支持你，很高兴我们一直支持你。虽然电视上会有很多人滔滔不绝地对我们说，我们哪里做错了，但是，你的所作所为对你的国家而言是正确的，是强有力的，是有益的。”
布什总统一整天都在整理思绪，他在日记中将这一天称为历史性的日子。因为在遥远的莫斯科，就在这一天，戈尔巴乔夫的前盟友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宣称戈尔巴乔夫的健康状况不佳，将他赶下了台，坦克也开上了街道。布什几周前刚从莫斯科回来，不承料想到苏联局势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布什前一晚住在他位于缅因州肯尼邦克港的瓦克坡私人度假别墅，他只有一项日程，就是在第二天早晨6点半起床，赶在“飓风鲍勃”到达海岸之前，和住在肯尼邦克港诺南特姆酒店的斯考克罗夫特以及效力于波士顿红袜队的著名棒球投球手罗杰·克莱门斯一起，打一场18洞的高尔夫球。布什刚就寝不久，就被斯考克罗夫特打来的电话吵醒了。这位国家安全顾问打电话来，既不是关于高尔夫球赛，也不是汇报因天气原因而计划生变。情况和一年前的夏天类似，那次是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这次是莫斯科发生政变了。这一消息事关国际政治，不仅高尔夫活动要取消，美国总统整个假期也因此泡汤了。
半小时前，斯考克罗夫特平静地躺在床上看着电视。电视调至24小时滚动播出的美国有线新闻网的新闻频道，他听到播音员谈到了戈尔巴乔夫，说他因为健康原因辞职。但一切听起来似乎不是这么回事：就在数周前，斯考克罗夫特刚见过戈尔巴乔夫，苏联总统看上去很健康。他开始仔细地听起了新闻。
接下来，莫斯科方面宣布了此事，一切已确定无疑：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通报了戈尔巴乔夫的病情，并成立应对紧急状态的委员会。掌控委员会的人是以亚纳耶夫为首脑的强硬派人士，包括克格勃和军队领导人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元帅。几周前，他们还都是布什举行的莫斯科宴会的座上宾。随后，斯考克罗夫特叫来了他的助手盖茨，让中央情报局确认此消息是否属实。他随后召来了住在同一旅馆的副新闻秘书罗曼·波帕迪乌克，让他起草一份声明，因为一旦情况属实，声明就会派上用场。
斯考克罗夫特随后致电布什总统，向他汇报了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一时间，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没有任何政府渠道能够单独确认此事。“天哪！”这是布什的第一反应。他们商量要如何应对此事：记者已经不断地敲着波帕迪乌克居住的旅馆的房门。“总统想给予强烈谴责，但是如果政变成功了，无论这些人的行为多么令人反感，我们都必须与之共处，我们应该加以谴责，但不能不留退路。”斯考克罗夫特事后写道。
他对事态的预判并不乐观：报道中的政变，得到了如此多握有权势之人的支持，政变很可能成功。斯考克罗夫特建议布什总统在任何公开场合提及此次政变时，皆使用“宪法外”一词。在布什回去睡觉之前，他们一致同意，斯考克罗夫特应该彻夜监控事态的发展，并在第二天早上5点30分给布什打电话。波帕迪乌克向媒体做了简短发言，承认政府尚不能单方面确认莫斯科发生的事件。他对斯考克罗夫特说，总统在上午必须对媒体发言，他不能在高尔夫球场上就政变给予评价。斯考克罗夫特应声道：“反正早上也可能会下雨。”打高尔夫球的计划彻底成了泡影。
除了可以肯定政变确实发生了之外，到早上为止，事态并不明朗。戈尔巴乔夫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现在能期待些什么？密谋者有什么打算？此次政变对于苏美日后的关系和苏联本身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人人皆知这次政变事关重大，影响深远，可是，无人确切地知道这一切的后果。
和以往一样，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各种可能情况。分析认为，只有10%的可能回归到改革前的政体，有45%的可能性是强硬派和民主派陷入僵局，还有45%的可能性是政变失败。中央情报局比斯考克罗夫特更加怀疑密谋者成功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未能发现重要的事先准备：如果直到最后一刻政变才策划好，那么就不可能面面俱到。然而，这毕竟只是人们对事件走向的推测。
布什与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交换了意见。他们和布什一样，对此事倍感震惊。布什告诉密特朗，戈尔巴乔夫已经被出其不意地拘捕了，这是斯考克罗夫特上午早些时候告诉他的。那天，布什在他的录音机中录下了这段话：“如果连他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知道？”然而，情况似乎有些糟糕：中央情报局不仅没发现政变的预兆，而且还使得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竟然从有线电视新闻网上得知此事。那天早上晚些时候，布什对加拿大总理布莱恩·马尔罗尼说：“媒体说这就是一次情报挫败。”
美国国务院尚未做好应对准备。贝克正在怀俄明州度假，在斯考克罗夫特从电视上获悉此事一小时之后，贝克才从国务院运营中心得知政变的发生。他从华盛顿方面得知此事的同时，也从助手那儿获得了建议（他的助手们也在世界各地享受假期），贝克在他的“亨特牌”笔记本上做了记录。
笔记本的页面很窄，上端留出的空白处，供度假使用没问题，但要记录国际危机就不够用了：“‘亨特’笔记本还是值一块钱的。”贝克先写道，“没什么影响，影响肯定是最小的。”“一时间和这些新家伙打交道会很难吗？”“要强调他们缺乏政治合法性。”之后，形势好像会发生逆转。贝克在笔记本上写道：“叶利钦是关键人物，还是应该和他保持联系，使我们看上去渴求获得信息，要和基层改革者保持联系。”
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正在进行人员更替：马特洛克已经离开了苏联，但是他的继任者罗伯特·斯特劳斯尚未宣誓就职。作为一个得克萨斯人，斯特劳斯并不精通俄语，也无此类外交经验，但是他和布什总统关系紧密，布什希望他能成为自己和戈尔巴乔夫保持直接联系的纽带。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斯特劳斯尚未就职，戈尔巴乔夫已经被迫出局。
布什于是致电美国驻莫斯科代办吉米·柯林斯，他已经前往附近的俄罗斯议会大厦，也就是在莫斯科被称为白宫的地方。他告诉布什总统，大楼的门是敞开的，但是没有叶利钦的踪影，叶利钦本人已经表示反对此次政变。这位代办还通报说，生活在莫斯科的美国人暂无危险。
面对总统别墅内蜂拥而至的记者，面对在此躲避暴风雨的媒体朋友，这是布什唯一能告诉他们的好消息。布什对莫斯科事件表现出深切关注。他向记者保证美国政府正在认真地跟进事态发展，但是，现在就说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还为时尚早。布什在回答问题时，意识到政变可能会失败：“他们最初能够掌控政府，但是，随后他们将违背人民的意愿。”布什采纳了斯考克罗夫特的建议，称此次政变是“宪法外的”，而不是“违背宪法的”。
布什对戈尔巴乔夫的赞誉和歌功颂德听上去像是一首挽歌。他承认他未曾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他需要担心的是那些政变密谋者能否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继续撤回驻扎在东欧的苏联军队，能否尊重《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其他有关控制核武器的条约。他还申明只要“宪法外”的统治还存在，美国将中止对苏援助。但是，除非新的领导人违背他们对别国许下的承诺，美国不会给予进一步制裁。
然而，布什还是不愿意切断他们和政变领导人的沟通渠道。布什总统找到一些说词，称赞了副总统亚纳耶夫几句，尽管面对记者的直接提问，他还是拒绝支持叶利钦提出的大罢工。从私人层面上说，他不愿意相信亚纳耶夫是此次政变的实际领导者，他将这种看法告诉了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
布什在最近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中接触过这位苏联副总统，他喜欢亚纳耶夫。布什回到华盛顿之后，听说亚纳耶夫喜欢钓鱼，就自己出钱送给他一些鱼饵。布什不知道美国方面是否联系上了这位传闻中的政变领导者。布什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出了自己的“直觉”，认为亚纳耶夫是致力于改革的，但是他也承认亚纳耶夫的行为恰恰是个反证。布什指出，不是亚纳耶夫，而是克格勃和军方的强硬派策划了此次政变，后来的结果证明布什的看法是对的。
斯考克罗夫特随即告诉布什总统，这次记者招待会并不成功。记者们对于布什的冷静反应深感惊讶。为了减少负面影响，布什采纳了斯考克罗夫特的建议，中断了他的休假。电视直播了他离开缅因州，前往华盛顿的过程，以此表明他的领导地位和直接参与处理国际危机的态度。形象提升了，但是总统的回应不会有实质性改变。那天美国政府官员最在意的事就是，既要在电视机前表现得态度坚决，又要确保不会刺激政变领导者背弃戈尔巴乔夫所签订的国际条约。科尔告诉布什，他很担心苏联是否会继续撤回驻扎在东德的军队。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也对此表示忧虑，因为苏联军队还驻扎在他们的国土上。美国和其同盟国从戈尔巴乔夫身上获得了大量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他的继任者还会服从这些安排吗？
美国领导人早就意识到苏联和西方合作的政策可能难以为继，华盛顿方面对此早有计划。1991年1月，当国务卿贝克听到中央情报局关于苏联最近形势发展的报告后，他对自己的手下说：“伙计们，你们想告诉我什么，是不是说股市要跌了，我们该抛售股票了？”贝克指的是因美苏关系改善而出现的前所未有的牛市，不可持续。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抛掉股票’意味着在苏联大踏步地右倾或四分五裂之前，尽可能地从它那儿攫取最大利益。”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1991年春夏之季。盖茨在回忆录中写道，斯考克罗夫特在1991年5月31日召开的向总统汇报情况的国家安全通气会上，总结了政变前数月美国政府的对苏政策：“我们的目标是让戈比（戈尔巴乔夫）掌权的时间尽可能地延长，尽我们所能地帮助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执行对我们最有利的对外政策。”
既然戈尔巴乔夫已经失势，美国政府的任务就是确保在他任内达成的协议不要失效。1989年柏林墙轰然倒塌，两德重新统一，这象征着共产主义在东欧的终结。曾经割裂东德和西德的墙会不会被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重新竖起？答案无人知晓。
1991年8月19日，就在这一天，布什在录音机里录下了对戈尔巴乔夫温情而怜悯的话语后，他又录下了这么一段话：“我认为我们必须保证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取得的进展不会被推翻。我指的是东欧，是德国的统一，是苏联军队撤出华沙条约成员国，是《华沙条约》本身不再执行。当然，在中东事务方面，苏联的合作也至关重要，我们现在可能还保证不了，谁知道呢？”
从老布什的录音可以听出来，从个人感情来讲，他同情戈尔巴乔夫，可是为了国家利益，有些政策他必须执行，他努力让这两者保持一致。按照他的想法，他及时结束度假，是因为他和他的政府要尽其所能地支持戈尔巴乔夫，帮助他避开政变。最后，布什确认，他已经做到最好了。
布什在那天的日记中，很想回应那些指责他过于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评论。他认为政变恰好验证了他早前对待苏联中央和共和国的政策是正确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就是两方面的代表人物。“如果我们拽出戈尔巴乔夫脚下的地毯，把它抛给叶利钦，那么现在，你就会看到丑陋无比的军事镇压了。”布什在他的日记中这么写道。
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是：当7月戈尔巴乔夫在伦敦请求经济援助时，美国和其盟国是否给予了他足够的支持？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在记者会后和布什进行了通话，并且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向布什提出了他在伦敦也问过科尔的问题：“如果从现在算起，在一个月内，戈尔巴乔夫被推翻，人民抱怨我们做得还不够，到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科尔因为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作用而对其欠下人情，所以他最坚定地支持尽可能多地给予苏联经济援助。布什和马尔罗尼都知道科尔在伦敦召开的“七国集团会议”中所持的立场——科尔比他们更加支持戈尔巴乔夫。然而，科尔随后的心意回转让他们很舒心，科尔表明了态度，他将和美国及“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保持一致，多多鼓励戈尔巴乔夫，但同时捂紧钱包。马尔罗尼问道：“你难道不觉得戈尔巴乔夫被推翻是因为他和我们走得太近了吗？”布什回答：“对此我毫不怀疑。”
8月19日，戈尔巴乔夫正打算结束在克里米亚的度假返回莫斯科。他是在8月4日飞抵那里的，此时老布什正在瓦克坡度假别墅。和老布什一样，戈尔巴乔夫的度假别墅也坐落在海边，不过老布什度假是为了避暑，而戈尔巴乔夫是为了去南方享受日光浴。他那个时代的苏联人认为度假等同于享受日光浴并在黑海里畅游。不过，普通苏联人可负担不起戈尔巴乔夫那样的奢华度假。
为戈尔巴乔夫打造的新别墅在1988年建成了，别墅建在克里米亚耸立的峭壁上，附近是被称为“福罗斯”的定居点。别墅位于“大雅尔塔”地区，离里瓦几亚40公里远，1945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曾在此会晤。这座被称为“国家胜地11号”和“朝霞别墅”的建筑在修建时，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政治局同僚正在发起反对党内领导和机构享受特权的运动。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来到福罗斯时，赖莎让人把水晶大吊灯撤出这座海边别墅。可是，这么做也难以改变事实：它确实奢华至极。
“朝霞别墅”是在一片裸石之上创造出的奇迹。为了使周边环境更加宜人，成千上万吨的沙土、灌木和树木从远方运至此处。每年冬天的风雨会把沙土裹挟至大海，于是再运来新土，以替代冲走的旧土。大量搬石填沙创造出的海滩经由电梯直接通往别墅的露台。为了确保别墅不受当地强风侵袭，部分庞然巨石的表面被削去以搭建别墅。
克格勃保卫部门的官员负责监督别墅的建造以及确保它的安全，他们抱怨说要使别墅免受来自水陆两方面的袭击太难了，但是戈尔巴乔夫喜欢这座别墅。就像以往那样，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夫妇和他们女儿全家都在此度假——包括34岁的医生伊琳娜·维尔甘斯卡娅·戈尔巴乔娃和她的医生丈夫安东尼以及两个年幼的女儿。
8月18日是戈尔巴乔夫度假的最后一天，这天清晨和他在克里米亚度假的其他日子似乎一模一样。他和赖莎早上8点起床、吃早餐，然后上午11点左右来到海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代号为110和111的克格勃警卫记录在册。同往常一样，赖莎下海游泳，戈尔巴乔夫留在海滩上：几天前，他腰背痛突然发作，现在不能碰水。
对于戈尔巴乔夫而言，这次也同以往一样是一边工作一边度假。午餐后，戈尔巴乔夫开始修改他将于8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新联盟签字仪式上发表的演说稿。权势日衰的中央政府和声势渐长的共和国之间进行了好几个月的斗智斗勇和唇枪舌剑后，才得以达成这份新联盟协议。下午4点30分，戈尔巴乔夫还和正在附近度假并且帮助他起草该演讲报告的助手沙赫纳扎罗夫通了电话。这竟然成了未来几天里，戈尔巴乔夫的最后一次通话。
就在数分钟前，两位克格勃官员和克格勃警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将军已经到达了克里米亚，他们命令在克格勃管理的政府通信中心工作的话务员塔玛拉·威古琳娜切断戈尔巴乔夫的电话线。威古琳娜刚刚告诉戈尔巴乔夫她正在帮他接通沙赫纳扎罗夫的电话，所以，她请求最后一次为戈尔巴乔夫接通电话。官员同意了。
然而，通话一结束，所有戈尔巴乔夫府邸与外界取得联系的电话线都被掐断了，包括允许苏联总统启动核攻击的通讯网络也被切断了。总统的“核手提箱”将在第二天被送至莫斯科，交到政变策划者手上，其中包括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和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大将，他们将会收到另外两个“核手提箱”。国防部成为苏联核力量唯一的掌控者。
当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安保主管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下午4点45分左右走进他的房间，打断他的下午阅报，并且告知有一群来自莫斯科的拜访者想要见他时，戈尔巴乔夫已经意识到出事了。这些人包括他的办公厅主任瓦列里·博尔金、两位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苏联陆军统帅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大将。这些人中除了瓦连尼科夫大将，其他人都是戈尔巴乔夫长期信任的助手，可是，苏联总统明显不安起来。
他询问梅德韦杰夫，这些人是如何进入守备森严的别墅的？梅德韦杰夫说这些人里不但有警卫首领普列汉诺夫将军，还有他自己。他们想要什么？梅德韦杰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直到此时此刻，戈尔巴乔夫已经明白政变发生了。普列汉诺夫几分钟前出现在梅德韦杰夫的办公室，并且让他把来访者带到戈尔巴乔夫那儿时，梅德韦杰夫最初尝试打电话给总统。可是，电话线已经断了。他事后写道：“现在我才明白，赫鲁晓夫的一幕再现了，总统所有对外联系均被切断。”
戈尔巴乔夫告诉梅德韦杰夫让客人稍等后，他知道可能发生了政变，随后，他试图给莫斯科方面打电话，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想联系自己信任的朋友——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电话无法接通。他拨了一个又一个电话，一共拨了五个电话，还包括专为苏联军队总指挥戈尔巴乔夫设置的红色电话。现在可以确定：这就是政变，这些来访者不仅违反礼节，不请自到，还把苏联领导人和外界的联系切断了。戈尔巴乔夫把赖莎和他的女儿、女婿叫到一间卧室里。短暂地商议了一会之后，全家人决定，无论戈尔巴乔夫作出什么决定，他们都全力支持。
戈尔巴乔夫事后曾写道，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绝不会向压力屈服而改变政策。此时此刻，他们焦虑万分。赖莎后来回忆此事时说：“我们都清楚我们的历史，那可怕的一幕幕。”
上一个被自己的助手赶下台的苏联领导人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警卫随即想到赫鲁晓夫在1964年被免职的一幕恐怕要重演了。然而，赫鲁晓夫是幸运的：他活了下来，还被允许退休。所有在他之前的领导人，包括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都是在任内逝世，有些死因甚是可疑。
一直以来有传闻说斯大林是被毒杀的：他去世时，正准备铲除他最亲密的伙伴们，其中包括秘密警察首脑拉夫连季·贝利亚。赫鲁晓夫很快命令军队逮捕了这位涉嫌暗杀斯大林的主谋，指控其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而将其枪决。勃列日涅夫逝世于1982年，据报道，当时他正准备进行权力移交，并且绕开克格勃前主席安德罗波夫。据勃列日涅夫的警卫梅德韦杰夫称，安德罗波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多年来一直向勃列日涅夫提供安眠药，而他恰恰是在睡眠中离世的。戈尔巴乔夫夫妇深谙这段历史，或者说是克里姆林宫的传统。
考虑到政治惯例，密谋者决定在动手前先谈话是个好兆头。向家人交代好以后，戈尔巴乔夫来同不速之客们会面。他们已到了楼内，有的坐在沙发上，有的在二层的大厅徘徊，他们发现这里真是富丽堂皇。随后，来者见到了戈尔巴乔夫。很明显他的腰背还痛着，行动困难。戈尔巴乔夫邀请来访者进入他的办公室，然后转向与他最相熟的人，压低了嗓门询问，这是不是逮捕行动。他们向他保证不是这么回事。来访者告诉戈尔巴乔夫，他们来这里是为了讨论国家形势。戈尔巴乔夫的态度转变了。
“你们代表谁？以谁的名义说话？”当密谋者挤进只有两把待客椅子的办公室时，戈尔巴乔夫这么问道。他们默不作声，难以应对。戈尔巴乔夫又问了一遍。来访者告诉他，他们代表的是包括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亚纳耶夫在内的委员会。总统问谁成立了该委员会——是最高苏维埃吗？他们再次无言以对。戈尔巴乔夫立即发现了对方最大的弱点：他们所代表的委员会最多也就是个“宪法外”机构。
56岁的总统府办公厅主任博尔金是此次政变密谋者中最了解总统的人，他相信当戈尔巴乔夫听到委员会成员名单时，定然会松一口气。博尔金在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最担心的不是他犹豫不决的助手，而是行事冲动的头号政敌——叶利钦。就在前几日，戈尔巴乔夫还一直在电话中和克留奇科夫商议国内的政治局势。戈尔巴乔夫最担心叶利钦在最后一刻反悔，拒绝在联盟条约上签字。
8月14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进行了一次长谈，试图说服叶利钦不要屈服于反对派要求就该条约举行俄罗斯全民公投的压力。“总的说来，我们分开时关系尚好。但是，我总有感觉叶利钦对我有所隐瞒。”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几天后，就在8月16日，当叶利钦前往阿拉木图会见哈萨克斯坦领导人，也是他的盟友纳扎尔巴耶夫时，惊恐的戈尔巴乔夫让博尔金在莫斯科确认他是否对这次访问了如指掌。戈尔巴乔夫怀疑这里面有阴谋。“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不顾苏联总统的意见自行其是，这些地方领导人正在擅自决断国家大事。这是阴谋。”他对自己的助手说道。可是，他的助手已经伙同克留奇科夫和其他人一起驱逐自己的老板了。8月18日，就在政变者踏上戈尔巴乔夫福罗斯别墅台阶的这一天，叶利钦颁布法令，宣布接管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境内所有掌管供应链的苏联机构。那时，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顾虑是如何对付叶利钦。
从博尔金的回忆录来看，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几年里，尽管克留奇科夫表示抗议，称他的手下不愿意执行，但戈尔巴乔夫还是一直向克格勃施压，让他们监听叶利钦的谈话。克留奇科夫把监听记录交给博尔金，由他负责直接递交给戈尔巴乔夫。苏联领导人担心他的政治反对派可能结成联盟，他列出的名单不仅包括叶利钦，还有他的自由派顾问和“改革之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以及军方。
让戈尔巴乔夫尤其不安的是，尼克拉·齐奥塞斯库（曾任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对外高举独立自主和民族自尊的旗帜，执政后期大搞个人崇拜和家族统治。西方称他是“共产主义皇帝”，反对派则称他是“喀尔巴阡的斯大林”。1989年12月国内爆发革命推翻了齐奥塞斯库政权25年的统治，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政权在暴力中完结，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及其妻子在1989年12月被造反派处决。以往也曾讨论让总统越过克格勃直接掌控负责其保卫工作的部门，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未将此付诸行动。然而，他大量增加警卫人员，给他们大幅提薪。他更加频繁地使用防弹车。1991年8月，他的警卫仍然受雇于克留奇科夫并向其汇报工作，而不是向戈尔巴乔夫。
罗马尼亚事件不仅深深印在了戈尔巴乔夫的脑海中，也给他的保卫处负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们彼此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1991年8月18日，政变者意外地出现让戈尔巴乔夫的警卫很惊讶，他们手持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来到徐徐驶入的轿车旁。克格勃警卫的指挥官之一——切斯拉夫·格涅拉洛夫中将随政变者一同到达：他冲向了警卫，为使罗马尼亚的悲剧不再重蹈覆辙，他让警卫们放下枪，因为正是齐奥塞斯库卫兵激起的流血事件导致了领导人遇害。
警卫遵循了格涅拉洛夫的命令，在关卡放行了这些不速之客。戈尔巴乔夫最重要的防线已经瓦解了。他允许密谋者进入他狭小的办公室，但拒不会见克格勃警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将军。戈尔巴乔夫视他为叛徒，是为了“不祸及自己”而背叛总统的人。
当戈尔巴乔夫坐在他的书房内，面对这些政变者代表时，他最担心的并不是警卫的忠诚问题，而是他曾经最信任的伙伴背叛了国家。面对种种不利条件，他要努力赢得这场政治斗争，而不是与他们发生武力对抗，这会使他和他的家人结局悲惨。
当他得知密谋者不是自己的政治劲敌，而是在这之前一直奉承他的同僚和助手时，戈尔巴乔夫不仅在心理上有所放松，还发现自己的地位给了他某种力量。“我提拔了这些人——现在，他们背叛了我！”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曾成功地吓唬这些人，从而掌控他们。现在，他不允许普列汉诺夫进入他的办公室。他让博尔金关上门，把刚来向他通报国内形势的普列汉诺夫称作“蠢货”。
戈尔巴乔夫对提议的强硬态度让这些来访者震惊不已。他们给了自己的老板这样的选择：要么颁布法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要么将权力暂时交给亚纳耶夫，然后因为“健康原因”留在克里米亚，而他们可以在莫斯科干那些“脏活”。密谋者中的很多人以前曾和戈尔巴乔夫讨论过执行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应急预案，因此，他们相信戈尔巴乔夫会选择其一。可是，戈尔巴乔夫断然拒绝了任何一项选择。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担心国家局势，那么应召集最高苏维埃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让大家一起讨论，作出决定。但是我们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行事。除此之外，我都无法接受。”
谈判、操纵以及说服他的对手正是戈尔巴乔夫得心应手的本事。戈尔巴乔夫让来访者谈谈他们的计划，然后说这计划等同于自杀。他在这些拜访者离开时，一边和他们握着手，一边说：“想想吧，把问题交给同志们吧。”他对代表团中一直特别坚持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瓦连尼科夫将军说：“现在，既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很明显，我们不会再在一起工作了。”
代表团走后，戈尔巴乔夫向他的家人和助手切尔尼亚耶夫重述了谈话的要旨。切尔尼亚耶夫是具有强烈自由信念的旧官僚，负责制定许多戈尔巴乔夫外交政策的实施方案。几天后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很平静、坚定，一直面带微笑。”然而，戈尔巴乔夫还是绕不开这样的事实——他的同僚已经背叛了他。他不能相信克留奇科夫也是政变密谋者之一，让他尤为震惊的是亚佐夫将军也参与其中。“也有可能，他们未征求他的意见就写上了他的名字。”戈尔巴乔夫在猜测自己忠诚的国防部长为什么会这么做。切尔尼亚耶夫也对此表示同情，但是他忍不住说道，所有的密谋者都是戈尔巴乔夫的人。
拜访者困惑又沮丧地离开了戈尔巴乔夫的福罗斯别墅。那个载他们来到别墅又把他们带回机场的司机说，这些人在来福罗斯的路上，兴致很高，还谈论着天气，而在回去的路上则恼怒不已，大多数人沉默不语。后来，博尔金后悔没有时间下海游泳，他们最初的计划可能包括这个。这些人原来的打算是：好好地和总统说，然后他会在准备好的文件上签字，这就留下足够的时间可以下海游一会。现在，他们面对的情况不同了。
在乘飞机返回莫斯科的途中，这些福罗斯别墅的拜访者为了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些，一口气喝了好几杯酒。在飞机飞行了两个半小时，即将着陆时，他们已经喝完了一大瓶威士忌，还享用了不少抹上猪油、裹上蔬菜的面包。
一到莫斯科，他们直接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昔日斯大林的办公室，如今已是巴甫洛夫总理的宽大的办公室，政变的领导者正在这里迎接他们，这些领导者包括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总理巴甫洛夫、内务部长普戈和副总统亚纳耶夫。在现场的还有国防部长亚佐夫，戈尔巴乔夫在数周前刚向布什保证了亚佐夫的忠诚。
戈尔巴乔夫拒绝把权力移交给亚纳耶夫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密谋者耳朵里：因为克格勃警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中将在飞机上就致电克留奇科夫，告诉他克里米亚传出的消息。他们现在正等着代表团回来，好听到第一手的情况报告，从而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67岁的克留奇科夫戴着眼镜，头发灰白、半秃，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阴谋家的形象。他以非凡的职业素养、高超的行政能力和行事严谨著称。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以律师身份进入外交部门，在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发生在匈牙利的由群众和平游行而引发的武装暴动。在苏联的两次军事干预下，事件被平息。）时，他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的位于布达佩斯的苏联大使馆任职，从而找到了安德罗波夫做靠山。20世纪60年代，克留奇科夫跟随他的老板进入克格勃工作，从1974年到1988年，他执掌苏联对外间谍机构长达14年之久。1988年，戈尔巴乔夫提拔克留奇科夫担任克格勃主席。
克留奇科夫的支持者位高权重，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的亲密伙伴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改革派希望克格勃不再像以前那样由充当意识形态的监督者的人来执掌，而是由富有国际经验并且意识到苏联政体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人来管理，这样就会支持他们的改革。
克留奇科夫是最佳人选，或者说看上去是这样。事实上，他仅有的海外任职经历就是20世纪50年代在布达佩斯的工作。克留奇科夫唯一真正喜欢的西方精神就是威士忌，这可是普通的苏联百姓弄不到的东西。1987年12月，克留奇科夫前往华盛顿为戈尔巴乔夫第一次访美做准备时，时任中情局副局长的盖茨就首先发现了克留奇科夫对威士忌的酷爱。盖茨、鲍威尔（时任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克留奇科夫一起在华盛顿一家餐厅就餐。到点酒水时，他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翻译用英文说要一份红方威士忌，但是，克留奇科夫纠正了他，说想要芝华士威士忌。盖茨后来写道：“很明显，他的口味并不庸俗。”对盖茨而言，克留奇科夫看上去不太像情报部门首脑，更像是一位大学教授。
毋庸置疑，克留奇科夫像大多数其他政变策划者一样，最初支持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因为他们认为这一整套改革，将会使苏联体系在不削弱其基础的情况下更具竞争力。然而，当他们意识到改革不仅威胁到了苏共存亡，还威胁到了国家政治结构时，他们的态度变了。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务实派并不依附于某种意识形态，但是，他们的地位是建筑在国家政治体系之上的。
1990年2月盖茨在莫斯科见到克留奇科夫时，他已注意到了克留奇科夫观念的转变。盖茨在会面后对当时尚在莫斯科的贝克说，克留奇科夫“不再是改革的支持者，戈尔巴乔夫最好小心点”。这位克格勃首脑对来访的美国官员说，“改变让人晕眩”，改革已经失败了，经济每况愈下，本已不融洽的族群关系越来越糟。“克留奇科夫好像已经把戈尔巴乔夫划出局了。”盖茨后来回忆说。
因为克留奇科夫和其他策划者位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所以他们开始反抗。戈尔巴乔夫后来确信政变的导火索是他和叶利钦的一次绝密谈话被窃听了。那次谈话发生1991年7月29日晚，也就是布什预计访问莫斯科的前一天。地点正是两天后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将举行会谈的位于新奥加廖沃的别墅，另一个共和国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也在场。他们在别墅待至深夜，讨论8月20日新联盟条约签署之后可能进行的人事调整。
在新联盟政府中纳扎尔巴耶夫将取代巴甫洛夫，担任总理。叶利钦还坚持替换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纳扎尔巴耶夫还想赶走亚纳耶夫。谈论自己助手的命运让戈尔巴乔夫不太舒服，但是，他还是同意撤换克留奇科夫和内务部长普戈，但是不换掉亚佐夫。
克留奇科夫下令将谈话录音，这位克格勃头子明白除非他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掌权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只有当总统不在莫斯科时才能策划政变，否则戈尔巴乔夫将获悉他们的准备工作。
回溯到1964年也是如此，当赫鲁晓夫在度假时，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助手密谋联手推翻他。戈尔巴乔夫前往克里米亚两天后，克留奇科夫叫来了两位官员，让他们着手评估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后公众可能做出的反应。结果令人沮丧，克格勃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公众的反应主要是负面的，经济形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可是，克留奇科夫明白他必须赶在8月20日，戈尔巴乔夫回来签署协议之前采取行动。当然也有可能“戈叶联盟”在这之前就土崩瓦解。然而，一旦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8月14日的电话谈话中敲定了签署该协议的意愿，克留奇科夫就无法再静观其变了。
就在那天，克留奇科夫命令他的助手准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计划。第二天，他让人监听了叶利钦和其他民主派领导人的电话。8月16日星期五，克留奇科夫和他的同谋在克格勃总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商谈如何推进此事。8月17日，克留奇科夫及其他党政要员，在代号为ABC的克格勃密室内召开了规模更大的会议。
他们首先问总理巴甫洛夫是否知道自己将被赶下台，此时巴甫洛夫尚未参与政变。巴甫洛夫说，虽然已经准备退休了，但他还是决定参加政变。在政变策划者的一再追问下，巴甫洛夫和其他参会者说，他们不是讨论罢免总统——他们想做的仅仅是前往克里米亚，劝说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8月18日星期天，他们派出代表团去见戈尔巴乔夫。在和戈尔巴乔夫会谈前，他们切断了他的通讯，拘捕了他的警卫。不管这些人是否想发动政变，当他们命令掐断电话的时候，这已是一次政变了。
8月18日晚上10点刚过，在福罗斯面见戈尔巴乔夫的代表团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几天后，亚佐夫元帅回忆起政变策划者听到的汇报，概括成了如下内容：“他（戈尔巴乔夫）把他们赶了出来，拒绝签署任何文件。笼统地讲，我们可以说已经‘表明了目的’。如果我们现在空手而归，散伙了事，尽管你们未直接参加面谈，清白无辜，还是要被送上刽子手的砧板。”这里的“你们”指的是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等在莫斯科等待克里米亚之行谈判结果的密谋者。
密谋者没有立刻就将要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达成一致。戈尔巴乔夫拒绝让他们来做那些“脏活”，这样的态度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知道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处事圆滑的人，总是依据形势操纵和转换立场，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会屈服于压力。他的反对让密谋者处境危险，继续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意味着违法。考虑到戈尔巴乔夫拒绝支持政变，屋内有人建议，不如事情就到此为止吧。可是，博尔金有自己的疑惧。他告诉聚在总理办公室的人：“我了解总统，他绝不会就此了事。”尤其对那些前往克里米亚的人来说，他们已无退路。唯一的希望是以健康为理由，把总统权力移交给亚纳耶夫。
一开始他们就准备了B计划。克留奇科夫和其他密谋者相信亚纳耶夫会和他们站在一起，可是，直到前往克里米亚的代表团返回莫斯科前的数小时，直至副总统亚纳耶夫走进总理办公室时，他本人尚对此事一无所知。
亚纳耶夫像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样，参加会议的时候尚未清醒：众所周知他嗜酒成性，刚被人从莫斯科附近某度假村的酒桌上拽回来，他是去那里会见一位朋友。就在几小时前，对政变毫不知情的亚纳耶夫还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说他会在其第二天返回莫斯科时去接他。酒意渐退后，对于让他参与的“宪法外”事件，亚纳耶夫感到闷闷不乐。尽管当总统丧失工作能力时，他可以被授权接管总统的权力，可是没有证据表明戈尔巴乔夫有健康问题。
当克留奇科夫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句话”法令文件摆在亚纳耶夫面前时，他动摇了：总统应该在疾病痊愈之后，回来继续管理国家。另外，他并不想接手这份工作。政变策划者可不允许事情被延误。无论希望多么渺茫，副总统接管国家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他们向亚纳耶夫施加了巨大压力，陈述稳定局势和保卫丰收成果的必要性。
他们要携手搞定亚纳耶夫，而亚纳耶夫只需要在法令上签字就行。克留奇科夫唱起了红脸，他温和地对亚纳耶夫说：“根纳季·伊万诺维奇，签字吧。”亚纳耶夫服从了。法令写道：“鉴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因为健康原因，无力继续行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第127条第7款，苏联总统的职责将自1991年8月19日起，转交给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随后，亚纳耶夫作为代总统签署协议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除了他本人以外，还包括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甫洛夫和其他政变策划者。宪法被搁置一旁：国家权力已经被委员会窃取了。
克留奇科夫和他的助手早就提前准备好了文书。尽管他们引用了宪法，可是没有一条符合宪法。因为总统并未丧失工作能力，所以说，亚纳耶夫无权接手戈尔巴乔夫的工作，而且在宪法约束下，即使戈尔巴乔夫也无权在未经苏联议会和加盟共和国议会许可的情况下，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此外，没有理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记录显示1991年8月18日这天既无天灾，也无工业灾难，更没有发生群体性骚乱。文件起草者唯一能想到的紧急事件是要保护粮食收成，可是，这种情况过去常有，算不上紧急。一旦亚纳耶夫和其他新委员会的成员签署了这份值得怀疑的协议，他们就无路可退，必须采取行动，背水一战了。亚纳耶夫和总理巴甫洛夫都躲在副总统办公室里喝酒，直到天亮。戈尔巴乔夫仍被软禁在福罗斯的别墅里，其他人着手准备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工作。
这一晚，克留奇科夫还会见了他的副手和指挥官，安排政变的实施。正是克留奇科夫提出了政变的想法，正是他的人起草了相关文件，暗中进行准备。这次事件整个克格勃都牵连其中。凌晨3点半，克留奇科夫召开克格勃领导大会，宣布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结束了。他发言称，民主派领袖已无法掌控局势，这是暗指戈尔巴乔夫及其自由派顾问，所以是时候强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了。
8月19日凌晨6点，苏联媒体爆出了头条新闻：戈尔巴乔夫被罢免了，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苏联广播和电视播报的新闻震惊了全世界：国家紧急状态将维持六个月。没有独立的新闻评述，新闻栏目也几乎没有谈及其他内容。电视台和广播台接到命令，就像悼念已逝的苏联领导人时那样运转。1982年至1985年间，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总书记相继逝世以后，苏联民众听够了广播电台播放的古典音乐和芭蕾舞曲。此时此刻，广播电台又播放《天鹅湖》，是不是意味着又一位苏联领导人将要离世？这可没人说得准。媒体只是通报了戈尔巴乔夫的健康状况不佳，并没有任何相关的医学报告。
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度过了不眠之夜，幸好有台索尼收音机没被人收走，他才得以获悉自己被罢免的消息。赖莎在福罗斯的别墅记下日记：“把它（索尼收音机）带来真是太幸运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早上刮胡子的时候，就用它收听‘灯塔’电台。他把它带到了克里米亚。我们住所的固定收音机调到哪个波段都无法工作，只有这台索尼小收音机在工作。”戈尔巴乔夫全家几乎彻夜未眠，赖莎写道：“几艘大的军舰朝海湾驶来。巡逻船异乎寻常地接近海岸，停留50分钟后离开。”她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威胁吗？还是从海上隔离我们？”他们夫妇两人都无法知道答案。
戈尔巴乔夫的别墅周围多出了不少巡逻船，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来说，这是他们除了苏联方面关于政变的报道外，可以向布什总统汇报的为数不多的情报。还有一则消息是戈尔巴乔夫的专机尚未离开克里米亚。美国人知道戈尔巴乔夫还在那里，但是没人知道他到底遇到了什么事。他们只能抱以最好的愿望，然而保守地说，他们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8月19日晚，布什总统把他想对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录到了录音机里：“当我坐在这儿，听着我们能够征集到的最佳建议，可是，米哈伊尔，我不敢肯定你是否还有机会回来，我希望你别做太多妥协，这样就算你回来了，也会举步维艰。叶利钦要求让你回来，我希望他在这件事上能一直保持坚决的态度，希望丑陋的右翼政变势力不会将他赶下台。”这些话听上去像祷告词，至少人们会这样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