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影响深远，一直被历代帝王采用，也被历代帝王改造。在儒家学说里，有着对死亡的看法，虽然并不能探讨死亡的终极意义，但对于生者来说，已经算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法。

儒家不像道家和佛家一样讲究超脱，而是积极入世。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不知道生是怎么回事，怎么会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呢？“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会宣扬鬼狐仙怪的传说，也不会神化死后的世界。只是，为了适应统治，儒家学说不得不做出改变，被统治阶级改变之后，变得有些神神叨叨，甚至要宣扬虚无的天道，要人们遵从统治秩序，不能随便反抗。同时，还要人们敬重鬼神，不能做出有辱鬼神的事。就是写作的字纸，也要找个没人的角落烧掉，算是敬惜字纸，不辱斯文。

对待死亡，儒家从来没有像道家和佛家一样对死亡之后的世界进行一番描绘，而是从死亡本体论出发，得出死亡一定到来的理性主义态度。既然是积极用世，就要给死亡赋予一定的现实意义，以此达到对永恒的追求。和道教的修仙不同，儒家重视生命过程中的道德体现，以个体之人向整体之德靠拢，以生命的有限投入道德的无限，从而在精神上超越死亡。孔子提倡仁，要国君怀仁德，普通人要仁爱，在和谐关系中发展自己。每个人遵守道德，就会让自己变成君子，当然不怕死亡的来临了。而孟子说得更加广泛，要崇尚“养浩然之气”，必要的时候“舍生取义”。很多儒生们并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要敢于以身犯难，要为民请命，要死谏，要为变法牺牲，以此成就大义。只要成就大义，就算实现了生命的不朽。后代人议论起这些事情，会想到那些牺牲的儒生，也会秉承大义。

被改造的儒学提倡天道，而所谓的天道就是皇帝主导的道，要通过道德来体现。皇帝自命为天子，要行天道，推行法律的同时推行儒家道德，还推行神学统治。法律自不必说，有着稳定社会结构的作用，但手段比较生硬，甚至比较残酷，而道德比较温柔敦厚，可以从小灌输，神学也比较温和，让人们有所敬畏，也就不敢轻易闹事了。法律是里子，道德是面子，神学是精神引领。如此三位一体的统治结构让封建社会发展异常稳定，即便有农民起义，有改朝换代的事情发生，也不会改变整个封建体制，更不会改变三位一体的统治结构。

儒家思想被权力系统改造了，变成了融合因果报应思想的礼教，倡导人们忠君爱国，而不会让人们辨析皇帝到底好不好，国家到底好不好。一味宣扬礼教统治，无异于精神统治，给人洗脑。而原来儒家的“舍生取义”已经演变成“文臣死谏，武将战死。”完全是功利化的一种死法，就是为了皇帝，为了国家，不能说完全不对，而是有些愚民的意思。不分辨皇帝和国家的对错，就一味愚忠，也就丧失了应有的理性。由于统治者对儒家经典的改编，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不被强调，甚至完全被掩盖，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当然是好的，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却被剥夺了话语权。

皇帝的死叫驾崩，老百姓的死就叫死——————连同死亡都分了专用说法，就更别提其他的活动了。但不管如何分，也不管身份如何，皇帝和大臣都要死，甚至比一般老百姓还要短命，而一般老百姓也要死，殊途同归，似乎验证了天地间的公平与公正。儒家把道义和道德价值置于生死之上，为道义而奋斗，而献身，死亡就不再是个体生命的陨灭，而是实现道义和道德价值的最终手段，也是一种内心欣慰与自由的表现。儒生们始终都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读圣贤书，要修齐治平，要以天下为己任，要先忧后乐，却最终逃不脱权力系统的限制和改变。

儒生们都知道死亡的必然来临，就要在有生之年建功立业，还要提倡道德，有利于社会稳定。本身没有什么错，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还要推行被统治阶级改造过的道德，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甚至成为赤裸裸的功利之徒。而他们对于死亡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只是要在生前建功立业，死后青史留名，就算是实现了人生最大的愿望。事实上，很多儒生在科举考试中折戟沉沙，根本不可能建功立业，即便要举报贪官污吏，也会被打击报复，也就失掉了话语权。仅凭一些为数很少的知识分子的一腔热情，基本上掀不起什么风浪，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要想获得好结果，儒生们就要读统治阶级推行的课本，参加科举考试，做了官，才能借助权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可是，做了官之后，他们就会迅速适应官场规则，互相倾轧，私自加税，也就抛弃了当初的政治理想。至于死亡，他们没有认真考虑过，只要现世享受荣华富贵就够了，哪里管得了死后的事？

有的官员迷信，要给人们留下好名声，才会给人们办一些事，而只会贪图眼前享受的官员，一般都讳言死亡，也不会对死后的名声有太多的追求。书生们没有权力，只能成就大义，要见义勇为，要为民请命，要舍身求法，要舍生取义，把小我熔铸到大义中去，成就浩然正气，才是对道德的最高追求。或许，这才是儒生精神的最高境界。很多儒生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从来不做背叛之事，也从来不做违背本心的事，算是看透了人生的短暂与虚无，要把自身融于道德体系之内，成就所谓的大义吧。

来源：铁剑帮帮主-网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