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概念的古今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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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存古代典籍中,“诸子”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其所表示之意义,约有两端:一指周代封建制度下的众子爵之贵族,见《地官·大司徒》与《秋官·大行人》;二指周代“掌国子之倅”的职官,见《夏官·叙官》《诸子》二篇。西汉成、哀时期,刘向、刘歆奉诏“领校秘书”,并“奏其《七略》”,创立了典籍部类意义上的“诸子”概念,用以指称与“六艺”经传相区别的图书门类。班固《汉书·艺文志》承继其说。这种用法,在后世得到广泛接受。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在界定子部书籍时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仍然延续了刘歆的观念。除图书门类的意义外,“诸子”一词有时也被用来指称学者、思想家。最迟在西汉晚期、与刘歆同时的大儒扬雄那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情形。扬雄《法言·吾子》篇谓“委大圣而好乎诸子”,《君子》篇又设“或者”之问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等,便是显证。

近代以后,“诸子”一词的使用逐渐泛化,除过往已有的图书门类、学者二义外,又滋生出学术流派义。在现当代大部分诸子学研究专著中,人们对“诸子”的界定,一般都是同时包括上述三者在内,认为它是指“周秦汉魏,特别是周秦之际、秦汉之际不同的学术流派、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学者及其著作”(郭齐勇、吴根友《诸子学通论》)。表面上看,这似乎和传统时代所谓“诸子”没有多大的差别;或者说,与之前后相继,且在内涵上保持着较强的稳定性。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可以断言的是,古今学人虽然共用“诸子”一词,但二者无论是在指称的具体人物、著作,还是背后蕴含的思想观念方面,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两相对立的。

就指称的具体人物而言,现代学术语境中的“诸子”,包括从孔子或老子开始的、周秦汉魏时期众多以“子”为称的思想家。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1917)一文有“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之语,《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又谓“自老子至韩非,为古代哲学。这个时代,又名‘诸子哲学’”。在胡适的观念中,老子、孔子、韩非,以及其他先秦思想家,皆属于“诸子”行列。而上引两则论述,很可能就是现代新“诸子”观的创始。自此之后,无论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1935)、陈柱的《子二十六论》(1935)等诸子学研究专著,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1931),除将孔子改列在老子之前外,均继承了胡适的“诸子”观。其与传统“诸子”观之最大不同,在于列孔子为“诸子”之一。从刘歆《七略》开始,一直到清儒章学诚、俞樾,除极个别学者(王充《论衡·本性篇》有“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的说法)外,均未将孔子计入“诸子”的范围!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谓:“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之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其中,“夫子”与“诸子”的区分十分明显。俞樾《诸子平议》虽对“诸子”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仍然坚守“孔子”与“诸子”两分的传统意见。即便是俞樾的弟子、民国初期影响极大的章太炎,在所著《诸子学略说》(1906)中也明确表示,“孔子删定六经……其学惟为客观之学……若诸子则不然”。

就指称的具体著作来说,传统时代的“诸子”是相对于群经、诸史而言的,且《论语》被列入“六艺略”或“经部”;现代语境中的“诸子”则指诸“子”家之著作,而《论语》则为“诸子”书之首。例如,蒋伯潜《诸子通考》(1948)明确说:“诸子之书,多弟子后学纂述其师说以成一家之言者。此风实自孔门纂述《论语》开之。故诸子之书,以《论语》为第一部。”对于《汉书·艺文志》“录《论语》于《六艺略》中,录《孟子》于《诸子略》中”的做法,蒋氏评之为“妄分轩轾,自乱其例”。他当然知道,列《论语》于“六艺略”,是《汉书·艺文志》以来的古老传统,且“后世目录亦皆入‘经’类,未有厕于诸子之列者”;但是,他仍然坚持撰写《论语考》,作为《诸子通考》的首篇,并视之为对其父“考诸子之书,不及《论语》”的必要补充。显然,至迟蒋伯潜撰写《诸子通考》的时代,传统意义的“诸子”概念,在指称对象上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且基本定型。

扬雄《法言·君子》篇曾谓:“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者也。”如今,我们却将孔子视同“诸子”,且不以为有何不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所秉持的学术观念已经大异于古人。在传统语境中,“诸子”一词是为了建构“道术”体系、辨明“道术”正统而被特意发明的。所谓“道术”,即治理天下之大法。据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孔子删定六经,“以纪帝王之道”,是唐、虞以来“圣帝明王”之“道术”的继承人。“诸子”则“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之际,“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乃“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诸子”之命名,正是为了表明它们不足以代表“帝王之道”的正统,甚至是对圣人之道的偏离和背叛。

至于现代语境中的“诸子”,其背后隐含的观念,与此已大不相同。正如陈柱在《子二十六论·原儒上》所言:“《汉书·艺文志》虽以孔子之六艺别为‘六艺略’,而不列于儒家,其在当时尊崇孔子则然;今就学术而论之,孔子亦当在诸子之列。”这里透显出,将孔子列入“诸子”,是从“学术”的视角论定的。而所谓“学术”,主要是指思想与学说。1902—1904年,梁启超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已有“孔、老、墨三分天下”的提法;后著《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1920)一文,则直言“古代学术,老、孔、墨三圣集其大成”。同时及稍后的胡适、冯友兰等人,列孔子于“诸子”,也是就“学术”(哲学)而言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时代背景,即面对异质而强大的西学,必须用新的眼光,对我国传统学术进行整体的审视与省思,重新建构一个系统的、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学术共同体,以与西学相比较,或应对西学的挑战,进而革新中国传统学术。这一点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部分可谓三致其意。即便是现今致力于创建“新子学”的时贤们,也仍然处于相同或相似的思想氛围之下。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分析“诸子”概念的古今变化,并指出二者的不同或对立,不是为了反对在现代语境中继续对其进行使用,而是希望研究诸子学或致力于建构新诸子学的学者们,对此一概念的古今之辨保持清醒的认识,明确“诸子”是汉代儒生建构的学术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先秦众“子”的概称,进而避免在论述之中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至于汉儒为何选取这样一个容易被人“误解”的名词,其中是否别有深意,则俟另文详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系河南大学哲学互鉴与中国话语建构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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