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胜于雄辩”，这是最有普遍性而且有永远性的格言。当然这并不是说雄辩就毫无必要，根据事实的辩论是绝对必要的，要这样的辩论，也才理直气壮，真正“雄”得起来。不根据事实，或甚至违背事实，或捏造事实的辩论，尽管怎样的花言巧语，终究骗不了人; 即使能收到一时的效果，待到事实一揭穿了，那效果会成为逆效果的。到这时言语愈花巧，逆效果来得便愈大。

欺骗有时似乎也有必要。例如医生为求病人精神上的安静把实际的病情瞒着，或甚至把相当重的病情说得很轻。又例如父母对于小儿问到自己的来源，每每扯些无稽的小诳。但这些严格地说时，不能认为是欺骗。前者是一种治疗的方针，后者是一种延宕的教育，教育施行过早有时是有严重的患害的。

谈到军事或作战上来，似乎欺骗便有绝对的必要了。所谓 “兵不厌诈” ，便肯定了诡诈的效力。但这也只如根据事实的雄辩之类。尽管你是怎样善于用兵的人，你能够出奇制胜，但总要有兵可用。所以用兵的原则依然是忌“巧速” 而贵“拙迟”。这一次世界大战，苏、德之间的旋乾转坤的战役，便是这一原则的最具体的说明了。当希特勒对苏联背信负义，突然发动了闪击战时，他是多么 “巧” ，多么 “速”。1941年岁暮打到了莫斯科的大门，1942年又打进了斯大林格勒，在当时希特勒的小胡子不知道会心地微笑了好多次，然而结果怎样了呢?

专门靠欺诈便能打胜战，专门靠欺诈便可以收到任何大小事件的成功，天地间决没有那样的事情。要说靠着欺骗便可以治国平天下，那更完全是笑话。中国搞政治的人似乎都中了些苏秦、张仪的毒，说到政治就好象只是几套骗人的纵横捭阖。事实上只要懂得几套纵横捭阖的，居然也就是政治家或甚至大政治家了。我们只感觉着中国的老百姓可怜呵。

就说苏秦、张仪吧，他们似乎也有 “巧速” 与 “拙迟”之分。苏秦巧，张仪拙，苏秦速，张仪迟，然而张仪成功而苏秦失败了。今天的苏秦、张仪，自己周身都是脓疮，满头都是癞疠，却专门拿一枝粉笔在别人背上画乌龟，以为这样便把别人骂倒了，自己得意得不亦乐乎。在可怜的中国老百姓眼里，谁又看不出这些小丑们的可怜相呢?

今天应该是大家相见以诚的时候了。自己拿出真正的责任心来，大胆地照明自己的丑态，彻底地荡垢涤污。不是骂人丑便可以掩盖得了自己的丑。千层的粉饰也把污垢掩盖不了，理由很简单，因为污垢根本还是存在。

有诚便能有勇，所谓 “真金不怕火来烧”。这种人，他能勇于面对现实，勇于正视自己的过错，勇于接受批评，更勇于对抗外来的一切横逆、诬蔑、诱惑、冷视。要怎样才能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要全靠一个“诚”。老老实实的做人，说话，做事，不存一点损人利己的私心，这样便能产出舍己救人的牺牲精神。这样便能够大无畏。我有什么可怕?可怕的就是自己骗自己!

没有诚意的人便没有勇气。这种人鬼鬼祟祟，专门损人利己，做不来一件堂堂正正的事，说不来一句堂堂正正的话。一要装腔作势，立刻便露出了自己的尾巴。但他们也有一项外来的资本，便是靠他人也没有诚意。只要你自己有一毫私心，你有一点软弱，他们便抓到了你这项缺点。于是威胁，利诱，千层的蜘蛛网便罩到你自己的身上了。动也不敢动，活活地便被奸污。这样的现象四处都是，而以黑字写在白纸上的特别明显。但今天是应该相见以诚的时候了，拿出诚意来，大家正大光明地做些对得住人民、也对得住自己的事。

(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沫若文集》第13卷)

【赏析】

本文写于1945年年底，此时抗战已经结束，国民党正准备挑起新的内战，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抉择。正是针对这种形势，郭沫若才在本文末尾大声疾呼: “今天是应该相见以诚的时候了，拿出诚意来，大家正大光明地做些对得住人民、也对得住自己的事。”这是本文的结论与主旨。

通常，人们总是用“有头有尾，首尾相应”来称赞文章的结构，这固然是文章结构的一个优点，然而它决不是一个死板、固定的模式。文无定法，尤其是杂文的结构，更应当灵活多变。杂文贵“杂”，所谓“杂”，自然也指结构方式的多样化。本文的结尾并不曾与开篇在语辞上有所呼应，然而全文仍显得极为严谨，原因就在于它的推理与论证富于逻辑性。开篇先引“事实胜于雄辩”的格言，强调如果违背了事实，言语再花巧也只能失败。接下去又以“欺骗有时似乎也有必要”领起第二段，文章荡开一笔，绕了一个弯子，用四个自然段的文字，专讲对“欺骗”的认识。作者引医生对病人隐瞒某些病情的治疗方式，引父母对小儿所采用的延宕的教育法，引军事上的“兵不厌诈”之说，然后一一加以分析，说明“专门靠欺诈便能打胜战，专门靠欺诈便可以收到任何大小事件的成功，天地间决没有那样的事情”。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论证了欺诈之术不可行的道理。既然如此，正当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 自然地引出了作者要讲的正面道理:“今天是应该相见以诚的时候了。”如何才能相见以诚，对于准备打内战的国民党政府来说，怎样才能做到相见以诚呢?文章指出:“自己拿出真正的责任心来，大胆地照明自己的丑态，彻底地荡垢涤污。”这就将论题又引深了一步。接下去再说明，做到这种“诚”，还得有“勇气”。作者又引“真金不怕火来烧”的格言，说明“有诚便能有勇”。最后得出了我们开始时所引的那个结论。

纵观这个结构安排，可以看出，它是极严谨又富于变化的。在展开论述时，并不直接从“相见以诚”的论题切入，而是先将违背事实的“欺骗”之术加以戳穿，实际上是说明了“无诚”之害，而后再从正面论述“有诚”之必要性。一反一正，既加深了论题，丰富了文章的内容，又使行文具有了波澜，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