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到戏院去看戏，或上馆子吃饭，总看到一块精致的牌子，写着醒目的四个大字: “谨防扒手”，在戏院大半是把这块牌子挂在售票处，菜馆则把它悬挂在出入口处，容易引人注目的地方。

看见这样一块牌子，往往使我禁不住要想起一件往事。这件事的发生，离开现在很久了，到底有多少年，我已经考查不出来了，只约略记得，那时我大概还只有十四五岁的样子，发生的地点则是在美属菲律宾的岷里拉埠。我原本是华侨子弟，所以幼小时就到了南洋。记得那时我虽在读书，已经能帮家里一点忙了，所以大哥就特地买了一只金山挂表给我，以资鼓励。我自有了这一只挂表，就非常地心爱它，把它当作宝贝，上学去离不开它，做工时离不开它，睡觉时也离不开它。我常常把它拿出来，打开表壳，看看它里面机器走动情形，听着它的声音，滴嗒作响，我陶醉着，我笑了!

我是多么的热爱着我的金表啊!

可是，这挂表挂在我身上只有半年光景，就突然的失落在扒手手里了。怎么会失落呢?说来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原来在过了新年后，岷里拉照例要举行一次嘉年华会，选举菲律宾皇后，差不多全岛各州府都要选出美女来参加竞赛。在竞选前，这批美女，就被用最漂亮的服装装饰着，用花车盛着，开到全市巡行。这是非常大的一次盛会，参加的人真是人山人海。我从小就是一个好动的孩子，对于这样一个盛会，当然也不愿意放过。但是在出发参加游行前，大哥和二哥却都同时警诫我说: “当心你的金表，这样的时候，正是扒手活动最厉害的时候。”

接着他们就提议我把金表留在家里，但是给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愿意离开这个表。他们没办法，只好说:

“那么，你自己留心就是了! ”

我吹牛的向他们保证: 一定不至于被偷窃。

“但愿如此。” 他们冷笑着说。

于是我们便出发了。

我们沿着大街跑了许多地方，始终是跟着行列走，但是走到大桥头的时候，却不得不止住步了，因为前面挤得太厉害，挤不上去。我们兄弟三人，就在桥上人堆中站着。在这样你来我去挤得大汗淋淋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绅士打扮的大汉，狠狠的用力踩了我一足，我痛得跳起来，就在这时，我觉得我的西装裤上的表袋内，有一只手在那儿动着。那绅士似乎很客气，知道他这么踩了我一足，是不对的，便俯下身用手替我扑去足上的泥迹，很客气地向我陪罪。但是等我把手放到表袋里去一摸我的表呢?我的漂亮的金表不见了，我哭着，大声叫了起来。当时大哥二哥就都挤来慰问我，当我告诉他们我的宝贝金表不见了，他们就睁着眼睛大声问:

“什么时候不见? ”

我说: “就在这时，刚刚一会儿啊! ”

“你觉得有什么人碰你吗?”

“没有，只有这位先生踩了我一足。”

“哪一位先生? ”

“他! ”

两位哥哥应声向那位绅士冲过去了，但是那绅士却微笑着，向他们表示歉意。大哥也不管他这许多，一手抓着他，一边问:

“表呢? ”

“什么表?”那绅士吃惊了。

“弟弟的金表。”

绅士很有礼貌的摇着头，一边指着前面说:

“表我没有拿，却看见一个戴草帽的扒手，把它拿跑了! ”

两位哥哥看着他那诚实的样子，信以为真，果真就朝前冲去找那戴草帽的，但是见鬼，在热带地方，戴草帽的是那么多人，到哪儿去找呢?而那个真正是扒手的绅士，却得以大摇大摆从人丛中溜走了。

这事给我的印象异常深刻，这十几年来，我很少把这事情忘记。但我也以为这种奇迹，在人生中也许只有一次，这样一来，那一次便可以成为我独一无二可纪念的经历了。想不到后来大了，居然也看见了不少这一类的绅士，他们扒去你的金表，却把账记在另一些人身上。不过，我觉得从世道人心日非以后，这一类扒手似乎也不大好当了。在我们故乡，就有抓到扒手先吊他个三天五夜灌满了一肚子生水再送官的例子。巴金先生在一篇随笔中曾说:对付狗的最好办法是一棒子打，我以为如上所说的扒手的可恶，似乎也不在于狗之下了。

(1942年5月15日出版《野草》月刊)

【赏析】

这篇杂文在写法上运用的是一种托事析理的形象剥露法。它不用议论直接剥露，而是具体逼真地描绘出一种“类型”形象，用这种类型形象，比照出某些社会丑类隐藏着的内在本质。文章在刻划“扒手”这一类型形象时，紧紧抓住他的要害之点——既偷窃而又巧于伪装——予以强化描写:扮作“绅士”，先就让你疑心不到他是“扒手”;看客拥挤中故意踏人一脚，目的在制造混乱以便探囊窃物，但又故作“失足”，“很客气地向我陪罪”，“用手替我扑去足上的泥迹”;当人们问及扒手何在时，他又主动举报，协助追拿。即使对扒手高度警觉如我的哥哥，看到绅士这副“诚实的样子”，也不再对他有什么怀疑，而扒手则趁机逃之夭夭了。由此揭露了扒手的内在本质:他们伸出脏手贪婪攫取，但又善于贼喊捉贼转移目标，善于嫁祸于人开脱自己。“他们扒去你的金表，却把帐记在另一些人身上。”

扒手有大小、隐显之分。窃表者固然是扒手，那些“窃国”的达官贵人又何尝不是扒手呢? 窃表的扒手不过是小打小闹的行窃，他们本人也被视作痞子而为人们所不齿; 而窃“国”的扒手则有本领巧取豪夺，虽是巨奸大盗，却又常常被视作社会上的“好人物”。文章明写“窃表”的扒手，其实不过以此为“类型”，比照出形形色色的“窃国”的扒手。

文章写于1942年。当时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围攻八路军、新四军，迫害爱国民主人士，不断强化其独裁统治，可是他们却反诬别人“破坏统一阵线”。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僚大发国难财，买空卖空，囤积居奇，甚至侵吞各种抗日捐款中饱私囊，可是他们却反诬别人“破坏战时经济”。贼喊捉贼，开脱自己，这难道不都是扒手行径吗?揭露国民党中一些人的扒手行径，鼓动人们象用棍棒痛打恶狗一样与这类扒手进行坚决的斗争，是这篇杂文的真正题旨，也是它的批判力量和讽刺意味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