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里，学术文化是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的。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读得起书，才有钱，抄或买得起书，和请得起老师，付得出束脩。

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的穷苦人，这样也没有，那样也没有，读不起书，更谈不到掌握学术文化。

这是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一种表现，教育被垄断，绝大多数人民被排除在学术文化领域之外，是普遍的基本的现象。说是普遍的基本的现象，也还是有不少的例外。

历史上有不少穷困的农民、穷人，发愤图强，克服困难，顽强学习，成为着名的学者。例子很多，现在只举列入儒林传的一些人，顺便指出，正史里名列儒林传的大体是后一时代认为在某一学术领域有成就、有贡献的学者。

后汉桓荣年轻时和哥哥元卿在田里做活，一到休息时候，桓荣便打开书本，朗诵起来。哥哥笑他，白费气力讨苦吃，中什么用? 后来桓荣成为学者，哥哥才叹口气说，象我们这样的农民，哪能知道念书有这样好处呢! 另 一学者 儿宽，从名儒孔安国受业，也是家里穷，只好为人佣作，带经而锄，上学以后，给同学做杂事维持生活。虞溥江表传记张綋居贫，躬耕稼，带经而锄，孜孜汲汲，夜以继日，至于弱冠，无不穷览。晋徐苗白天耕种，晚上念书。梁沈峻家世农夫，他发愤好学，白天黑夜，努力钻研，到困极时便拿棍子打自己，后来博通五经，尤长于三礼。孔子祛耕耘樵采时，还带着书念，一到农闲，越发努力，成为古文尚书学者。北齐李铉春夏务农，冬闲入学，成为当代经师。

也有的是看猪，放羊，放牛的苦孩子，经过刻苦努力，成为学者的。例如后汉的承宫，七岁时替人放猪，同村春秋学者徐子盛正在讲学，承宫每次经过，在门下偷听。主人发见了，要打承宫，徐子盛的学生出来阻止，承宫就此留在徐家，替学生们砍柴做杂活，一面学习，终于有了成就。晋朝王育替人佣工牧羊豕，住的地方靠近学堂，他便趁空捡些柴火，卖了钱请人抄书，晚上用蒲叶学写字，终于博通经史。前燕张悕也靠牧牛过活，他和王育一样，捡柴请人抄书，在树叶上写字，成为学者的。

他们解决生活和学习的矛盾的方法，是边劳动，边学习。没有书，便自己抄，如梁朝袁峻家里穷，买不起书，便向人借书，自己抄写，每天抄五十张纸，不抄完不休息。任考恭向人借了书，每读一遍，讽诵略无所遗。《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舌战群儒，对手之一的阚泽，是替人抄书出身的，他抄了一遍，便记得了。

上面所举的只是极少数的几个例子。由此看来，在历史上，尽管封建地主阶级包办了学术文化，但是学术文化却不尽出于封建地主阶级，穷苦农民和牧猪放羊的只要有坚定的决心，持久的毅力，不懈的学习，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攀登当时学术的高峰的。当然，这些人在成为学者以后，或者有了田地，或者做了官，阶级成分变了，那是另一回事。

克服困难，勤奋学习，这是我们祖先的优良传统，是值得发扬的。

业余学习之风，古已有之。不同的是古人只能凭个人的努力，而今天呢，有各种各样业余学习的机会，党和政府为愿意学习的人们准备了一切条件，看看我们先人的榜样，不是值得我们思之重思之吗?

(1961年第19期《前线》)

【赏析】

吴晗同志写了许多介绍古人读书治学、作事做人以及有关生活知识经验的杂文。他继承和发扬了我国文学史上笔记小品的传统，杂文写得新鲜活泼，别开生面，深受读者的欢迎。《古人的业余学习》就是这样一篇脍炙人口的杂文。它运用史实和典故，写得饶有趣味，使人十分爱读。

依靠业余自学成才的人，古今中外，不乏其人。作者对我国历史有精深的研究和广博的知识，他历举我国古人在业余发愤学习的事例，从后汉的桓荣、儿宽，一直谈到三国的阚泽，无一不使人深受感染。作者随手拈来，信手写去，运用自如，丝毫没有给人材料堆砌、现象罗列之感。在这一个个生动的事例中，读者很自然地接受了作家在文中所表达的宗旨: “克服困难，勤奋学习，这是我们祖先的优良传统，是值得发扬的。”

有人说，杂文是要受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所制约的。我们读了《古人的业余学习》却感到这种观点未必尽然。很明显的，吴晗同志的杂文虽然是谈古，但与今天的现实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在四化建设的今天，克服困难，发愤学习，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仍然是十分必须的。

吴晗的杂文通俗易懂，语言简炼明快，它重叙述而不重词采。我们读他的杂文，犹如听一位知识丰富的历史家讲那娓娓动人的故事，不会感到枯燥和厌烦。这是大家喜欢他的杂文的原因。

读吴晗的杂文，除了思想上受到启迪、艺术上得到熏陶外，还能获得各种知识。他的杂文可以说是“知识性杂文”的代表和典范，在我国现代杂文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