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过得不错，总算长了一点儿见识，详情如下:

前些时，由我经手办了一件事——要把几篇文稿编成一个集子。这样，我就做了一个大致的时间表(确切的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只约摸说说吧)，八号，请作者把文稿交给我;九号，我把这些文稿交给另一单位的一位同志加以编辑;十一号，由他交到印刷厂;十八号印成。谁想到，这个时间表，跟三个方面一商量，完全打乱了，印刷厂说，如十一号交稿，十八号是印不出来的，非提到九号不可; 负编辑责任的同志说，如九号交给他，他十一号是编不出来的，非提到八号不可;作者说，他们八号是赶不出来的，非十八号不可。哦，我的头简直都搞昏了。我只好分头去谈判，最后还是上述的时间一律顺延，改为十一号写好，十二号交编辑，十五号交印刷厂，二十五号印成。

事情还算顺利。一切都按照这个改过的时间表进行了，不顺利的是;到二十五号我才把这印成的集子拿到手，的确有些迟了。这当然应当检讨——因为我下手太晚，没有给这些可敬的工作者留下更多的时间。

可是，今天我谈到这一点时，坐在我对面的那一位有经验的同志打断我的话:

“不对，问题不在这儿，你的缺点是你没有坚持你最先制定的时间表，据我了解，只要抓得紧一点，原来规定的时间内都是可以完成的。”

“我坚持不住嘛，他们谁也不同意那个时间表。”

“对，你的时间表也有问题，你如果需要十五号完成你的工作，那么，时间表应该先规定为: 一号、二号、五号、十二号。你这样规定，他们一打折扣，正好是十五号。

我明白了。我真是长了见识，而且，我 已经是成年人了，颇有一点“举一反三”的才能。我立刻就想到下面的一些 “秘诀” :

请求调干部时，如果需要的是三个，那就先请求它八个到十个。

请求拨款时，如果需要的是一千元，那就先请求它三千到五千。

要求爱人结婚，如果想在十二月，那就先要求在八月或九月。

召集会议时，如果打算在九点开，那么，通知上就先规定为八点或八点半。

想到这里，我忽地出了一身冷汗。鲁迅不是说过吗:“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比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和愿意开窗了。”

想到这里，我又忽地出了一身冷汗。鲁迅写这些话时，是在黑暗的旧中国时代。而今天，已经是伟大的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时代了。那时的当权者和“正人君子”们的调和、折中，骨子里是保守主义，我们的革命家所需要的是原则，是准确而不是什么调和、折中。……

(1958年北京出版社《针锋集》)

【赏析】

从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中，选择一些典型事例，由此生发开去，进行分析、议论，写出一连串新的思考，这也是杂文写作的一种方法。它与那种大量引用典故的杂文，写法不同，但如果把握得好，同样能取得“异曲同工”的效果。而这一类“生活式”的杂文，往往还有一种“素朴的美”，生活气息也浓，更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在延安解放区时，谢觉哉、丁玲的杂文，有这个特点，建国后，郭小川的杂文也有这个特点。

文章从作者自己编稿交印被拖延时间这件生活中发生的小事写起，逐层深入，波澜迭起，十分引人。文中的“我”交稿时原以为顺利，结果不顺利，从不顺利又到较顺利，记叙具体、详细，文字平实、流畅，给读者一种真切、实在的感觉。接着，再引出一位同志的“经验介绍”，定时间最好打折扣，这使作者醒悟了，算是增加了“一点见识”，于是“举一反三”，又引出了一些“秘诀”。这些秘诀都是从生活中概括出来的现象，有典型性，说明了这种“打折扣”的弊病在社会上甚为流行。文章写到这里笔锋一转，从记叙转入到对“打折扣”的揭露中去。“想到这里，我忽地出了一身冷汗”，作为一个过渡句，转得十分自然。为了避免单纯地、一般化地去说理，文章引用鲁迅一段精彩而又生动的话来点明“打折扣”的社会根源，“开窗”的故事风趣地嘲讽了国民的弱点。末段再一次反复运用了“出了一身冷汗”的句子，意在强调对“打折扣”的厌恶，并分析“打折扣”的阶级根源和危害性。末句点明题旨，简短有力，犹如“豹尾”。

将错误的思想和行为，给以引申，使其荒谬之处更为荒谬，这是本文写作的手法之一。由时间上的“折扣”，引申到调干部、请求拨款、要求结婚、召集会议上去，人们在那些数字之中，不得不会意地发笑了。

可见，抓住生活中一些典型事例，加以挥发，也是能写好杂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