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说了再作，我是作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作，我是作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三十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到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 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 “一月 不梳头” ，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闻先生的书桌，任它凌乱不堪，众物腾怨，闻先生心不在焉，抱歉地道一声: “秩序不在我的范围 以内。”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 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红锦包”香烟，成为不离手的腻友，因它能为他思考问题助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密麻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苦功，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 ，但他“作” 了。作出了卓越的 成绩。
“作” 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 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 “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可以一下楼”的主人。
“作”了再“说”，“作”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术家、思想家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政治家、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 “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作”。这不再是“作了再说”或“作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作”。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气，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象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作”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与“行”。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大勇的革命烈士，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1980年2月12日《人民日报》)
【赏析】
杂文能否歌颂，在杂文界曾经引起讨论，其实，歌颂还是批判，应视内容而定，文章无戒律，文体本身是没有限制的。社会黑暗、落后，需要对丑恶事物加以揭露、打击，自然要多写一些讽刺性、批判性杂文; 社会民主、清明，对正义、光明和先进的事物，自然应给以歌颂和赞美，这是容易理解的。就是在旧社会，鲁迅不是对新兴无产者、对先进的革命事物进行过热情歌颂吗? 《白莽作〈孩儿塔〉序》是很典型的。
臧克家此篇，自然属歌颂型杂文。文章以深沉的敬仰与赞美之情，对闻一多的高贵品质进行了热情颂扬，作者发挥了善抓本质，精于炼句的诗人特长，使文章达到了诗与政论的完美结合。
闻一多与臧克家是师友关系，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相互视为知己，臧克家曾有多篇文章缅怀闻一多高贵品格。本文没有详细叙述闻一多的生平事迹，也不具体分析其学术建树，而是以颂诗般的笔调，着重表现闻一多的伟大人格与风范。
立意方面，文章经过高度概括，从闻一多的思想性格中抓住“说与作”这个侧面提炼挖掘，强调指出，为了“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精研祖国的文化遗产，尽管作出了卓越成绩，取得了巨大收获，他坚持的是“作了再说，作了不说”。这是闻一多为救国救民而潜心治学的学术家、思想家的风范。可以说这是他前半生的基本特点。可是，到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形势的发展的社会的需要，闻一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一变而为卓越的政治家、革命家了。这时候，一返既往，不再是“作了再说，或作了也不一定说”了，而是“说了就作”。“作”得是那样的无私无畏，言行一致! “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 ‘言’与 ‘行’ ”。
笔法方面，本文着眼于一个“记”字，落脚于“言”与“行”的形象描述。开篇引出两句原话，以树标立纲，接着以精炼的笔触，描绘了闻一多一生的言行特点。突出其前半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积极探究救国之路而潜心精研的精神，尤其是后期在政治斗争中献身真理的高风亮节。其中，除了运用真切事例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外，还加强了典型化语言的形象描绘，使人感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以这样简短的篇幅，概括诗人、学者、斗士的伟大品格，充分显示了杂文的创造性和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