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说话写文章，语句简单，而意义辛辣，往往比长篇大文还来得厉害，世称“春秋之笔”。

广东新会县的厓山，在大海中，本是南宋灭亡前的一个最后据点。1279年，幼帝赵昺被元将张弘范逼到无路可走，结局是投海。张弘范为异族卖力，立下平宋的大功，为了关心身后之名，就在厓山立座石碑，题曰: “张弘范灭宋于此”。谁知到了明朝，新会县有个理学家陈献章，却叫石匠在碑首添刻一个“宋” 字，那就变为 “宋张弘范灭宋于此”。这个“宋” 字添得真好，无异于向后来的游客表示:张弘范不是好人，而是汉奸。陈献章此外还有两句诗: “奇勋伟烈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奸。”这诗固然也好，可是并不能比这改镌的八字碑更好。因为那是诗人之笔，这是春秋之笔。

在北宋快结束时，民间也有过比得上《春秋》的妙语。那时候，金人入寇，汴京被围，宋帝赵桓仓皇下诏“求直言”。其实，这已经不止一次了。事急了，就下求言之诏;兵退了，又暗中压抑百姓，不让他们真能尽言。当时有十二个字概括这个矛盾事实，那就是“城门闭，言路开; 城门开，言路闭”。这十二个字的好处，固然在用于“开、闭” 两个字做为整个的纽带用，既巧妙，又稳成;更在于讽刺之意毫不露骨，而读者却能十分明白。正如《春秋》僖公十九年，孔子把秦灭梁的这件事写作“梁亡”二字，不言而喻，梁国是自取灭亡的，是活该亡的，此其所以为“春秋之笔”。周亮功《书影》载一个人对坏文章的评语:“他人说得少，愈多;你说得多，愈少了。” “说得少”却能“愈多”，只有春秋之笔才能是这样。

当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某一部队初驻某地，往往用三句话夸张他的兵士有纪律:一是不抓伕，二是不要钱，三是不住民房。驻得久了，老百姓觉得这些话跟事实全不符合，就在每句话之下各添二字，那就是“不抓伕——嫌老”; “不要钱——嫌少”; “不住民房——嫌小”。请看，这新加的六个字，简直抵得上六颗炸弹，因为有三个“嫌”字直刺着军阀的心窝，也揭去了他们伪善的面幕。人民的语言竟有这么大的表现力啊!

故事中有个太守，自命清官，冬旱了，他上庙烧香，为民求雪。可是求来求去，连雪片的影子也没有。一日，有客求见，说他会做十七字诗，太守就请他做一首看，果然立刻做成。诗曰: “太守去求雪，万民都欢悦，昨夜推窗看，见月。”前三句语意平静，并且略带歌颂，太守是不会动情绪的，直到“见月”二字，才使这位“清官”感到这一针刺得忒尖锐，然而从表面看，它不过是“见月”两字而已，春秋之笔，往往是这样。

(198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版《秋怀室杂文》)

【赏析】

张煦侯同志是一位学有造诣的语言文字学家，根据自己的特长，他的杂文都是谈论语言文字方面问题的，这使他的杂文自成一格，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文章一开头就点出本文的题旨: “语句简单，而意义辛辣”的文笔——“春秋之笔”，在写作上有很大作用，“往往比长篇大文还来得厉害”。这种写法开门见山，清楚明白，让读者一看开头就懂得文章要谈的内容，这与一般杂文从典故逸事入手的写法不同，各有其长处。

在解释清楚“春秋之笔”的意思之后，紧接着，作者连续选用六个事例来形象地、有力地说明“春秋之笔”的作用。这六个事例写来有详有略，生动有趣，因而读来并不令人烦腻。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老百姓给军阀驻军的所谓“三条纪律”下各添上的两个字，就深刻地揭去了这些军阀的伪善面孔，“这新加的六个字，简直抵得上六颗炸弹”，可见，人民语言的丰富的表现力和作用。这绝不是什么文字游戏，而是人民群众使用语言的聪明才智。文字贵乎精，而不在乎多。这篇文章选用的事例典型而精当，因而，不需要什么议论和说理，读者就可以从中悟出不少事理了。

春秋者，史也。一个人的历史或一朝一代的历史，人民自有公断，时间自会公断。张煦侯在文中虽谈文字，实谈政治。作者以丰富的史学知识和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来撰写杂文，就使他的杂文善于取譬举证，事例感人。从历史典故，到文坛逸事，他“随手拈来，涉笔成趣”，写得十分自然畅达。我们不妨把作者的文笔也称之为“春秋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