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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斑驳“熊砖井” 清洌润后人
人们常以籍贯作为某名人的代称,比如“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分别影射着李鸿章与翁同龢两位晚清大员的籍贯与人品。人称“中堂大人”的李鸿章为“李合肥”,顾名思义,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合肥县以东30里的磨店(今安徽合肥市瑶海区磨店乡群治村祠堂郢)便是李鸿章的出生地。因为这里出了个李鸿章,原本默默无闻的磨店也名扬四海。
在磨店祠堂郢村西有一口非常著名的古井,井水一直大旱不干、井水甘甜清澈,为村民们提供生活用水。开凿者是明朝一位姓熊的侍郎,所以它的官名叫“熊砖井”。为什么人们会把李家的兴盛与“熊砖井”联系在一起呢?这还得从李氏家世谈起。
“熊砖井”附近曾住着一户人家,主人是一个名叫李心庄的农民,虽然他家境清贫但十分勤劳,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生活。明末的某一年,李心庄的一个远方姻亲许迎溪(又名许光照)因躲避战乱,从江右(即江西)湖口迁来合肥定居。合肥县位于长江、淮河之间,在巢湖北岸,属于巢芜盆地,土地广沃,沟渠纵横,旱涝保收。从此,许迎溪过上了安定、自在的日子。许、李两家相距不远,既是姻亲又是好友,往来十分密切。李心庄膝下无子,于是请求收养好友次子稹所(因避雍正帝名讳改为慎所)为嗣,许迎溪慨然应允。之后,许慎所便随李家改为李姓。
李家从李慎所这一代开始,一直居住在“熊砖井”旁边,经过几代繁衍,李家人丁渐旺。至清朝乾隆年间,李家的家底已较为殷实,并积攒了200多亩土地,李慎所的五代孙李椿成为一乡的小地主(因家族人口多,人均占有土地并不算太多)。
不过,李家世代无人做官,缺少政治靠山,有钱没势,因而在村里常常遭到恶劣官绅的欺压盘剥。所幸李椿口才不错,又稍通文墨,据理力争,才保住了李家的家产和那片土地。通过这件事,李椿悟出了一个道理:“力田习武”只能养自身,志大则可养千口,要想光宗耀祖、出人头地,晋身仕途才是最根本的途径。于是,李椿把“劝子读书、文章经国”当作家训,将李家的希望寄托在长子李殿华的身上。
李殿华(字庆庵)谨遵父命,一度热衷于功名仕途,但他累年苦读,学业却没有多大长进。在两次参加省里的乡试举人考试不中后,他觉得自己命中注定不是走仕途的人,于是彻底放弃考取功名的念头,甚至发誓一辈子不再进城,回到乡村领着子孙一边种地一边教他们读书。此后,他果然近50年没有再进城一步。直到去世,他仍是一个男耕女织的小农。
当然,每天看着子孙读书倒也其乐融融。由于李氏宗族人口越来越多,仅凭祖上留下来的一些土地和家产,已显得家大业小,不够子孙享用,所以后来就分家而居。李殿华平素已养成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品性,在分家一事上,他作为长子,十分谦让大度,因此分得的土地财产最少,负担很重。而他花钱向来大方阔绰,又因治病花掉不少银两,在外边欠下不少债务,常有人上门来讨债,每到年终的时候,要债的人数不胜数。李殿华是个很讲体面的人,对债务倒也不躲不避,但一时确实难以偿还,只得跟债主们说尽好话,求他们多宽限几日,幸亏债主们大都通情达理,好言好语也就应付过去了。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几天后要债的人又来登门,李殿华脸上挂不住,只能东奔西走,去一些家境还不错的亲戚好友那里讨借,想着他们不会定归还的期限,待日后慢慢偿还。但亲友们也渐渐地开始感到厌烦,有的干脆就不再与之往来,见了李殿华避之唯恐不及,担心他再来借钱。当时有一位叫周菊初的姑舅亲,为人厚道,心地善良,愿意帮助李殿华一家,同时劝告他要勤俭,再困难也不要忘了家训,尽力供儿孙上学读书。
知书达礼的李殿华自然深明其理,基于自己年轻时科举失败的教训,他把希望寄托到下一代身上,十分重视对几个儿子的培养,严格督促他们读书,期望他们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也许老天爷不会辜负李家数代人的努力,给他一个满意的结果。
李殿华一共生有4个儿子,依次为文煜、文瑜、文球、文安。长子李文煜博学能文,但因家境贫寒上不起学堂,只能趴在窗户外边听课。他苦学不辍,6年之后开始收徒弟,教他们学知识,为日后李氏宗族的崛起起到了带头作用。喜好吟诗作赋的他后来著有《晴岚文集》20余卷。次子李文瑜和三子李文球也都是极有才华的人。最小的儿子李文安,本名文玕,字式和,号玉泉,别号愚荃,生于嘉庆七年(1802年)。他也跟几个兄长一样,读书十分用功。
如果说,“熊砖井”的井水真有什么神奇功用的话,李家四兄弟天天饮井水,但并未见谁的资质有多聪颖。尤其李文安小时候不仅没有过人的天资,相反还有点笨,“资性中下”,性格比较内向,又体弱多病,一般的孩子4岁就开始启蒙了,而他到8岁才读书。到了13岁,别人都有考上秀才的了,他才读完四书和《毛诗》,但他没有放弃,仍坚持苦读。李殿华不知道这个儿子天生笨拙,还以为他贪玩不用功,于是“时亲督课,每作文脱稿,必先阅,指其瑕疵”“或为讲书史懿训,或为述失曾祖暨先祖盛德”。尽管如此,李文安还是跟不上其他人的学习进度。李殿华为此忧心如焚,由于自己的身体不是很好,便让李文安回家一边学习料理家务,一边跟着大哥李文煜读书。
李文煜严格、用心地教授和督导自己的小兄弟,每年从正月初三开学,直至年终除夕仅停课3日。李文安也自知资性不高,只有勤奋学习,才能有所长进,因而时常激励自己,专心攻读。除了跟着兄长一起读书外,他还先后跟随几位老师学习,包括童培山、汪子庄以及名噪一时的庐阳书院的山长杨静闲先生。
李文安的科举之路开始并不顺利,考中秀才之后就再无进展。20岁时,他跟父亲一样开馆授徒,一边农耕,一边教习。教学相长,他的学识不断长进,加上屡试不第使他较为系统地学到了一些适应科举考试的技巧,终于乡试中举。之后,他又接连几次进京参加会试,皇天不负有心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37岁的李文安与曾国藩同登道光戊戌纽福保榜进士第112名,殿试三甲,朝考后被录用为刑部主事。“大器晚成”的李文安就此成为李家晋身仕途的第一人,并由此改变了李家日后的命运。
李家有好几代人活着的时候依井而居,死了之后就绕井而葬。从合肥始祖许慎所到七世祖李文安,他们中有的人在外闯荡若干年后,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又回到这里。有些人即使活着的时候并不住在井边,但死后也葬到了井边。因此,人们得出一个结论:熊砖井是一口“很有水平的井”,村子里不少人都是因为饮此井之水后走向了新天地。李鸿章一家也喝这井里的水,后来一路发迹荣升、家道中兴。
这口斑驳的古井,几百年来井绳上上下下的负重运作,已是伤痕累累,井边上有好几道深深的豁口。曾经有一位官员为求庇佑,从井栏上敲下石头,回去刻了官印,所以熊砖井有一处豁口特别大,仿佛这块地上张着一个缺了牙齿的嘴巴,犹豫着是否要说出不能说的秘密。
19世纪末,李氏聚族而居,在磨店附近的宅院规模宏大,有“李府半条街”之称。李氏家庙位于磨店乡祠堂郢村(宗祠村)东,占地约1公顷,系李家祭祀祖先和炫耀门庭的场所,整个建筑群呈现典型的徽派建筑特色,雕梁画栋,气势恢宏,正门上方悬挂着一块清朝道光皇帝手书的“李氏家庙”匾额。家庙旁有棵“望春树”,庙院内有腊梅数株,寒冬腊月,梅香四溢,风景雅致。
李家的发迹与“熊砖井”到底有多大的关系,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但是,李氏耕读传家的传统对李氏家族的兴旺发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二、大脚麻姑女 教子领风骚
李家的发迹除了因李文安“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外,还有一个人也功不可没,她就是李文安的大脚媳妇李氏。
说起这个女人,还真有点传奇色彩。她是合肥处士李腾霄的女儿,据说是一个弃儿。那年李殿华设馆开学不久,教学之余,常在村边散步。有一天,他在路边发现一个小女孩躺在地上,额头发烫。他不由得心生怜悯,于是将她抱回家医治。女孩得了天花,所幸救治及时,几天后病就好了,只是脸上留下了稀稀落落的白麻点,这对女孩来说是个无法弥补的缺陷,好在女孩的容貌不算难看。她无家可归,而李殿华恰好没有女儿,便收养了她。当时李文安七八岁,刚入学堂,很喜欢这个“外来妹”。心慈面善的他见不得人家受苦,因此常常暗中帮助她。
在封建社会,女孩不能入学,也不用取学名,大家就叫她李氏。她很勤快,六七岁就帮李家做各种家务,到了十一二岁开始干农活。那个年代,大家闺秀都得裹脚,并以此为美。李氏因为要干活,又没人督促她裹小脚,便长成了一双男子汉一样的大脚。麻脸加上一双粗糙的大脚,使她显得更丑了。李氏自己倒不以为然,反正“豁出去”了,什么活都干,整天跑进跑出,没少受村民的讥笑。
李殿华眼看这个养女渐渐长大,想给她找个婆家。可是以李氏的模样,哪个好人家的公子愿意娶她?李殿华有了这点心事,平常便对她关注多了一些。一天,他看见李氏挑着一担水走在跳板上,将跳板都压弯了。这位塾师以他的知识和经验判断,这姑娘“身板重”,胯宽,有福气,会生养。他希望自己的哪个儿子能娶她,于是平常就有意编造一些“戏码”来演。寒冬大雪,李殿华故意不给姑娘被子,让她睡在灶门边的柴草铺上。第二天清晨,他发现姑娘的铺上多了件棉衣,便叫来4个儿子,责问是谁给的棉衣。李文安承认说:“夜晚从书房回来,经过灶前,见姑娘没有被子,冷得蜷缩在草窝里,于心不忍,便脱下棉衣丢给姑娘御寒,并无他意。”李殿华知道他对姑娘有情,但仍佯作恼怒,拍着桌子喝道:“这还了得,瓜田李下,败我家风事小,毁了姑娘名节事大,事已至此,你非娶她不可!”李文安原本就对李氏不错,现在又有父命,便娶了这位大脚麻姑为妻。
李殿华果然慧眼独具,这大脚媳妇为李家撑起了一片天,家里家外、待人接物,有礼有节,事事办得井井有条。李文安什么事都不用操心,一心只读圣贤书,每年要做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备考,后来终于成功进入仕途。
李文安为官忠厚正直,尽心职事,心地善良,是一位躬行的君子。他在刑部任职时,明典治狱,政声卓著。按照惯例,囚犯每人每餐只能分到一勺米饭,往往吃不饱。为避免囚犯长期忍饥挨饿,李文安管理分发饭食时,将每勺都盛得特别满。犯人的饭往往做得不好吃,难以下咽,为此他经常亲自检查伙食,认真尝一遍犯人的饭食,又自己捐米熬粥,提供给过了吃饭时间才收押的犯人。监狱里瘟疫容易流行,他恳切作愿文向神祈祷保佑犯人平安,平时预备药材供疾病流行的季节救急使用。夏天他自己花钱捐蒲扇,每到秋天各司捐棉衣,他又在每所添加12条棉被,供发汗养病的犯人使用。那年头连无辜的老百姓都没人关心,谁还去关心那些狱囚呢!所以,李文安的所作所为特别令人动容。一些正直的同事看在眼里,纷纷写诗赞颂李文安的德行,比如《咏李玉泉先生为提牢诗》中这样写道:
一汤一饭浅深量,是否堪餐每自尝。甘苦可推军十万,狱中留得姓名香。晚饭散过号腹来,双眸炯炯不胜哀。狱中幸有推恩米,例自先生到此开。棘墙深闭见天遥,溽暑熏蒸未易消。赖有仁风吹隔座,蒲葵五万共招摇。托钵沿门醵俸钱,秋深检点补黄棉。先生更给病囚被,寒到圜扉不耸肩。
李文安声名如此好,大脚媳妇的表现也很不错。李氏成为官太太后,依然简朴勤劳,“尺布寸缕,拮据经营”。不仅如此,她还是李家人丁兴旺的功臣,先后为李文安生育了六儿二女。这6个儿子依次为李瀚章、李鸿章、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李昭庆。
生计窘迫的李文安对此大感烦恼,写诗发牢骚:“难得多累怨丁添,烦碎高堂问米盐。”李氏听了把眼一瞪:“我教孩子发奋读书,长大后都能成为栋梁之材,还怕什么贫穷?”她是一位品行好又有智慧的“福人”。每当丈夫和儿辈升迁,别人都是喜笑颜开,她却不露喜色,反而沉静地时时以盈满为戒。后来,李瀚章官至两湖总督,次子李鸿章为直隶总督,权倾朝野,但在李氏眼里他们都还是孩子。
咸丰五年(1855年),李文安奉命在合肥、巢县设立清湖、保卫两局。因严寒奔驰,积劳成疾,55岁便不幸病逝。而李氏比丈夫多活了二十几年,后半生享尽荣华富贵。
李瀚章任江西布政使时,李氏原本跟着他住在南昌。李鸿章升协办大学士,授两湖总督后,开府建牙,起居八座,享用自非藩司可比,于是兄弟二人商量,将老母亲接到武昌,由李鸿章负责奉养。
于是,李瀚章亲自奉送,前呼后拥,安车蒲轮,先将李氏送到九江。轮船招商局汉口分局专门派了一艘布置十分精致舒适的汽船,在九江候着,李老太太上了船,一路舒舒服服地到了武昌。
李鸿章亲率满城文武到码头跪接老母,场面十分隆重。
汽船靠岸,搭起跳板,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太太从船舱中现身,手上一根旱烟袋,翡翠烟嘴还叼在嘴里。丫鬟想上前搀扶,李老太太喷出一口烟,挥挥烟袋,丫鬟只得后退。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见李老太太迈开腿,三步并作两步,“腾、腾、腾”地就走过跳板,上了岸。码头上响起一片低低的议论声。
李老太太坐进八抬绿色呢绒大轿,轿起,扶着轿杠的李鸿章一低头,看到母亲的一双大脚有一大半露在轿帘外面。他心里有些不自在,于是悄悄扯了扯轿帘,想要遮住母亲的大脚,并说了句:“娘,你把脚往回收一收。”
李母闻言大怒,一抬脚踢开轿帘说:“不孝的东西,你父亲不嫌我脚大,你还嫌我不成?”于是喝令“回轿”,吓得李鸿章叩头赔罪不迭。
一旁侍候的藩司、臬司,武昌府、县,总督府的幕僚,还有一众轿夫,都听见了,大伙憋足了气才没有笑出声来。李氏来到武昌后,日子久了,大家也觉得那大脚不再神秘可笑,竟然还有许多女人也不坐轿,以大脚为乐,几成一种风气,李氏可算是“独领风骚”。
后来,李鸿章升了中堂,李瀚章接任两湖总督,李氏也不需要“挪窝”,走了一个总督是她的儿子,再来一个总督还是她的儿子。乡间邻里传出话来:“人家李家是总督换防而老太太不用换防。”言语之间充满了羡慕之情。
李氏后半生不仅享受了一般官僚家庭的荣华富贵,还屡受皇恩,皇帝颁《褒赏谕旨》予以赏赐。光绪五年(1879年),李氏庆祝八十大寿,古文大师俞樾作寿联祝贺:
起居八座,亦多寿,亦多男,先百花生日,祝慈荫长春,凤舞鸾歌,遍浙江东西、洞庭南北
文昌六星,有上将,有上相,以万石家风,佐熙朝景运,金昆玉友,比荀龙少二、贾虎增三
光绪八年(1882年),李氏年纪大了,身体久病不愈。同年四月十九日光绪帝下谕旨,赏李鸿章一个月假期去湖北武昌探望,并赏其母人参8两,以资调理。不料,李氏在圣旨下达当日就去世了,光绪帝又追加一道谕旨说,李中堂扶母灵柩回籍安葬,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一日两旨,足见皇恩浩荡。
第二年,李鸿章送母灵柩回故土磨店,一路上各地官员以最隆重的礼仪迎送。李氏去世后20年间,朝廷3次给她追封名号,由一品夫人直至一品侯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