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非将才不嫁  须嫦娥方娶

官场得意的李鸿章，在情场上也喜获丰收。同治三年（1864年）新春，李鸿章办了一件大喜事，娶了安徽太湖著名书香之家的千金赵小莲。或许是天意撮合、福祉之当现，一双鸳鸯冥冥之中聚到了一起。

同治二年（1863年）年底，淮军正在为围打苏州做准备，李鸿章抽空回了一趟安徽合肥老家。

到家的第二日，他先到父亲坟前哭拜了一场，然后又带上两个女儿，到亡妻的坟前燃上几柱香。

寒冬腊月，苍穹灰暗，庐州一带的田野空旷寂寥，北风夹着雪花一阵阵地扑面而来，村子里烟囱冒出的缕缕炊烟被风雪裹挟着，在灰蒙蒙的屋顶和光秃秃的老树上打转盘旋，使磨店笼罩在一片黄尘雾霭中。

亡妻周氏的坟头长满了蒿草，一片孤寂。李鸿章触景生情，不由得掉下几滴泪来。他的两个女儿一边在坟前化纸，一边说道：“娘，爹从上海巡抚衙门回来看您了。”

李鸿章感慨不已，想起了自己“三千里外觅封侯”的豪情壮志，也想起了周氏与自己四处漂泊的日子，口中不由吟出一首诗来：

独结幽兰契，先开百卉场。

天全王者瑞，人媚国之香。

挺秀蓬茅久，沾恩雨露长。

未甘空谷里，常惹御炉傍。

入室心斋寂，升庭鼻观飏。

此花真富贵，小草亦祯祥。

蕙芷难争美，蒿莱不肯藏。

会当尧砌上，第一占群芳。

他在诗中把周氏比作兰花，咏赞其美德，可见他很重感情，对结发之妻的爱恋极深。

但也就在这年新旧交替之际，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她就是赵小莲。

赵小莲的身世非同一般，她的祖父是清嘉庆元年的状元赵文楷，曾担任琉球国正使；父亲赵昀乃咸丰朝进士，做过咸丰帝的陪读，官至按察使。据说赵小莲十二三岁就对人直言，非将相之才不嫁；到了十八岁，又说非县令、进士不嫁；二十，非知府不嫁；二十二，非进士道台不嫁；二十四，非按察使、布政使不嫁。所以，一直无人合她的意。她的父母心急如焚，何处找寻如此之才？求之高，符其少，不知此女作何感想。

赵昀与曾国藩相识，一天在曾府谈及赵小莲的婚事，提出了两个人选，一是进士刘秉章，但他已有妻室，小莲十分讨厌为妾；一是进士郭嵩焘，但他的年龄已经四十有五。

之后，赵小莲又改添条件：点过翰林之将相方称意。都成剩女了，要求还越来越高。曾国藩脑海中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人——李鸿章。他对赵昀介绍说，此人有美称“云中鹤”，相貌非凡，仪表倜傥，博学多才，青年就任翰林，三十八岁为道台，三十九岁官至巡抚，又因战功赏黄马褂，如此非凡境遇，何愁不出将入相？与赵小莲可谓天生绝配。

对象终于找到了，只是不知赵小莲的心思如何。赵昀回到家中征询她的意见，赵小莲一听就怦然心动，她虽然没听说过李鸿章，但早就听人说起过上海。她不仅知道上海街市繁华，是个洋人云集的大商埠，更知道上海的大街小巷，有许多放荡女子倚门卖笑，把多少良家子弟生生引进火坑。在那样一个花花世界里，李鸿章能坚守多久？机不可失，她忙问父亲：“既有如此天作之合，何故不上门提亲？”赵昀说：“这个李抚台眼中未必有你，还得请人出面问询一下。”赵小莲有点着急了，催促父亲亲自去一趟李府。赵昀见女儿终于找到一个合意的对象，心中大喜，准备屈尊远赴上海。就在他准备出远门的时候，意外地遇见了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

赵昀认识曾国藩的这位帐前谋士，顿时喜出望外。他与李瀚章交谈了三五句，便知婚事正合。双方洽谈甚欢，两人立马定下了这门亲事。更巧的是，李鸿章刚刚回了老家。

但李瀚章回到家中一说，李鸿章却一口回绝。

李瀚章急眼了，说：“这么好的一桩亲事，哪里去找？再说我已经替你认下了。”

李鸿章继续推脱道：“即便再娶，也要等娇儿她娘过世满3年。况且现在战事紧蹙，哪有时间顾得上儿女私情？”

“古人云，男儿无妻便无室。你官做得再大，也算不上成家立业。我还从未听说过有哪个丈夫为亡妻守丧3年的，找这种借口怎会不让母亲整天为你挂心呢？”李瀚章把老母亲搬了出来。

李鸿章叹气道：“我当然知道大哥和母亲都是为我好。我只是觉得，娇儿她娘虽过世一年了，如果我只是个平头百姓，要再娶也就娶了。可是，娇儿她娘自打跟了我，就没有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北上春闱，把她一人撇在母亲身边好几年；我回乡办团练，与她近在咫尺，却恍若天涯。有时见上一面，也是匆匆来去。我每次离去，她都要背着母亲落上几天的泪。她为我担惊受怕，又为家事操劳，身体也不好。而这个时候，我偏偏吃了败仗。一家人流落他乡，饭吃不好，觉睡不安稳。她过早离世，全都是因为我。如今日子好过了，她却不在了；我当了这个官，却在她尸骨未寒之际匆匆再娶，于心何安？”

李瀚章一听就明白了：“你是担心别人说你薄情寡义，当了大官，忘了糟糠之妻？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你又没有抛弃妻子。我知道你对娇儿她娘情深义重，可她已经不在人世了，活着的人还要好好生活，两个女儿也需要人照顾；而且你至今还没有子嗣，这也是一桩大事；赵小姐出身名门，知书达理，非常贤惠，虽算不上绝世佳人，但也生得端庄大方，定能持家旺夫。这三条哪一条不是你再娶的理由？”

李鸿章辩不过李瀚章，也不想辜负母亲和兄长的一番美意，只得答应择吉日迎娶赵小莲。

直到成婚那天，赵、李二人都尚未谋面。等到喜宴结束，李鸿章准备进洞房时，赵小莲的两位仆从拦住他说：“新夫人要出题考试。”李鸿章笑道：“莫非是要重现苏小妹三难新郎不成？”他爽快答应下来。不一会儿，从门缝里传出一纸：“女非将才不嫁”。李鸿章回答：“男须嫦娥方娶”。赵小莲接着又出上联：“名门闺秀逢儒将”。李鸿章再答：“翰林巡抚配淑女”。对完两联，李鸿章顺利入了洞房。他也想考考赵小莲的才学，于是拿起桌上的笔，写道：“好女子无才有德，离去三年不能忘”。小莲低头想了想，提笔写道：“大丈夫有情无悔，归来五日续前情”。李鸿章很高兴，忙拥赵小莲上床。但赵小莲不干，又要求约法三章：其一，女若清规，男则不弃；其二，夫不涉青楼；其三，妻之仆从只当佣。章法定好后，李鸿章入帐拥着赵小莲，笑道：“你这个小莲花为何等这么久才肯嫁？”赵小莲羞涩地答道：“只因今日才遇见郎君……”

此等趣事不知是否真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赵小莲确有“旺夫运”，她贤惠勤俭，很快便成为李鸿章的贤内助。

在安徽老家成婚不久，李鸿章携娇妻仆从回到上海。不久，朝廷又给李鸿章升了官：赏头品顶戴，太子少保衔，署理江苏总督。一日歇下后，赵小莲忽然对李鸿章说：“老爷呀，妾今儿得闲看了一下账本，这次您晋了爵，可知道账上亏了多少？别人都是升一次官发一次大财，您倒好，越升官越亏本，不如只做个巡抚常驻上海就好了。”

李鸿章笑道：“我的小莲花，有几个做官的不想越做越大？我不信你就不想当个一品诰命夫人？”

赵小莲笑道：“您加官晋爵，妾自然是高兴都来不及。不过，妾只说过日子，您官居一品，反倒不如以前的日子好过。老爷呀，您说府中回赠的银子，是不是太多了些？丁日昌送您一个滴答挂表，您就回赠给他100两银子；下人凑热闹送个荷包，您定要回赠10两银子。照这样下去，就算府中有座金山，迟早也要空啊！”

李鸿章用手轻抚了一下赵小莲的脸，认真地说：“女人家只关心府中琐事，哪里知道做官的难处。送礼的人都是有动机的，出于情谊、关心的是少数。送礼越重，索求往往也越多越重，不是求个好官位，就是求给机会发大财，再不就是惹了麻烦让你给他担着，你说这是不是得不偿失呢？我重重地回赠他们，他们即使有所求也不好再开口了。”

赵小莲一脸困惑地看着李鸿章，说：“老爷做官还真有一套，妾也知道一点了。往后跟着您久了，妾也能做个官场高手。”

李鸿章脸一沉，说：“古人讲，女子无才便是德，官场的一套你千万别学，甚至听也别听。”

“那是为何？难道您不想让妾在事业上帮助您吗？”

“我当然需要人帮助，但如今官场险恶，在我看来，为官既要做事，又要自保。有些官员敢于做事，但疏于自保，结果事未做成，反而自身不保；更多的官员则是精于自保，而不敢或不愿做事。这样一个乱世，做事和保官都是很难的，可能痞子手段更管用，所以不能让我的痞气带坏了贤良淑德的佳妻。”

赵小莲把头埋在李鸿章的胸口上说：“您的为官之道，妾想学也学不来，妾只想做好老爷的贤内助。”

李鸿章把赵小莲搂进怀里，一边解开她的衣衫一边说：“我的小莲花生一大群儿女，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对老李家最大的贡献。”说完他就开始为这一目标而全力以赴。

赵小莲嫁给李鸿章的第二年，就为李家添了个子嗣李经述，几年后又生了李经璹（又名菊耦，即张爱玲的奶奶）和李经溥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是李鸿章的掌上明珠，他并不十分重男轻女，迟迟舍不得让她们嫁人，因为她们都聪明过人，精通文墨，可以帮他处理公文。

赵小莲被称为李家的“定海神针”。从同治二年（1863年）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赵小莲嫁到李家的30年，恰恰是李鸿章在晚清政坛大红大紫的30年：讨捻军，办洋务，建海军，办学堂……都是在这一时期。光绪十八年（1892年）赵小莲去世后，李鸿章的人生也开始走向低谷。他对这个继室格外看重，尽管封建社会原配夫人的地位很高，死后应与丈夫合葬，但最终与李鸿章合葬的，竟是这位二夫人赵小莲。

五、杀降惹风波  反手制洋人

家里多了个如花美眷的李鸿章，并没有沉浸在温柔乡中不可自拔，事业才是他一生的最大追求。作为手握兵权、政权和财权的一方封疆大吏，他豪情万丈，一生事业“鲲鹏展翅，扶摇直上”。

与此同时，大清帝国的另一位将才左宗棠也在浙江安下身来。这样一来，作为湘军、淮军最高统帅的曾国藩，现在便有了两支新的军队配合其主力部队——由他的弟弟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沿长江向东推进。太平军三面临敌，形势危急，而大清帝国似乎也时来运转了。

李鸿章明白，从时局和历史大势上看，若想取得个人权势的隆替，取得集团利益的最大化，“防卫上海”显然要比争得“克复天京（南京）”的“头功”重要得多。而要完全控制上海，必须彻底打击周边的太平军。

同治二年（1863年）一月，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准备趁机发起收复苏州、常州的战役，他认为苏、常是金陵（南京）的根本，苏、常一失，天京危如累卵。但太仓仍在太平军手中，淮军无法从陆路救援常熟，李鸿章决定取道水路用兵。

从二月起，刚过完蜜月的李鸿章率淮军伙同常胜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西北进击。四月，淮军攻占福山港，常熟城内的太平军叛军立即出城接应，太平军收复常熟之战宣告失败。此役，戈登又接手常胜军，李鸿章从亲兵营营官中选拔出29岁的湖南乾州人罗荣光，派他跟随戈登专门学习炮战之法。五月，李鹤章派程学启率淮军攻打太仓，戈登率常胜军协同作战。太平军虽顽强抵抗，但经不住戈登的重炮轰击，他们固守的城墙很快被撕开几道口子，淮军一拥而入，太平军被迫从南门撤出。

淮军程学启部和戈登的常胜军乘胜进犯昆山。程学启是从太平军处投诚过来的，对太平军的一些战法比较熟悉，因此专攻太平军的薄弱处。战至六月一日，太平军全部撤往苏州，昆山陷落，枪弹制造厂随之落入淮军手中，太平军此后的军械供应紧张。

太平军连吃败仗，一遇见淮军和常胜军，就显得惊慌失措，甚至望风而逃。而李鸿章的作战目的是剿灭太平军而不是把他们赶跑，为此，他制定了三路进攻的“堵截计划”：中路由程学启率部从昆山直扑苏州；北路由李鹤章、刘铭传、黄翼升领兵，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以水师之主，从泖淀湖攻吴江、平望、太湖，切断浙江太平军进援之道（该任务由湘军浙江处州镇总兵李朝斌率太湖水师10营担任）。此外，淮军由黄翼升率淮扬水师往来策应，常胜军则驻昆山为总预备队，负责援应各路人马。

七月，北路淮军分为3支向江阴发起进攻，太平军节节阻击，最终还是败退了。九月十三日，太平军又丢了江阴。李鸿章下令北路淮军集结兵力对准下一个目标无锡，配合程学启中路和淮军水师合击苏州。九月二十四日，郭松林部进占无锡东面的东亭镇，前锋抵达无锡南门外。

由于南路李朝斌所部水师未能及时赶到，中路程学启改变直取苏州的计划，会同戈登的常胜军向吴江开进。当他们兵临城下时，守城的太平军因寡不敌众，开门出降。

吴江失守，意味着太平军援助苏州的南面道路被堵死，而在苏州之北的太平军又自顾不暇，苏州基本上被孤立了。

苏州是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的封府所在地，李秀成视之为自己的老巢和根据地，因为它标志着太平军对苏南一带的占领。经过长期精心经营的苏州，已经成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眼下苏州形势危急，李秀成不得不从战斗最激烈的天京率军北援，于九月初到达苏州。太平军第一战将的到来，给淮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双方激战两个多月，互有伤亡。淮军攻城不下，而李秀成也未能解围。

戈登没有那么好的耐性，他找到李鸿章说：“抚台大人，苏州城太大，太平军太多，而常胜军人数太少，只有再招洋兵，才能攻下苏州。”

李鸿章是个精明人，心想：“你招人还不是我掏银子，常胜军一旦扩充人马，就有可能独自攻下苏州，岂不是夺我头功？”因此，他不同意戈登再招洋兵，但戈登坚持要招，表示这是为大清帝国卖命，也是为了李大人早日攻下苏州。李鸿章经不住戈登的一再劝说加威逼，只得同意常胜军再招100人，但是也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无论是否攻克苏州，这100名新招的洋兵在一个月后必须辞退。而且，如果攻下苏州，5天之后，常胜军必须撤离苏州，回到原驻防地昆山。戈登无法接受这种苛刻条件，于是搬出新近接替士迪佛立任英国驻华陆军司令的伯朗出面与李鸿章交涉。伯朗初来中国，心高气傲而不知内情，完全支持戈登，并说：“你们再攻不下，我就亲率英军攻城。”

洋人真是欺人太甚，李鸿章一听到这话，又急又怒，但又不敢对洋人明言，只得找借口不与伯朗见面。但伯朗较上劲了，准备去北京找总理衙门直接交涉。李鸿章生怕总理衙门采纳伯朗的建议，赶紧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他在奏折中写道：

臣深知朝廷希望尽快拿下苏州，以告捷天下。常胜军再招人马，不仅需费过巨，而且专用西兵，易生后患。一时未能攻下苏州，不是淮军不能战，而是因为半年多来连续征战，疏于准备。现在的形势已经使贼大势不振，经脉不舒，苏州一城迟早可复。然而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朗之意甚为可疑，臣猜测其意，欲为清廷收复一二个省城，难保不是想以此作为增加通商的谈判资本，更兼有谋取飞地的嫌疑。况且，太平军已陷入困境，此时不需要助剿；而他却偏偏主动助攻苏州，倘若同意伯朗率兵攻城，则必有太阿倒持之忧！

李鸿章还真是能说会道，一下子就把总理衙门给唬住了。请神容易送神难，到时候，常胜军抢头功和攻城后拒不撤兵，形成“太阿倒持”之局，再以此要挟，岂不是得不偿失？

清廷用洋人又怕洋人，而且，戈登还曾是火烧圆明园的英军指挥官之一。李鸿章有几分惮忌、几分排斥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李鸿章对苏州是志在必得，为了尽快攻下城池，他到城下亲自督战。苏州城四面环水，太平军凭河修筑大量防御工事，布防相当严密。他令淮军在护城河上偷架浮桥，调集炸炮，发炮攻击，几下就将苏州城外东、南、西三面的防御工事全部毁坏，太平军退入城内。

由于苏州城地处洼丘平地，无险可守，李秀成自知苏州守不住了，而且曾国荃又在加紧攻打天京，天京堪忧，因此，他悄悄带领部分人马，溜之大吉。

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一日早晨，苏州太平军守将八小王之一——纳王郜永宽一觉醒来，发现忠王已经不在城里，不由得慌了手脚，经过一番是战是降的考量后，他决定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他打定主意后，马上派人与李鸿章的部下郑国魁谈条件。

郑国魁是巢湖上的盐枭出身，曾与郜永宽“拜过把子”。李鸿章听到汇报后，密令郑国魁、程学启招降纳叛。所谈条件由戈登做证并担保，双方折箭为盟，誓不反悔。

就这样，一桩秘密交易在阳澄湖的船上迅速达成。郜永宽提出封官、留军、不剃发等投降条件。

与此同时，谭绍光已侦悉郜永宽的谋叛言行，决意除掉这几个叛王，于是召集各王聚会议事。慕王府大殿内，众将齐聚，谭绍光宣布：郜永宽等人背叛天国，奉天王之命，就地正法。没想到汪安钧先发制人，跃身挥剑向谭绍光的脑袋砍去，一股鲜血喷涌而出，谭绍光倒在血泊之中。

郜永宽提着一个血淋淋的包裹，率汪安钧、伍贵文、周文佳、汪有为、范起发、张大洲、汪怀武等将领走出城门，要求程学启和郑国魁兑现承诺。

此时，城门洞开，程学启所部率先入城。但是，郜永宽等人对原先谈好的条件有所反悔，只答应让出一半城池，自己仍要占据另一半；同时要求不能拆散自己的部下，要成建制地编入淮军，至少要编20个营。

李鸿章一时左右为难，如何处置这些人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他将公正之心放在天平上称来称去，自闭行营3日未出，专等朝廷的旨意下来，再行定夺。

十二月六日，戈登命部队开回昆山，同时派几人留下保护李鸿章营帐和官船，防止对仅发一月饷银而不满的常胜军官兵威胁李鸿章。

然而，太平军、淮军重兵云集苏州城，敌我交错，情况非常复杂。没有时间等下去了，李鸿章不得不令陈鼐、周馥、张树声、刘郇膏、陈学启前来行营商议，众人纷纷建议诱杀投降的太平军将领。李鸿章说：“诸位，杀降不论古今中外可都不是好事啊！你们认真想过没有，这对我们淮军的名誉，造成多大的损失呀！值得吗？另外，这一仗打完了还有无锡、常州、常熟呢，那里的守城将官必然拼死抵抗，再也不会投降了，这给以后的战斗，不知会带来多少麻烦和困难！”

张树声、周馥异口同声地说：“降众太多，如果不杀掉首脑，任其上下联络，必将防不胜防，谁知道他们是真降还是假降？他们和我们同住一城，万一发生兵变，到时候谁先掉脑袋还是个未知数呢！”

杀降可不是小事，城内还有近十万兵勇，闹起事来谁能控制得住？李鸿章还在犹豫。程学启脾气暴躁，不耐烦地说：“如不杀之，今后就不再领兵作战了！”

李鸿章见众口一词，终于放弃了再次谈判的打算，决定先斩后奏，设宴诱杀郜永宽等人。

郜永宽等人兴冲冲地来赴宴，他们喜笑颜开，等着戴上官冠，配上顶戴花翎，升官发财。餐厅内灯火通明，几张八仙桌依次排开，丰盛的菜肴已经端上餐桌，众淮军将领、太平军将领齐聚一堂，谈笑风生。不一会，几名手捧衣冠的亲兵走入餐厅，郜永宽等人正准备取冠佩戴，亲兵们立即拔出寒光闪闪的佩刀，瞬间，他们面带笑容的人头一起落地。

李鸿章诱杀太平军降将后，强行将城中的余众遣散，不去者，则杀无赦。城内的太平军将士见上了当，顿时做困兽斗，群起与淮军决一死战。但是他们群龙无首，有的人手中连武器都没有，只能进行肉搏战。而淮军早已做好准备，又有万余名（一说为2万多）不服气的太平军官兵被诛杀。

十二月十二日，无锡在淮军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郭松林部的攻击下失守。同治皇帝于十二月十四日下谕旨对将士们进行奖赏。接着，李鸿章令淮军马不停蹄，分兵两路而进：程学启率部进攻浙江嘉兴，李鸿章则率主力进攻常州。

李鸿章在苏州大开杀戒，扬扬自得，踌躇满志，可有一个人却不乐意了，他就是常胜军指挥官戈登。

戈登对李鸿章早有不满，如今又被李鸿章摆了一道，一向高傲自大的他哪忍得下这口气！他是淮军与太平军谈判的见证人，在人权、公法大行其道的西方社会，人们往往将荣誉与信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李鸿章此次背信弃义的行为给大英帝国带来了耻辱。戈登闻讯，立刻从昆山赶至苏州，接着又从苏州追到常州，提着一把柯尔特左轮手枪，气势汹汹地到处找李鸿章算账。此时，李鸿章正率军围着常州城，见戈登持枪来找自己，吓得躲到一只小船上去办公。

戈登想用两艘轮船捕捉李鸿章，但没有成功，于是写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辞职，交由清廷审判，否则，他将兴兵逼迫清廷将攻克之地归还太平天国，甚至帮助太平军打官军。

李鸿章见实在躲不过去，只得请马格里、潘曾纬、李恒嵩去劝解戈登，并声称杀降事件因戈登不知双方和谈条件，与其无关，同时告诉马格里，他之所以下令处决太平军降将，是因为他们事后不遵守协议，提出了过分的条件。

戈登是个精明人，怎会轻信这种说辞？由于戈登反应激烈，杀降事件演变成了外交冲突，上海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立场坚定，一致声讨，还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告到了清廷，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再帮助清廷，并可能撤走帮清军打仗的洋枪队及西方其他武器装备。

李鸿章见事情闹大了，不禁慌了手脚，他一方面急忙向对中国政局影响颇大的英国人赫德和马格里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另一方面又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辩解说：“戈登助剿苏州，近来颇为卖力，不料成功之后又索要重赏，滋生衅端。值此时世艰危之际，中外和好，臣万万不敢鲁莽行事，破坏大局。只是洋人反复无常，不明事理，以臣之愚昧，恐怕难以有效驾驭。假设英国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唯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服其心。”李鸿章企盼在这场“中外冲突”中得到朝廷的支持。

前线战事正紧，常州城墙又高又厚，比苏州更加易守难攻。淮军还没有重磅大炮，队伍开上去了，却久久攻不下来。由于有了苏州杀降的教训，常州城里的太平军再也不相信淮军，上下一心，誓死不降，拼命到底。李鸿章需要戈登手中的大炮，但他又不想向戈登服软，于是针对英方提出常胜军不归清廷指挥的说法，又给朝廷上了《筹处常胜军片》一折，强调他现在的兵力已经足够应付防剿，无须常胜军协助，所以希望总理衙门“与英国公使商量妥善的方法，让戈登告退，并责令他撤回常胜军的100多名外国兵勇，或由臣选派数人帮带。该军屡次购买的外国火炮和现存的外国军火全部交出，他们无所挟持，必不敢背叛滋事。因为常胜军唯一依恃的只有炮火，此外别无他长。总之，英国军官企图掌握兵权以钳制地方，勇丁依附洋将以要挟厚饷，互相勾结，操纵缓急颇为不易”。

李鸿章的意图很明显，可谓一箭双雕：一是转移戈登和朝廷的视线，令其不再纠缠杀降之事；二是戈登若不主动支援淮军攻打常州城，就借此解散常胜军，将所有兵权和装备控制在自己手中。

清廷正盼着李鸿章快点拿下常州，因而下旨明确支持他的行动，认为“洋人不明事理”，而且指责戈登“居心叵测，唯有理有据地驳斥之，以服其心”。得到朝廷的支持后，李鸿章终于松了口气。

但清廷也是害怕英国人的，宽了李鸿章的心，还要做英国人的工作，于是又将赫德等人请出来调解。英方认为维持与清廷的和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主张将此事交总理衙门处理，制止了戈登的过激行为。

赫德心里清楚，此时李鸿章的淮军人马已达5万，而且80%装备了新式武器，而常胜军只有3000人，明显不是淮军的对手，于是劝戈登退一步。戈登也见好就收，仅要求李鸿章发一文告，说明此事与己无关。李鸿章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满口答应戈登的要求。双方都有了台阶下，一场大风波总算平息了。

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二日，宜兴失守，太平军北援常州之路被截断；三月八日，溧阳守将出降，常州南路又被淮军截断。同时，周盛波、刘铭传早已扼守常州东、西，常州四面被围。至五月，戈登终于带着他的重炮上阵了。淮军水、陆、炮队约6万人发动了对常州的总攻。重炮拉上去不久，就把常州城墙轰出一个数丈宽的大豁口，轰出了气势，轰出了胆量。提督刘士奇手下有支几百人的敢死队，自做一面旗帜，上书“不要命”三个大字，冒着枪林弹雨，抢渡浮桥，呼天喊地，奋勇登城。戈登的几队人马也一哄而上，占领了城头。

李鸿章和淮军诸将领一个个看得眼都直了，他再次从洋枪利炮上认识了西方，也重新认识了戈登。

此战中，淮军主将程学启率部杀入城墙缺口时，不幸头部中弹，不治身亡。淮军付出重大代价，终于占领常州城，至此，苏南地区基本为淮军所有。李鸿章被赏骑都尉世职，赐封一等伯爵（次年赐伯号肃毅），赏戴双眼花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