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想袁崇焕的结局，或许洪承畴被俘之后的投降也就情有可原了。如果想想朱元璋，那么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做法也就可以理解了。

崇祯皇帝并非庸君。然而，在面对祖宗家业的大厦将倾之时，在面对内忧外患敌友难辨之时，他既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也没有信任能人的勇气。而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祖宗传下来的驭人之术：宁可错杀一百形成威慑，也不能放过一个构成威胁。

只是他既定的思维模式，早已经被皇太极看透。一招声东击西的反间计，就借他的手清除了清军入关前最大的障碍。

然而，凡事皆有因果。倘若追根溯源，朱明王朝的结局，早在朱元璋选择用屠刀来清除影响稳定的潜在威胁之时，就已经注定。

想要追求形式上的稳定反而会失去实质上的稳定，这或许是朱元璋没有想到的。

朱元璋不可谓不聪明。从佃农到乞丐，从僧人到起义军头领，再到一统江山称帝。他的起点比汉高祖刘邦还低。

朱元璋可谓天赋异禀，从大字不识的半文盲佃农到能够与大臣讲经论史，舞文弄墨。从军事指挥官到制定国家体制的开国皇帝。

朱元璋一方面是在竭尽所能自我提升，另一方面他也在为其子孙后代构建一个永世安享，一劳永逸的王朝。

过去我会觉得这是一出阶层跨越，草根逆袭的爽剧。然而，当我走进历史的细节之中，当我借张宏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朱元璋时，我发现朱元璋的阴暗面与局限亦如他的成绩与闪光点一样明显。

在此我只说两点：

第一点是“屠杀”

为了巩固权利，清理功臣，铲除异己，这或许是开国皇帝的必选题。然而，相比过往朝代，朱元璋的猜忌、怀疑和杀戮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杀的人，从开国元勋到列侯大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亲侄儿、亲外甥，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地杀，一家家地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刚开始杀人时，朱元璋还需要编造像样的罪名，之后因为需要杀的人太多，也就懒得遍了。一律用“串通”“谋反”代替。

他为何如此肆无忌惮？因为他要消除一切反对他的声音。同时，他也相信没有人敢来揭穿他。

经过这样的屠杀与洗礼，整个社会呈现出死水一样的“平静”。

张宏杰在《为朱元璋画象》一文中写到，“面对朱元璋荒诞无稽不堪一击的指控，面对一桩桩一件件赤裸裸的冤假错案，被屠杀者们保持着令人难以理解的沉默。”

“这些沉默或者善意并不表明中国人麻木怯弱。相反，它恰恰说明了经历了数千年沉重历史的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人们知道朱元璋为什么举起屠刀。他们明白，抗议逃避或者哀求都不会有任何作用，只是浪费精力而已，而且很可能还会因此激起他更大的屠杀欲。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心里也完全认同朱元璋的逻辑，如果是他们处于朱元璋的地位，也很有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

从这一点而言，朱元璋的屠杀，反映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潜藏在集体潜意识里的人性之恶。只是这人性之恶，是借朱元璋之手变成了现实。

第二点是“酷刑”

这些酷刑包括，杀人剥皮、有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凌迟等许多非刑。

酷刑原本的作用是威慑，但到了朱元璋手里，酷刑却成了他发泄内心仇怨，释放本能恶意，自我满足的工具。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使用一项手段是为了达到目的。如果手段达不成目的，就得分析原因，调整手段。然而，朱元璋在使用酷刑反腐这件事儿上，却是越反越腐，前仆后继。“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

也就是说，“为官者看到无论如何没有好下场，不如变本加厉地虐民为害，也不枉为官一场。”

或许朱元璋反腐的初心是好的，但他无法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因为他无法换位思考。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人，朱元璋从小到大受尽了土豪地主的压榨剥削，受够了贪官污吏的欺凌。因此，一旦掌握实权，他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消除这些“敌人”，以此来抚平过往的创伤。同时，他也会按照自己的想象对这些官员进行规范和要求。

然而，朱元璋不知道的是土豪地主与贪官污吏的产生，不是简单的道德品质问题，而是生产力发展、经济建设和制度体系不完善等综合问题的必然产物。

因此，若不从治理结构与社会体制上全面进行改革，那么无论是怎么样的酷刑，都无法消除这些“隐患”。甚至在矫枉过正之后，必然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反噬，从而影响到老朱家的江山长治久安。

换句话说，只是追求表面上的和谐稳定，没有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性变革，最终的结果将会是华美的大厦在遭遇强烈的外力冲击之时，轰然坍塌。

然而，要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改革，既需要领导人有较高的认知，格局和境界，也需要众多能人志士的参与。而这两点条件，由于历史的局限，朱元璋都不具备。

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最重要的原因是，朱元璋在内心深处的怀疑与恐惧。这是朱元璋无法消除的人格底色，也是他留给后代的无法磨灭的文化基因。

原来发生在明朝的故事，在朱元璋打下天下之时，早已经注定。而在此之后不过是按照剧本上演罢了。

来源：秦声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