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12日，德国总理施罗德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了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不同于施罗德1972年访华时，中方早早备下了隆重的欢迎式，这一次访华，一上来便是气氛严肃的会谈。

然而，此时已无人有心思去关照这位“老朋友”，每一位中国人的心情都沉重万分。

施罗德初次访华：联结中德友好关系的桥梁

70年代初期，中国在外交上取得较大成就，尼克松访华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在当时的西德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时任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施罗德在1971年和1972年两次公开对记者表态，称其很希望到中国来，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

破冰访华，这并非是动动嘴皮子就能实现的事情，在当时的德国，执政的社民党政府始终对改善和中国关系的问题采取观望的态度，他们略带遗憾地表示：“在长城上找不到统一德国的钥匙。”

对此，施罗德心中有数，他坦言道：“因为他们（社民党）害怕和中国发展关系将会影响推行“新东方政策”，通俗的说，就是担心影响德国和苏联、东欧等国的关系。”

对于施罗德殷切恳求，德政府发言人也早已透露了德国政府的未来计划——“至少，我是说至少，我们应该在1974年之后才会考虑同中国的关系。”

可令人震惊的是，仅在1972年4月，施罗德就发起了行动。

4月，在罗马尼亚驻西德大使主持的招待会上，中国新华社派驻德国首都的记者王殊偶遇了施罗德，他主动同这位“对华友好人士”交谈：“听说您愿意代表德国去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会晤？”

施罗德当时只是笑笑，并未作出确切答复。

可十日之后，施罗德向王殊递了拜帖，两人会面并正式商谈访华一事，施罗德坦率地告知王殊：“我会在夏季议会期间内访问中国，我拜请您尽快将这个消息带回北京，如果有答复——无论好坏都请第一时间告诉我。”

尽管从收到会面消息的那一刻起，王殊就隐隐有这个猜测，但当施罗德当面亲口承认要访华时，他还是不免紧张兴奋。

两周之后，外交部的答复发到了王殊的办公室，一切尽在预料之中。王殊长舒一口气，给施罗德去电：“尊敬的先生，北京特邀您于7月访问中国，时间为两周，您意下如何？”

施罗德自然是满口答应，与此同时，他也没打算藏着掖着，而是马上联系了纸媒，大肆宣扬了这则重要消息。

施罗德此举无疑是在向卑怯保守的德国外交宣战，很显然，事已至此，德国不可能放施罗德不明不白地前往中国，临行前，施罗德被允许同勃兰特总理和谢尔外长会面，至此，德国内部终于对中德两国的外交关系有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意见。

中德双方都认为，施罗德访华将为“两国的关系揭开一个新的篇章。”

1972年7月15日当天，一架飞机缓缓降落在了北京首都机场，施罗德携妻踏上了这片美丽的土地，在机场，中国外交部和外交学会为两人举行了不失庄重的欢迎仪式。

访问期间，施罗德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外交协会会长的乔冠华进行了4次会谈，最终将双方意愿白纸黑字写了下来，达成了一个书面协议，表明双方一致认为尽早地建立外交关系是可取的。

19日，施罗德夫妇在警卫人员和记者的簇拥下来到了人民大会堂会客厅的门口，而周恩来总理早早地就站在了那儿，施罗德迎了上去：“我给您带来了联邦德国最好的祝愿。”

周总理则望着窗外的小雨笑道：“我要感谢你，为北京带来了一场好雨。”

当时北京久旱无雨，恰好施罗德来的这两日雨水不断。

双方谈笑风生，径直前往会客室，一直商谈至凌晨才结束。

7月20日，施罗德夫妇离开了北京，前往其他城市作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后来，施罗德作为维系中德关系的友好使者，还曾多次来中国参加访问。

灾祸的前奏：由经贸打压到火炮迫害

1999年，全球经济陷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东南亚经济危机余波未平，日本还在“失去的十年”中苦苦煎熬，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俄罗斯则在金融危机中动荡不安，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通货紧缩之中。

不同于各地的一片萧条，美国头顶“知识经济”的光环，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投资者，一茬又一茬的人抛出欧元，疯狂买入美元。

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众人都抢着去买的汇率大涨，而大家都急于脱手的则一夕之间变得不值钱，欧元对美元的汇率跌入谷底。

可仅在1999年1月，欧元才正式启动并开始交易。

1999年1月4日，伦敦和纽约外汇市场尾市时，欧元对美元比价分别为1:1.1830和1:1.806，此后，欧元的汇率呈现断崖式下跌。

后来，至2000年1月，欧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1的平价关口，2000年6月至11月经短暂反弹后加速下跌，直至其跌至0.8224美元时，已经比欧元1999年最初发行时贬值了29.8%。

简而言之，如果一位投资者在1999年年初用美元换欧元，那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就损失了约30%。也正是因为如此，欧元在全球贸易中并不受欢迎，交易商也尽量避免使用欧元。

此时的欧元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力量来帮助欧洲稳住欧元的信用。

首先，这个国家必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产业，能够长期稳定、大量廉价地供应欧盟早已不再生产，但又必须大规模进口地工业制成品，并且能够承接住欧洲的资本输出。

其次，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强大而团结的国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扛住来自美国的压力来支援欧元和欧元区。

最后，这个国家必须能够在战略上支持欧元的成长，如果他始终站在美国霸权和美元霸权的对立面则更好。

放眼望去，符合当时欧盟这三个要求的，只有中国。

俄罗斯早已陷入了去工业化的泥沼之中；墨西哥是亲美国家，始终沉浸在赚取美元的狂欢之中；东盟在1997年被欧美资本联合洗劫，不具备支持欧元的能力；巴西的生产能力和潜力均不能达标，而且还欠了美国一屁股外债，对美依附性很强。

然而，正当欧盟准备采取行动之时，美国却给了欧洲领导人们当头一棒。

匆匆离去的施罗德：遭受冷遇，全天洽谈

1999年5月，美军以北约的名义用导弹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进行了轰炸，造成20多人伤亡，其中三名新闻工作者朱颖、许杏虎、邵云环壮烈牺牲。

8日上午，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严厉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行径，外交部要求北约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另一头，正准备向中国求助的欧盟却不敢动弹了：美国人代表欧洲人，谋杀了中国儿女。

10日，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表示，中方将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中止中美在人权领域的对话，推迟中美防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磋商。

也正是在此时，施罗德荡着一肚子苦水准备访华。他心中也有数，在这种时候访华，同时寻求北京对遭受重创的欧元以及前景惨淡的欧元区的支持，显然不是什么美差。

但施罗德也清楚，如果身为德国总理的他不访华，那就是法国总理希拉克上，而这位“中国通”也不再年轻了。

12日早晨，施罗德抵达北京。没有欢迎仪式，没有笑脸相迎，什么都没有。朱镕基在第一时间于人民大会堂同施罗德进行了会谈。

施罗德的态度十分端正，他首先对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噩耗表示忧虑，其次，他代表德国向中国郑重地表达了歉意。

朱镕基强调：“北约的轰炸不仅步步升级，现在更是公然对中国驻南大使馆进行导弹袭击。所谓的“误炸”，就连外国舆论都不能平息，更遑论使中国人民信服，我们要求对导弹袭击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公布结果后严惩策划者和肇事者。”

策划者是谁？肇事者又是谁，施罗德如何不知，他只能捏了一把冷汗，表示德国将支持北约对此事进行调查。

当夜，江泽民主席在钓鱼台国宾馆接见了施罗德。一见面，施罗德就十分有眼力见地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袭一事表示了深切的遗憾。

“德国作为北约成员国和应该对此事负责人的国家之一，一直认为，北约应该不附加任何条件地对中国政府和人民道歉，我们支持中国彻查此事。”施罗德说道。

江泽民指出：“在炮火之下，不可能有和平，北约必须立刻停止轰炸，这是我们回到和平谈判轨道的首要前提。中国已经不是那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了，谁想重演欺侮我们的历史，必将再次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沉重的对话刚结束，外交部长唐家璇又有邀，施罗德紧接着前往凯宾斯基饭店，内心深处，他很希望能在这位手腕圆滑的外交部长这儿讨到一些宽慰。

可现实是，唐家璇见面后向他着重强调道：“倘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如果不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承担一切责任并严惩肇事者，他们将无法对中国人民作出交代。”

从落地北京到施罗德乘坐的飞机驶离中国，堪堪28个小时，施罗德曾代表德国无数次道歉。

令其稍微舒心的是，施罗德最终争取到了中国的支持，中欧将在不久的未来于WTO会师，实现双方的跨越式发展。

来源：百晓生谈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