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32 256三叉戟冲上西南方向的天空

8341部队副大队长于仁堂距离飞机30米时，256三叉戟滑动了。于副大队长急了，又转身往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跑，对山海关机场参谋长佟玉春说：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起飞，你要采取紧急措施。

佟玉春说：我们也接到了命令，不让这架飞机起飞，可现在来不及了。佟玉春一边朝飞机方向跑，一边掏出手枪，冲天打了三枪。

这时，机场的灯全熄灭了，黑暗中只有飞机的轰鸣声。

256三叉戟的右机翼撞上油车，刮坏了右机翼灯，仍继续前进。拐弯时，一侧轮子偏离了水泥路面，把跑道边的土地犁了深深一道沟。潘景寅不熟悉山海关机场的跑道地形，跑道一侧有一堆修跑道剩下的石头堆，潘景寅驾着飞机冲着石头堆就去了。如果撞上石头堆，肯定机毁，但不一定人亡。潘景寅使了吃奶的劲，把飞机轮子强扭了一个近90度的角，硬扭开了石头堆，把飞机扭进跑道。

零时28分，山海关机场副站长赵雅辉给李作鹏打电话，报告飞机强行滑出。李作鹏问：飞机到了哪里？赵副站长说：快到跑道了。

零时32分，256三叉戟加大油门，冲上西南方向的天空。剩下目瞪口呆的五名机组成员：第一副驾驶陈联柄，第二副驾驶康廷梓，领航员李成昌，通信员陈松鹤，空中服务员魏秀玲。

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报告丹江（空军）注意，陈联柄等机组五人还未上飞机，报告李海彬。

零时45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记录，飞机290度，75公里，场站政委潘浩报告李作鹏政委。

02：27 256三叉戟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

256三叉戟强行起飞，先向西南240度，然后右转，航向270度到280度。本来转30度只要几十秒，潘景寅却飞了四分钟。然后飞机又用了四分钟向北转弯，到了310度，还在转，转到345度，过了，又回到325度。

这时飞机的实际位置已经在山海关机场和北京之间的河北省迁安县（潘景寅老家）上空，高度3000米。偏离航线130公里，这是很不正常的。

2时27分，256三叉戟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过去都说2时30分，蒙古搜集的机上人员的一块停摆手表，指针在2时27分，这应该是坠毁时间）。

林彪飞机接地时速度过快，潘景寅没有打开减速装置。飞机又被弹起来，再摔下，翻了个身，右翼翻到左翼去了。

机上九人分成三组，被甩了出来。

尾部是林立果、刘沛丰和林彪司机杨振刚。

中间是三个机械师成半圆，围着林彪。

机头是叶群和潘景寅。

从面部表情看，林立果在甩出时还有气，他的一只手摸着腰上的枪，面部狰狞。

潘景寅在被甩出时也没有死，但肯定烧伤了。他的面部表情非常痛苦，两只手伸向前方，似乎爬了一段，最后还是心有不甘地咽了气。也许他最后想到了他的三个孩子，12岁的患小儿麻痹的大女儿，11岁的二女儿和刚刚两岁的小儿子。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的表态

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所著的周恩来传记《风雨四十年》的记述，周恩来在当天下午2点收到了这一消息，高兴得连声说：“摔死了，摔死了！”随后，他在第一时间内把该消息上报给了毛主席，再打电话给代外长姬鹏飞，对许文益予以了高度赞扬。

但纪登奎的回忆却又有所不同。

在纪登奎的记忆中，周恩来刚收到三叉戟机毁人亡的消息时，是失声嚎啕大哭。当时，他还在旁劝慰说：“总理，这样的结局应该说是最好的。您该高兴，对吧？”

周恩来一边哭，一边摇头说：“你不懂，你不懂！”

随后，周恩来便打电话，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毛主席。

林彪出逃后，毛主席连着两天两夜没有入睡，他在游泳池边听到这个消息，一口痰没有吐出来，往后便倒。

周恩来听说毛主席病倒，慌忙驱车赶来。

只见毛主席平躺在床上，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

周恩来沉着冷静，让医生紧急调来了吸痰器。

吸痰器吸干净了堵在喉头里的痰，毛主席的脸色这才渐渐地恢复了血色。

毛主席的老同学周世钊在日记中记载：毛主席缓过来之后，很长时间走不出这件事的阴影，经常吟诵明朝人李攀龙的一首七绝诗《怀明卿》，不过，他把原诗中的“侍臣”二字改为了“叛徒”。另外，毛主席还戏改了杜甫的《咏怀古迹·明妃村》，把“生长明妃尚有村”中的“明妃”改为了“林彪”。

其实，林彪乘坐飞机外逃，是毛主席早已意料到了的事。

周恩来在1971年10月中旬一次谈话中钦佩万分地谈到：“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打乱了林彪一伙的政变部署。在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他听取了我的汇报后，对我说：‘要注意林彪坐飞机离开北京，不要让他走。现在他手里的王牌就是空军，空军的整个指挥权不在我们手里。今后，空军的调动要直接由你和吴法宪、黄永胜联合下令，并报告我知道。’听了这话，我就知道毛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因为毛主席在9月12日有了这样的交待，周恩来在1971年9月12日晚 10点多钟打电话给李作鹏，强调说： “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的命令才能飞行。”

但是，李作鹏对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传达命令时，竟然篡改了周恩来的指示内容，把4人联合下令改为4人中的任何一人下令都可放行。

也就是说，对于林彪的外逃，原本一切都在毛主席的掌握之中，由于李作鹏的私自篡改行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九一三”事件中周宇驰“骗来”的直升机缘何出逃未遂？

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涉及空军两架飞机出逃。一架是林彪专机256号三叉戟飞机，最后坠毁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机上9人全部死亡。另一架是专机师3685号直升机，最后出逃未遂，迫降在北京怀柔北部山区，机上1人被枪杀、2人自杀、2人活了下来。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等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出逃。紧接着，还有一架3685号直-5型直升机，从北京沙河机场起飞出逃，目的地是蒙古国的乌兰巴托。但是，由于飞行员陈修文等的英勇搏斗，直升机出逃未遂，迫降在北京怀柔县（今怀柔区）沙峪公社的一片河滩上，从而截获了一批武器、秘密文件和军事地图，并留下了活口，这才使林立果的惊天阴谋得以暴露于世。在这起直升机事件中，涉及的主要人物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陈士印、陈修文等人。最终结局令人震惊：周宇驰、于新野畏罪自杀；李伟信放了空枪活了下来，后被判刑；陈士印被审查后安排转业；陈修文被周宇驰枪杀，后被中央军委授予“忠诚战士”光荣称号。那么，3685号直升机出逃未遂事件的前后经过是怎样的呢？

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回京，林立果等人策划暗杀失败后仓皇出逃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京到南方视察，一路找各地干部“吹风”，为解决林彪问题造舆论、作准备。

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谈话的矛头直指林彪、叶群、林立果，有些话说得很重，听到的人无不惊出一身冷汗。毛泽东再三叮嘱，对他的话要保密，不许外传，更不许往北京传。但是，到9月5日晚，毛泽东谈话的内容还是有人密报给了林立果、叶群和林彪。得到密报后的林彪、叶群、林立果，恐惧和恼怒的反应可想而知。

毛泽东此次到南方视察，时间安排原定在杭州、上海多待些日子，到国庆节前回北京。叶群也正是这么估计的。她对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说：“毛主席跑了一路，一定很疲劳。可能在杭州休息一段时间，国庆节前回北京。你要注意掌握毛主席的行动，及时报告。”孰料毛泽东一反常态，出其不意，于9月12日提前离开了上海，在上海也没下专列，回京前更是谁也没告诉，连周恩来都不知情。

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打乱了林立果的反革命部署。当时他正连续三天，在北京“小舰队”据点里策划如何暗杀毛泽东。听说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了，他知道大势已去，谋杀落空，经和叶群电话密谋，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9月12日下午，林立果把周宇驰、江腾蛟、于新野、王飞、李伟信等“小舰队”骨干成员召集到空军学院据点策划南逃。林立果说：“情况紧急，我立即转移，由周宇驰同你们谈谈。”周宇驰分析了形势，决定晚上进一步开会，研究第二天即9月13日南逃广州的行动方案。林立果布置完这些，便于当晚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往北戴河，去见林彪、叶群。

根据林立果的授意，周宇驰他们拟定了南逃广州的计划。

林立果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当晚8时多在山海关机场落地。他走进驾驶舱，对机组人员说了这样一番话：“明天林副主席也要坐这架飞机，人民解放军战士要听林副主席的指挥，关键时刻要起作用。我代表林副主席谢谢大家！”

按照林立果的部署，如果不出意外，9月13日上午，林彪、叶群和大小“舰队”成员，将乘飞机前往广州。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事情偏偏出了意外。意外的起因，是周恩来查问和封锁256号三叉戟飞机。而周恩来的动作，则起源于林立衡（豆豆）的报告。

林立衡是林彪、叶群的女儿，但母女二人历来不和，关系极为紧张。此前，当林立衡听说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叶群在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正在写检讨，且屡屡不过关时，竟有些解气地说：“主任（叶群为林彪办公室主任）干的坏事太多了，也应该整整她了！”

林立衡和叶群的恩怨说来话长，这里不去过多涉及。问题是当叶群9月5日得知毛泽东南方视察谈话的密报后，惶惶不可终日，开始在林彪面前哭哭啼啼，继而和儿子林立果密谋，决心铤而走险，并为一旦不成功就出逃作准备。9月7日，在她的严令下，林立衡和正在谈恋爱的张清林立即飞到北戴河。12日晚，她又安排林立衡和张清林举行结婚仪式，但在林立衡强烈反对下，才改为订婚仪式。而神秘消失了几天的林立果，也对外以“赶回来祝贺”为由，出现在北戴河林彪别墅。此前几天，林立衡听了林立果关于谋杀毛泽东、策动政变，实在不行就跑到广州或苏联去的打算后，曾苦苦相劝，但林立果听不进去。于是林立衡便开始在林彪警卫人员李文普、刘吉纯和内勤人员陈占照、张恒昌等人中放出口风，说叶群、林立果图谋不轨，到时候要将林彪“弄走”，请他们注意防范，一定不要让林彪上飞机。由于林家成员间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叶群曾散布过“豆豆精神不正常”的舆论，出于纪律和政治、生活常识，这些人当然对林立衡放出的口风不予相信。

9月12日晚，林立衡得知林彪、叶群、林立果要“跑”的消息后，就报告给了驻北戴河的8341部队，要求他们阻止林彪上飞机。8341部队负责人开始将信将疑，但最后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层层上报到北京。周恩来听到报告后，立即向李作鹏、吴法宪查问256号三叉戟飞机情况。当听说飞机飞到了山海关，发动机出现故障后，周恩来先后指示：飞机修好后马上回京，不准带任何人；飞机如果起飞，必须由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同意才行。深夜11时半，周恩来又打电话给叶群，以夜航不安全为由，劝叶群不要起飞。最后，周恩来甚至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而且，周恩来已经让吴法宪给他准备一架去北戴河的飞机了。周恩来的这一通电话，让心中有鬼、做贼心虚的叶群心惊肉跳。敏感的她以为周恩来发现了他们的阴谋，而且，她知道周恩来在查问和封锁256号专机，觉得再不逃跑，就跑不成了。于是，经与林彪、林立果密室面商，决定事不宜迟，立即连夜出逃！

林立果和林彪、叶群放弃南逃，改为北窜，是仓皇中决定的。他打电话告诉周宇驰：“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周宇驰可不是林彪，没有专机可供外逃，只有绞尽脑汁运用欺骗手段，弄一架直升机逃命。

本来，周宇驰已经学会开“云雀”直升机，但是所有“云雀”直升机都停放在西郊机场。他知道当时西郊机场已被控制，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正在那里坐镇指挥，他不敢前去，只有另外打空军沙河机场的主意。

1971年6月3日，林彪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

周宇驰出示林彪手令，骗取了3685号直升机

周宇驰想到了直-5直升机，想到了他的教员、副大队长陈士印。

陈士印1964年7月从空军六航校毕业后被分到专机师3团，在里-2飞机上完成全面技术训练之后，又到新成立的直升机团（4团）改飞直升机。他于1967年5月到法国学习“云雀”直升机驾驶技术，不久晋升为中队长，又很快晋升为副大队长，年龄尚不足30岁，可谓年轻有为，前途无量。

9月13日凌晨1时多，已在西郊机场军人招待所熟睡的陈士印被招待所工作人员叫醒去接电话。陈士印只穿裤头跑到值班室接听，原来是周宇驰打来的。空军党办副主任、林立果的红人周宇驰1971年4月开始学开直升机，陈士印是其教员。

周宇驰问：“直-5飞机能飞多远？650公里行吗？”

陈士印回答：“没有副油箱不行。一般的直-5飞机只能飞350公里，带上副油箱加满油可以飞700公里。”

周宇驰说：“有重要任务，你在那里等着，我让于新野去接你。”

陈士印也认识于新野，知道他是空军党办的处长，林立果的红人。很快，陈士印便被于新野的汽车接到相距不远的空军学院小楼。周宇驰拿出林彪手令让陈士印看。一张16开大小的白纸上，用红铅笔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

此前， 9月8日，林立果由北戴河回京的时候，一进西郊机场候机室的门，就把手令让分管专机工作的时任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的胡萍看过。胡萍是空军第一个看到手令的人。

周宇驰神色冷峻，对陈士印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吴法宪搞政变，我们被困了，毛主席下落不明。现在形势很紧张，我们要赶快到林副主席那里去汇报情况，你送我们一下。”

陈士印听了，心头一紧，面露难色：“我很长时间没有飞直-5了，没有把握。”他说的是实情，自从改飞“云雀”直升机后，他就不大飞直-5了。周宇驰拉下脸来，晃着林彪的手令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你不能怕担风险。”

陈士印赶紧解释：“我再找一个技术好的飞行员，这样更保险。”随后又问：“这事要不要给胡（萍）副参谋长说一声？”

周宇驰说：“现在他被困住了，没有办法同他联系。我们马上走，到沙河机场后不要对别人讲，抓紧时间找到飞行员就走。”

陈士印突然想起自己的航行资料都在西郊机场的飞机上，便对周宇驰说：“我没有带图囊（飞行资料），怎么办？”

周宇驰说：“没关系，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陈士印遂不再言语。

13日凌晨1时40分左右，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带着陈士印，坐小汽车离开空军学院，风驰电掣般直奔沙河机场。

汽车开到沙河机场后，先是把汽车上准备带走的东西及于新野、李伟信拉到3685号直升机旁边的停机坪上，然后周宇驰和陈士印回营房找人。

陈士印来到空勤楼，先敲团长家的门。由于后半夜人们都在熟睡中，没有敲开。在周宇驰的催促下，陈士印直接到飞行员集体宿舍，摸黑进门，叫醒了飞行员陈修文。陈修文是4团3大队8中队中队长，德才兼备，与陈士印在直升机上一起执行过多次重要专机任务，彼此了解。

陈士印小声说：“有紧急任务，快起来！”陈修文迅速起床，跟随陈士印下楼，上了周宇驰驾驶的汽车。“云雀”直升机属于7中队，直-5直升机属于8中队。周宇驰学习驾驶“云雀”直升机，训练中免不了和陈修文常见面。在汽车上，陈士印向陈修文介绍了周宇驰。周宇驰打开车灯，让陈修文看了林彪手令，然后说：“有紧急任务，要绝对保密。”

随后，周宇驰又命陈士印去找3685号直升机的机械师。机械师被叫醒后，一听说有紧急任务，便迅速穿好衣服，一同下楼，看到陈修文也在汽车里。周宇驰打开车灯，也让机械师看了林彪手令，并说：“我们马上去执行一个重要任务，必须立即起飞，你去办个交代。”

周宇驰开车先把陈修文、机械师送到停机坪，然后开车和陈士印去找人给飞机加油。由于开油车的战士回家了，连长亲自值班。连长知道周宇驰是“二号楼”（周宇驰学飞行时住在“二号楼”）的首长。周宇驰用同样的办法骗过了连长，连长开着加油车为3685号直升机加满了油。

在加油过程中，周宇驰又开着汽车和陈士印找到沙河机场调度室主任，用同样的方法骗取了调度室主任为3685号直升机顺利放飞。

这一切，都是因为周宇驰的职务，头上有光环，和部队熟悉，而且有本团大队领导陪同，更重要的是，周宇驰有林彪“手令”这个尚方宝剑。

周宇驰一系列欺骗手段一一得逞。13日3时15分，3685号直升机在茫茫夜色中起飞了。

周恩来指示：派歼击机拦截直升机，拦截不住就坚决打掉

林彪专机256号三叉戟机于13日凌晨1时50分从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越国境后，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随即下达了“禁航令”（又叫“禁空令”“净空令”）。

“禁航令”的内容是：“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出于策略考虑）、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

据当时在空军指挥所值班的参谋朱秉秀的详细记录：从1时56分到2时20分左右，才将周恩来下达的政治局“禁航令”传达完毕。传达的范围是各军区空军和民航局，以及专机师。

空军和专机师两级指挥所有如下记载：

2时，吴法宪向专机师师长时念堂传达了“禁航令”。随后，时念堂将“禁航令”传达给了胡萍、马兰藻（专机师政委）、龙振泉（专机师参谋长）。

2时25分，时念堂叫师作战科值班参谋向所属团传达“禁航令”，但传达有遗漏：直升机团只有政委在2时30分听到了“禁航令”，负责飞行的团长和沙河场站调度室均不知道有“禁航令”。周宇驰在3时15分一度起飞得逞，就是侥幸钻了这个空子。

然而，沙河机场警卫连夜间站岗的战士何祖军，虽然不知道有“禁航令”，但哨兵起码的警惕性却让他作出了正确选择。3时，他看到有飞机要起飞，而且以“任务紧急，注意保密”为借口不办理正常签字手续，便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团值班参谋。值班参谋将情况很快报告团长，团长立即打电话询问调度室与警卫连。警卫连连长感到情况紧急，来不及穿衣服和找人，穿着裤衩背心独自冲出连部，抓了辆自行车，一手扶车把，一手提手枪，拼命蹬着自行车往前冲，并挥舞着手枪高喊：“3685没任务，扣车扣人！3685没任务，扣车扣人！”但是为时已晚。

时念堂师长闻讯，立即快步登上位于楼上的调度室，用直通话机命令沙河机场向空中发射信号弹，要飞机着陆。

正在西郊机场候机室指挥中心为256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急得团团转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一听说又有一架直升机飞走了，气急败坏，骂声不断。他赶紧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果断命令：决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派出歼击机拦截，拦截不住就坚决打掉！

3时40分，受周恩来派遣，已经到空军司令部指挥所坐镇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向北空负责人传达命令：总理指示，要把这架飞机拦截回来，实在不行就坚决打掉！

紧接着，受周恩来派遣，在西郊机场指挥中心坐镇的周恩来警卫秘书杨德中也向北空负责人传达了同样的指令。

于是，张家口北空航空兵部队的两架歼击机起飞升空。然而，无论地面雷达如何引导，塔台指挥员如何指挥，歼击机却一直没有发现直升机目标，最后无功而返。

随后，遵化、杨村机场又多批次起飞多架歼击机实行拦截，都没有发现目标。

北空担负地面防空的高炮某师接到了击落直升机目标的命令。4时59分，雷达部队向指挥所报告：“目标”进入炮团火力范围，指挥所的标图版上出现了最佳射击时机。师首长发出作战命令：“可以射击！”谁知，阵地上火炮发生故障，指挥仪无法指挥引导，竟然没有一门火炮打出哪怕是一发炮弹。5时3分，“目标”飞离作战空域，脱离火力范围。

这些不堪的战备状况，都是“文革”期间部队军事训练遭受极左思潮干扰破坏的真实写照。不过，这次失败的战斗，却客观上保存了直升机上的罪证。试想，如果256号三叉戟机坠毁了，3685号直升机再被击落，人证与物证统统毁灭，事件真相岂不成了千古之谜？

1966年底，林立果与叶群、林豆豆、吴法宪（左一）合影

陈修文与陈士印配合默契，在空中同周宇驰展开周旋

3685号直升机由于停放在离跑道北端较近的地方，因此飞机是向北起飞的。

陈修文坐在左边正驾驶的位置上，陈士印坐在右边副驾驶的位置上。右座后面加装了一个领航员的位置，座位要高出飞行员半个身子，有点居高临下的味道。周宇驰就坐在领航员位置上，头上同飞行员一样也戴上了耳机。

起飞是陈修文驾驶的。夜色中，直升机上升到一定高度，按照北京飞山海关的航向开始在继续爬高中右转弯加入航线。这时速度小，转弯半径也小。

在陈士印和陈修文的潜意识里，是前往北戴河执行紧急任务，因为林彪在那里，这不是秘密。但对于周宇驰来说，尽管用欺骗的方法很奏效，但因为是叛逃国外，就一定要说出航向。

“航向320度！”周宇驰命令陈修文。

“320度？不对吧？！”陈士印对周宇驰发出疑问，转而对陈修文说：“110度！”这是从沙河机场飞北戴河的航线中飞向第一个转弯点的航线，陈士印非常熟悉。

“320度！”周宇驰冷冷地、非常肯定地再次命令。

陈修文看到周宇驰与陈士印发生争执，就有些急躁地说：“我到底听你俩谁的？”

陈士印很直白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说：“为什么要飞320度？这个时候上张家口、包头方向干什么？”

周宇驰知道此时已无法继续隐瞒了，自己所说的航向已经引起怀疑，于是干脆挑明：“去乌兰巴托。”

陈士印听了一愣，说：“我没有航行资料。”周宇驰说：“我有。”说着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二百万分之一的地图。陈士印接过来，有意展开。他和陈修文都清楚地看到了地图上标有一条明显的红线——一头是北京，另一端是苏联的伊尔库茨克，中间经过乌兰巴托。

乌兰巴托是蒙古国首都。当时，中蒙、中苏关系紧张，均处于敌对状态，去乌兰巴托，难道是……？

这时，耳机里传来沙河机场的呼叫，但周宇驰坚决制止飞行员同地面联络。

陈修文和陈士印此时已经大体明白了什么。他们彼此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地同周宇驰展开了巧妙周旋。在飞行过程中，陈修文、陈士印与周宇驰不时发生争执。陈修文趁机手按发射按钮说出“油量不够，要下去加油”的话来，被张家口机场调度员清楚地听到了。

陈修文说：“外面发现小飞机拦截！”陈士印趁周宇驰向外观察的当口，手疾眼快，将指示飞机飞行航向的罗盘上的着陆标志，向相反的方向旋转了180度，从原来指向320度的位置一下子调到了140度的方向，由原来指向西北改变为指向东南。也就是说，陈士印在罗盘上做了手脚，以蒙蔽周宇驰。与此同时，他示意陈修文掉头转弯。陈修文心领神会，采用平时很少用的带侧滑的转弯办法，即多用舵少压杆，这样转弯的特点是飞机的倾斜小，不容易被发现。

尽管如此，但周宇驰毕竟不完全是外行。他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共飞了66个飞行日，75场次，184个小时，初步学会了“云雀”直升机的基本驾驶技术，也掌握了一定程度的空中领航知识。虽然和专业的飞行员比起来，他这点技术和知识只能是一点皮毛，但没多久，还是被他发现了“名堂”。周宇驰恶狠狠地问：“飞机怎么转弯了？”陈修文平静地回答：“外面飞机拦截，必须机动飞行。”

4时16分，3685号直升机返航了。4时50分，3685号直升机到达官厅水库上空。很快，经过八达岭上空，远方北京市的灯火在闪烁。这时，周宇驰突然明白过来，暴怒地把头上的耳机取下来摔在一边，大呼上当，并绝望地叫喊：“你们骗了我！……今天我不活，你们也别想活……你们要落地，我就打死你们……”这时，他凶神恶煞般地掏出了手枪。

3685号直升机面临的境况，与256号专机完全不同。首先，飞机上没有必须绝对服从的上了党章的“副统帅”。其次，驾驶舱内力量对比，是二比一；所不同的是，周宇驰手中有枪，而陈修文、陈士印赤手空拳。但开枪意味着同归于尽，不到万不得已，周宇驰也不会走这一步。再次，双方都明白，油料即将燃尽，飞出国境已绝无可能。剩下双方所拼的，就是意志和胆量，心理素质和命运抉择了。

3685号直升机飞临西郊机场上空，陈修文操纵飞机要落地。周宇驰歇斯底里地恐吓，把枪栓拉得哗哗响，声称要敢落地，就同归于尽。在离地面100多米时，陈士印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强行把飞机重新摇摇晃晃拉了起来。

周宇驰用手枪顶着陈修文的头部，咬牙切齿地喊：“飞钓鱼台！”他要临死前制造一起重大政治事件，作困兽之斗。但陈修文岂能让他的疯狂之举得逞，于是毫不理睬，驾驶直升机一直往北飞。此时黎明已经到来，飞到怀柔县沙峪公社上空后，陈修文选中一片河滩，盘旋了两圈，目的是把航油耗尽，同时吸引来更多的群众。

至此，周宇驰的出逃阴谋已被彻底粉碎了！

陈修文被杀，周宇驰、于新野畏罪自杀

一路上，陈修文逐渐认清了周宇驰的叛徒嘴脸和罪恶阴谋，胸中积蓄了无尽的怒火。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和劫机歹徒作殊死搏斗！

当直升机盘旋两圈，降落到离地面只有30米时，陈修文稳住驾驶杆，敏捷地将座椅下的防火开关猛地提起，切断了油路。用这种切断油路的方法关机，不但可以防止飞机着陆时起火，而且在没有地面设备的情况下，飞机就不能重新起飞。

飞机在空中紧急停机了。与此同时，陈修文扭头向陈士印使了个眼色，突然转身，张开铁钳般的双手，饿虎下山般向周宇驰猛扑过去。他要制服这个凶恶的劫机犯！周宇驰被这突然的攻击吓呆了。他惊叫着，颤抖着，扣动了手枪扳机。子弹穿过陈修文的胸膛，他慢慢倒了下去。周宇驰虽然枪杀了陈修文，他自己也瘫倒在驾驶舱里。陈士印连忙操纵飞机落了地。

时间，是9月13日清晨6时40分左右。

后舱的于新野和李伟信慌忙钻出飞机。李伟信一眼就看到前舱一个飞行员的头已经倒在风挡玻璃上。于新野下飞机后，气恼地朝驾驶舱打了一枪，子弹从陈士印的腰部贴着肉飞过，将里外两件衣服击穿了4个洞。陈士印顺势装死躺下，脸上溅上了鲜血。原来，这一枪正好打在周宇驰的左手腕上。周宇驰忍痛骂道：“为什么乱开枪？打着我了。”只见周宇驰浑身是血爬出飞机，恶狠狠地对于新野、李伟信说：“那个飞行员故意制造罗盘故障，实际离北京没多远，我把他打死了！”

三个人顾不上其他，急忙离开飞机逃命，慌不择路地钻进了一片玉米地。但这时天已大亮，从四面八方传来民兵和群众“抓特务”的叫喊声。他们被包围了。

周宇驰绝望地说：“看样子走不了了，今天我们要死在这里了！”周宇驰掏出林彪手令撕碎，扔在地上。于新野也掏出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撕得粉碎。周宇驰长叹一声，说：“有两个死法，你们怕的话，我先把你们打死，我再自己死；你们不怕，都自己死！”

一阵沉默过后，于新野说：“还是自己死，你喊一二三，咱们同时开枪。”李伟信无可奈何地说：“好吧，还是自己死。”

周宇驰点了点头。三个人都席地坐好，举起手枪，瞄准自己的太阳穴。周宇驰有气无力地喊道：“一、二、三！”

三声枪响。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眼一闭，朝天放了一枪。

在迫降现场，北京卫戍区与空军一度对峙

毛泽东、周恩来让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处置3685号直升机事件。因为9月12日毛泽东回京后抵达丰台，在专列上召集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等谈话，说了这样的话：“吴德有德”“吴忠有忠”。

9月13日早晨出早操前，不到6时，吴忠打电话给卫戍区3师师长张良友，说怀柔北部山区有一架空军直升机要迫降，要他立即派人前去处理。具体迫降地点，吴忠没有讲，也并不十分清楚。张师长立即派副师长胡世寿带人前去，并且交代说：机上人员要是活的，不能让他死了；如果死了，要看好。对直升机上的东西，如文件、武器要看管好，决不能让空军搞走。张师长的这些交代，显然是吴忠司令员的指示。

接到命令后，胡世寿副师长立即叫人通知就近的7团派一个武装连，紧急到怀柔北部山区去。他和司令部坦克科参谋杨景庭，则乘一辆嘎斯69汽车紧急赶去。

当他俩到了直升机迫降现场，发现飞机迫降在时令河的河滩上。这是一块四面环山的小盆地。7团的武装连还没有赶到，现场全是民兵和老百姓，人山人海。他俩走近直升机，看见一个飞行员（陈修文）歪倒在驾驶舱里，又察看了附近玉米地里，发现躺着两具尸体（周宇驰、于新野）。胡世寿问现场的村干部有没有活人，众人七嘴八舌地说：“有两个活人，一个到了沙峪，一个到了渤海所（有名的大村）。”胡世寿把现场交给民兵看守，又布置部队切断两条公路，防止空军来抢人和武器，然后赶往渤海所。

9时左右，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刚来到渤海所，简单听取情况汇报后，立即指示开架指挥所，与人民大会堂建立电话专线，保障吴忠司令员来电畅通。

这时，总政保卫部部长徐海涛来了。他是根据总政主任李德生指示来了解情况的。胡世寿根据吴忠指示，告诉他：我们是看管犯人，保护好现场，没有提审犯人的权利，无情况奉告。你要看可以隔200米，远距离观看，不可以进到现场。徐部长看了看外部情况，提出要回去。胡世寿让一位叫李友清的副连长把他送到团部休息，要团长热情接待，实际上是把他“软禁”起来。因为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搞不清这位徐部长是真是假。

几乎与此同时，空军沙河机场警卫连连长带全副武装的一个班来了，说要了解直升机的情况。因为直升机是空军的，是沙河机场的，无论沙河机场、专机师还是空军司令部，到现场了解情况天经地义。但胡世寿因有“尚方宝剑”，并未允许。他问这位连长：知道是什么事故吗？连长说不知道。胡世寿说：“一、你不知道是什么事故；二、这个地区属于北京卫戍区的防区，友邻部队全副武装来，要事先联系或得到有关部门通知方可进入；三、你们莫名而来是不符合规定的，待我报告后再说。”他让空军的这个班把武器放下，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等于缴械。此时，正好7团卫生队一名军医带救护车来到现场。胡世寿便叫这名军医把空军这个班送到7团营房安排他们休息吃饭。实际上是把他们也“软禁”起来了。

11时左右，空军驻怀柔地空导弹部队某师政委带着陈参谋长来了，要进现场，也被胡世寿劝阻。僵持20分钟，人民大会堂传来周恩来指示：现场由北京卫戍区处理，让他们二人回去工作。

至此，卫戍区与空军的对峙结束。

现场情况

胡世寿见了活着的李伟信和陈士印，简单问了几句。李伟信说，吴法宪搞政变，林彪等去乌兰巴托求援。胡世寿听后，大吃一惊，将信将疑。但他感到事态严重，根本不是一般的飞行事故，于是命令李伟信停止“放毒”。

9月13日上午11时左右，刚传达完周恩来要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某师政委、参谋长回去工作的指示并送走他们，北京人民大会堂又传来指示：派两名得力干部把两名活着的犯人，即李伟信、陈士印安全押送北京卫戍区司令部，直接交给司令员吴忠、政治委员杨俊生。

押送任务分别由卫戍区7团团长张前进、怀柔县武装部部长朱兆林担任。胡世寿特别交代：“你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中途不能停车，不能让空军把人抢走；第二，要绝对保证安全，如果犯人逃跑，可以打断腿，决不能打死，一定要把活人送到卫戍区；第三，送到后你们直接回部队，掌握部队，做好战备工作。”

下午三四点钟，北京人民大会堂再次传来指示：当晚把三名死者送到警卫2师医院的太平间。于是，胡世寿指挥9连连长李金虎上直升机，把陈修文遗体从驾驶舱搬下来；然后清查直升机上的文件、武器等，发现有三支冲锋枪、两支手枪，以及部分子弹；还有一大皮箱机密文件和军事地图，标有全国军队部署等。随后，胡世寿和5连战士清理现场，在不远处的玉米地里发现一地碎纸片，红铅笔写的白色纸。他们全部捡回，用信封装好，一并呈送卫戍区领导。

就是从这些碎纸片中，专家拼凑出了林彪的“九八手令”，后来它上了中央文件，被传达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专家还拼凑出一封信，抬头是“永生”。中央碰头研究时，黄永胜故作镇定，说：“没有听说过有‘永生’这个人呀。”精细过人、已有怀疑对象的周恩来指示吴忠，再次搜寻现场，要仔细。次日，9月14日上午，胡世寿带5连1排再去现场，不巧13日夜里下了雨，增加了寻找的难度。但战士们采取拉网式，反复几次寻找，终于在泥地里找到了一小块湿纸片，上面有一个“月”字。这一拼接，发现这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也就是这次在北京卫戍区审讯中，李伟信交代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事。

事件的最后结局

话题回到周宇驰、于新野自杀现场。

李伟信放了空枪后，惊魂未定，明白自己已经陷入天罗地网，插翅难逃，于是只好走到附近的村子里，找村干部打电话投案自首。他是提着手枪找到村干部的，打电话投案自首时被民兵缴了械，然后被看管起来送到北京卫戍区。

后来，李伟信的名字上了中央57号文件，说他“被活捉”。对此，李伟信一直不承认“被活捉”，坚称他是“投案自首”，以求宽大处理。后来“两案”审判时，他的这一辩白被认可，量刑时给予了充分考虑。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陈士印装死躺倒后，被于新野误伤左手腕的周宇驰气急败坏，并且急于逃命，于是对他不再顾及。周、于自杀后，民兵包围了直升机，一位民兵副营长把几近瘫痪的陈士印连搀带背，弄到了生产大队部。陈士印打电话首先找到正在北京西郊机场的胡萍，报告了两件事：周宇驰劫持飞机叛逃，陈修文被打死了；飞机迫降在怀柔县沙峪公社，请立即派人来处理！陈士印一直在大队部等待，接近中午的时候，卫戍区部队用汽车把他接走。

陈士印被审查了7年，一度进了秦城监狱。他前后被关押10年，写了几次交代材料，一直等待组织结论。“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曾找他谈话，说：“小陈，你做得很对，能把飞机飞回来，既保存了飞机，又保存了大量的证据，将来回去以后还要继续飞行。”但纪登奎的谈话，并未落实。

后来，专机师给予陈士印留党察看处分。1981年12月，他接受组织处理，转业到老家沈阳一个机床厂工作，后来晋升为工程师，直到达龄后退休。

飞行员陈修文勇敢机智粉碎周宇驰、于新野等出逃阴谋的英雄事迹，得到广泛传颂。1978年12月，中央军委授予陈修文“忠诚战士”称号。1978年12月7日，空军领导机关在京隆重举行命名大会，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从此，人民空军的英雄谱上，又增添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陈修文。

附：周恩来果断处置林彪事件

林彪从九届二中全会后一直称“病”不出，既不批陈，更不做检讨，反而一步步走上同党和人民敌对的绝路。1971年3月初，他在苏州用南唐后主李煜词中“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的句子来警告其子林立果等不能“束手待毙”。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限制和削弱林彪集团势力的同时，也希望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3月底，周恩来曾受毛泽东之托，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去北戴河找林彪，要他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周恩来意欲“给他个台阶下”。林彪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检讨。谈话中，林彪对自己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要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回到北京，周恩来带着黄永胜等人一起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听完后，对林彪的态度十分不满，当场指着黄永胜等严厉批评道：“你们已到了悬崖的边沿了！现在是跳下去、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4月11日，毛泽东把吴法宪、叶群两人重写的检讨批转周恩来，告诉他：“我已看过，可以了。”由于两人的检讨仍只字不提林彪的问题，毛泽东实际上已不再对他们抱有什么希望。

4月15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主要是批评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批陈不力，也听了他们的检讨。

4月29日，周恩来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在会议结束时作总结发言，指出：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他们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林彪对开了半个月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极为恼怒。这年“五一”节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烟火的林彪满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连招呼也不打。他在城楼上只坐了几分钟，便不辞而别，以致新闻纪录片上也来不及留下他的影子！

此时的林彪等人正加紧进行阴谋活动，决心铤而走险，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来达到他们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目的。

早在1969年10月，林彪授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命其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私下宣布：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这样林彪便亲自掌握和控制了空军。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后，林彪恼恨地说：丘八斗不过秀才。他还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组成所谓“联合舰队”。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秘密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秘密文件。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由林立果于3月在上海召集“联合舰队”主要成员秘密会商，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571工程”纪要》（“571”即武起义的谐音，意为武装起义）。

正当“联合舰队”成员加紧进行武装政变的准备工作之时，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各地巡视，沿途同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他着重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指责林彪等人“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认为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毛泽东还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并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泽东的谈话表明他已不再把林彪看作接班人，不再信任林彪，而且认为林彪已成为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这时，林彪集团磨刀霍霍，准备阴谋刺杀毛泽东于南巡途中。9月8日，林彪下达“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武装政变手令。林立果带着这份手令加紧部署。他们密谋在华东地区由江腾蛟指挥采用地面攻击、爆破铁路桥、飞机轰炸等手段摧毁毛泽东的专列，杀害毛泽东。

毛泽东在南巡途中觉察到林彪一伙的活动后，立即机智地采取措施。9月10日下午，毛泽东突然离开杭州到达上海。在专列上接见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后，毛泽东于9月11日下午命令专列离开上海，风驰电掣，昼夜兼程，于12日下午平安抵达北京。为此，林彪集团阴谋杀害毛泽东的计划宣告破产。

9月12日晚，北戴河联峰山96号楼，林彪住地一片忙乱，被一种神秘的气氛所笼罩。

22时刚过，中央警卫团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领着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小名豆豆）来找负责林彪住地警卫工作的第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来到楼外的一片小树林，林立衡急切地说：“姜大队长，叶群、林立果欺骗首长（林彪），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去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姜作寿有些惊异：“你说的这些可靠吗？”

“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我该怎么办呀?”林立衡说。姜作寿又问了她一些情况，联想到晚上的一些反常情况，顿感事关重大，立即用电话向在北京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做了报告。张耀祠立即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报告。

当晚，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灯火通明，紧闭着的宽大玻璃窗拉上了深绿色的帷幕。周恩来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到会的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有关部长，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等也都在座。

22时40分左右，秘书急匆匆地推开门，来到周恩来身边悄声耳语了几句，说汪东兴来电话，有紧急情况要直接报告总理。

周恩来离开会场，匆匆来到他在大会堂办公的新疆厅，拿起红色的电话听筒。话筒里响起了汪东兴的声音：“总理，刚才接到张耀祠打来的电话，说据林立衡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已经调来了林彪的专机256号。”周恩来大吃一惊。

周恩来知道林豆豆同她的家庭一直存在着矛盾。林豆豆的这个报告，会不会夹杂着家庭纠纷的因素呢？林彪是党的副主席，他要叛逃，可是一件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稍有延宕，将会给党和国家酿成难以估量的灾难。但是，如果判断有误，匆忙采取措施，其后果同样非常严重……

“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不要鲁莽行动。”周恩来果断指示。

放下电话，周恩来回到会场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政治局成员留下，其他的人可以回去。与会人员从周恩来紧锁的眉头和凝重的神情推测，可能哪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急需总理处理。但绝对料想不到是林彪出逃。

林豆豆报告的情况是否属实？必须迅速查明情况。周恩来查问吴法宪：“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今天调飞机去山海关机场没有？”吴法宪回答：“没有。”

“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细心的周恩来进一步追问。吴法宪支支吾吾：“我不知道。”他也确实不知道，林彪还没来得及通知他。周恩来说：“你要迅速查清楚，立即向我报告。”

周恩来想到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下属的一个机场，于是又查问李作鹏：“你立即查一查，今晚是否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山海关机场。”

不久，李作鹏、吴法宪回话：确实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吴法宪说：“我问了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林彪死党），他说是一架改装后的三叉戟到山海关夜航试飞的。”周恩来心想，夜航试飞是谎言。

他当即命令吴法宪：“你通知这架飞机马上回来，飞机回来时不准带任何人。”过了一会，吴法宪说：“胡萍说这架飞机有故障，不能马上回来。”

周恩来机警地感觉到这架飞机的行动不太正常，他以严肃的口气责令吴法宪：“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就在周恩来打电话查问三叉戟飞机一事时，在北戴河联峰山96号林彪的住地，林彪、林立果、叶群等人早已乱作一团。他们经过一番密谋，决定私调飞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不料，周恩来一再严厉追查三叉戟飞机之事，打破了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林彪一伙见南逃阴谋败露，便决计叛逃，飞往苏联伊尔库茨克。

23时20分左右，周恩来办公桌上那部红色的电话机又急促地响了起来。周恩来迅即抓起话筒，里面传出叶群的声音：“总理啊，首长（林彪）要我向你报告，他想动一动。”周恩来用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

叶群说：“是空中动，我们需要调几架飞机。”周恩来问：“哦，你们调了飞机没有？”叶群回答说：“没有，首长要我先向总理报告，再调飞机。”

叶群的这一回答露出了“马脚”。明明已调一架飞机到山海关机场，而且是林立果坐了去的，为什么撒谎说没调飞机？为什么刚刚查问了三叉戟飞机的事，叶群就来了这么一个电话？叶群的电话原本是想来试探追查飞机的周恩来，她没有想到此举却为周恩来证实林立衡报告的情况提供了依据。

周恩来略加思索，不露声色地回答叶群：“今晚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等我同吴法宪同志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定吧。”

周恩来放下电话，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命令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中央的命令：“停在山海关的飞机不准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4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然而，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时做了篡改，说“4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可放飞”。

同时，周恩来派吴法宪立即去西郊机场随时掌握机场的情况，并派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工作。派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以协助自己负责空军的指挥。要黄永胜留在大会堂，“协助”处理发生的情况。实际上是切断他同林彪一伙的联系。

下达完命令，周恩来叫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在福建厅待命。他自己驱车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他要亲自向毛泽东报告所发生的一切，并从安全角度考虑，建议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厅。那里是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和休息的地方。

从中南海回到人民大会堂，电报大楼大钟的时针已指向0点。周恩来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一定要起飞，我亲自坐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去劝阻。”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就在周恩来下达命令的同时，林彪一伙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开枪打伤警卫人员，仓皇逃离了北戴河96号楼，乘红旗牌轿车向山海关机场狂奔。

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的周恩来接到张耀祠的报告：林彪已离开住地，向山海关机场去了。周恩来询问警卫部队能否先赶到机场控制飞机，张耀祠难以做出肯定的回答。因为警卫部队的车再快，也快不过林彪的大红旗。尽管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和警卫团第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驱车加足了油门在后面紧紧追赶，但林彪的红旗轿车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这时，周恩来又一次命令李作鹏，要他下命令给山海关机场，不准停在机场上的任何飞机起飞，要设法阻拦。但是，李作鹏没有遵照他的指示下达命令。

9月13日0时22分，林彪的红旗轿车冲入山海关机场停机坪，在银白色的256号三叉戟专机的左后方戛然停下。

256号飞机正在加油，油罐车的管子还连着飞机。叶群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嘴里喊着：“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

平时夏天都要戴帽子的林彪仓皇出逃，连帽子都丢在了北戴河96号楼。他第二个下车，光着头。林立果第三个跳下车，提着手枪在一旁气急败坏地催促人们赶快登机。

一切都太突然了。这时，林彪专机组的9名成员还有副驾驶、报务员、领航员等5人没有赶到，只有机长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上了飞机。

0时32分，林彪、林立果、叶群等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地抢上256号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与此同时，周恩来接到了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

为了挽救林彪一伙，周恩来命令空军指挥调度室：“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回来。不论在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如不行，在锡盟（即内蒙古中部锡林郭勒盟）降落也可以。”

指挥所的呼叫声，通过无线电波，连续不断地传到256号飞机的机舱里，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据当时万幸没上飞机的林彪专机副驾驶分析说，可能是飞机上没有把通信电台打开。因为一旦打开电台，包括3名机械师在内的机组人员都可以听到调度室塔台的呼叫声，禁止256号飞机起飞的命令也会传到3位机械师的耳朵里。

空军司令部指挥室的雷达密切地跟踪林彪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墙壁般宽大的雷达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的亮点正向北移动。

“0点46分，航向310度，飞机向西北方向飞去。”“现在飞机时速550公里，高度3000米。方向正北。”……空军司令部作战部指挥室通过专线保密电话，不断地把飞机的最新情况向周恩来报告。

凌晨1时10分，西郊机场的吴法宪来电话报告：“飞机的方向不对头，向蒙古方向飞了，马上就要出国境了，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恩来在中南海向身着睡袍的毛泽东请示：“怎么办，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毛泽东凝神沉思，最后说：“林彪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要是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头向后躺在靠背上。他闭着眼睛说：“有什么消息，速报告我。”

1时55分，256号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用力按下手中的话筒，气愤地说出两个字：“叛徒！”

又过了一会，256号飞机从空军指挥室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周恩来回到新疆厅，向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宣布了林彪北逃的消息，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讲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林彪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掌握了我党我军大量的核心机密。他叛国投敌不仅对我党产生严重的危害，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立即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通报林彪事件情况，做紧急战备部署，以应付突发事件。

周恩来首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全国所有机场。没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联合签发的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不许任何飞机飞进北京。派陆军进驻空军、海军机场，与原守卫部队共管，严格遵守净空命令。

随后，周恩来拿起保密电话，亲自逐一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为了暂时保密，又能使对方听懂，周恩来既含蓄又清楚地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

当时，有的大军区负责人一时还没听明白，还在电话中提问是谁跑了。周恩来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我再说一遍……”一圈电话打下来，周恩来的嗓子都喊哑了。

3时15分，林彪的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劫持一架直升机，从北京沙河机场强行起飞，他们携带大量文件，企图追随林彪逃往国外。坐镇在空军作战部的李德生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果断指示：“迫使它降落，不听就把它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出去。”空军随即派出8架次战斗机拦截，但因为天黑没有及时找到这架直升机。

好在这架直升机的驾驶员陈修文有高度政治觉悟，且智勇双全，在得知周宇驰他们的阴谋后，他千方百计地把飞机降落在怀柔县境内。落地时，他和周宇驰等人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被随即赶来的战士捕获。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北京军区命令三十八军的3个机械化师、坦克一师、坦克六师和炮兵六师共6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兵力就由原有的4个师增加到10个师。防御区域重点是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南到河北保定以北。考虑到当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是解放军各总部的负责人，为了确保北京卫戍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指示卫戍区部队对来自军委、各总部的电讯只收听，不汇报，即只接受来的电话、电报，不汇报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部署的应变措施。

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密切注意外电反应，抓紧研究和提出因林彪事件可能引起的对外交涉所需的应对方案。

做完这一切后，天已经亮了。人民大会堂外，丝毫没有显示出什么异样。人们依旧是那么的平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该散步的散步。天安门广场上，首都民兵师的队伍还在演练队形，准备迎接国庆22周年的检阅。广播喇叭的新闻播音中还不时有林副主席的字眼。外面的行人谁也没有料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刚刚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不眠之夜。

此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桌前陷入了沉思。连卫士轻轻地把窗帘拉开和关灯的声音都没能把他惊动。从12日19时30分吃过一顿饭后，到现在连续紧张工作10多个小时没吃东西，也没休息。卫士担心他的身体，但此时此刻也不敢说什么，只能在一旁静候。

沉思了好一阵子，周恩来起身前往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往常，周恩来总是会问：主席休息了没有？但这次他没问，他知道毛泽东肯定没有休息。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卫士高振普回忆，周恩来在毛泽东那里大约谈了半个小时。

13日上午9时左右，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周恩来吃了一碗面条和一个包子。随即又召集政治局委员、军委和总参作战部的同志到大会堂东大厅开会，分析由于林彪外逃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制订紧急方案，调整部队部署，重点是应付外国势力的入侵，并拟定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

13日一整天，周恩来没有回过西花厅，连续20多个小时没回家。邓颖超担心周恩来的身体，来过好几次电话。从卫士们支支吾吾的言语中，政治经验丰富的邓颖超预感到国家肯定出了什么大事，她不是像以往那样催周恩来早点散会，而是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按时给周恩来吃药，不要饿的时间过长，要提醒总理休息。

13日晚上10时15分，空军司令部送来一份报告：18时4分，蒙古人民共和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2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从18时起进入一等戒备。

这可能是林彪座机坠毁。周恩来从时间和方向上猜到十有八九。

14日上午11时左右，连续忙碌了50多个小时的周恩来看上去显得格外疲惫。在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再劝说下，周恩来服了安眠药，在大会堂躺下休息了。连续高度的紧张和劳累使他很快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躺下休息前，周恩来告诉卫士：有什么情况随时叫醒他。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一边密切注意外电报道，一边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在晚年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14日上午，符浩与其他外交部党组成员来到部会议室开会。一进入会议室，符浩便感到气氛里有一种严峻感，但每一个与会者都很镇定，会也开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主持会议的是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在会议上，大家对林彪出逃做了几种估计，详细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

符浩记得，会议正在进行中，突然值班秘书拿着一份手抄特急报告快步走进来，径直奔向姬鹏飞。姬鹏飞接过报告仔细阅读，神态冷静沉着。当他的目光离开文件，脸上绽开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好的下场。”接着把报告读了一遍。原来，这是驻蒙古大使馆的直线电话，关于中国一架军用飞机在蒙古境内机毁人亡的报告，大致内容是：今日上午8时半，蒙古副外长额尔登约见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凌晨2时30分左右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上共有9人，全部死亡，其中有1女的，机号256，并向我提出抗议，以及许大使已向对方提出要求到现场调查等。顷刻间，会议的气氛活跃了许多。分管对蒙外交的副部长韩念龙从姬鹏飞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

为了让毛泽东与周恩来尽快知晓这一消息，姬鹏飞立即要王海容与主席和总理办公室联系，但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两位自前天夜里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要4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姬鹏飞要求再一次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

下午2时，入睡不到3个小时的周恩来就被外交部的一个紧急电话叫醒。电话是王海容打来的，她说有重要情况要向总理报告。秘书只好把周恩来叫醒。周恩来预感到可能有林彪一伙的什么消息，叫王海容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并吩咐卫士到门口等候。

王海容送来的是我国驻蒙古使馆发回的密报。看完报告，周恩来顿感如释重负。周恩来高兴地连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随后，一向注意仪表的周恩来穿着睡衣和拖鞋，疾步走向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向毛泽东报告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两人谈了1个多小时。

从118厅出来后，周恩来来到福建厅，向等候在这里的政治局委员宣布了林彪一伙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的消息。会场在短暂的沉寂后马上涌动着阵阵欣喜。

这天晚餐时，周恩来破例喝了点茅台酒。

如何保持国内政治局面的稳定，防止出现其他可能发生的事变，周恩来想得很多：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外，林彪集团的其他党羽当时都还没有惊动。对这些人，要尽快找恰当时机解决，防止他们有些人狗急跳墙。另外，对当时国内的大多数人来讲，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说林彪反对并阴谋暗杀毛主席，才让广大群众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疑。为此，他指示：对林彪事件要严格保密，保密时间尽可能长些，以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

9月20日，我驻蒙使馆奉国内指示派使馆二秘孙一先送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照片及有关材料回国，并当面汇报。此前，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电告驻蒙古使馆，请许文益大使亲自带人到出事现场，查清飞机型号，遇难9人的身份，还要从各个角度拍摄下飞机、现场和9人的照片，特别是死者的照片要从不同角度拍特写，并向蒙古方面交涉，把9人的遗体运回国内。

随同孙一先回国的还有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的蒙语翻译贺喜。周恩来专门指示符浩去车站接车。

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听取孙一先的汇报。大家根据带回来的材料分析了飞机坠毁的原因，应该是飞机由于燃料将要耗尽，被迫紧急降落。驾驶员不太熟悉地面情况，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飞机降落后失去平衡，与地面冲撞，油箱里还有残油，引起爆炸。从死者的遗体上看，都取下了手表等易于擦伤身体的物品，说明迫降是事先做了准备的。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看到只来了孙一先一人，当即警觉地问孙一先：“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孙一先一时被周恩来严峻的神色弄得不知怎么回事，忐忑不安地回答说：“他回家了。”

周恩来脸色一沉，严厉地责问：“谁让他回家的？”在一旁的符浩回答说：“是我让他回家的。因为他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周恩来火了：“那也不行，飞机坠毁他总知道吧，立即派人把他找回来！你当过兵没有?你不是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嘛！”

两个小时后，翻译贺喜被人从酣睡中叫醒，送进了警卫森严的外交部招待所。此后，孙一先和贺喜这两位被“隔离”了半个来月，直至他们听了有关林彪事件的传达后，才恍然大悟，恢复了自由。

有了这滴水不漏的保密措施，于是，在林彪事件以后的10多天里，人们从新闻广播、报纸杂志里听到看到的仍然有“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的字眼。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平浪静，那么井然有序。然而，就在这样一种“内紧外松”的平静中，林彪集团的党羽都一个个从政治生活中悄悄地消失了。

9月23日，林彪事件后的第10天，毛泽东要汪东兴询问周恩来有关黄永胜等人的情况。周恩来立即来到毛泽东处报告了黄永胜等人在拼命烧材料的情况。毛泽东说：他们是在毁灭证据，看来这些人是要顽抗到底了。

“请主席放心，这件事我马上去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上午一定办成。”周恩来明白毛泽东的意图，已经到了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采取措施的时候了。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立即布置逮捕黄、吴、李、邱等人的工作。

本来打算在23日晚上对黄、吴、李、邱采取行动，但因为第二天上午李先念要率代表团去越南访问，邱会作要去机场送行，而林彪事件尚未对外公开，对黄、吴、李、邱采取行动仍需要秘密进行，为不引起外界的猜测，周恩来和其他有关负责人商量，临时决定改在24日上午。以开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的名义，通知黄、吴、李、邱24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

24日上午7时多，周恩来驱车来到首都机场为李先念送行。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和邱会作等先一步等候在候机室。像往常一样，周恩来和他们一一握手，气氛没有丝毫的异常。只有知情的杨德中等人，始终紧随在周恩来的左右，警惕着周围的动向。

送走李先念后，周恩来对纪登奎、邱会作说：“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传达主席的指示。”纪登奎知道这个会要解决黄、吴、李、邱。

回城里的路上，周恩来对同车的杨德中说：“把车开快一点，我们先一步到大会堂，再与邱会作单独谈一谈，争取让他多交代些问题。”不料，周恩来的座车提速，在后面的邱会作等人的车也加快速度跟了上来。本来中央领导人专用的红旗车上配备了通信设施，但因为反窃听都拆掉了。杨德中心里只能干着急。

大会堂北门，邱会作的车与周恩来的车几乎同时停下。尽管杨德中抢先下车，但已来不及了，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执行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邱会作隔离到了福建厅。

周恩来和叶剑英、纪登奎在东大厅等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到来。9时，黄永胜、李作鹏先后来到，与邱会作一起隔离在福建厅，只有吴法宪迟迟未到。周恩来在东大厅来回走动。叶剑英急了，甚至要北京卫戍区做好到住地逮捕的准备。

过了10多分钟，吴法宪终于来了。警卫森严的福建厅，气氛显得非常紧张。黄、吴、李、邱4人已经觉察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了，都低着头沉默无语。

当周恩来走进福建厅时，他们4人惶恐地站了起来。周恩来还是一一跟他们握了握手。这些人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毕竟还是有过战功的老同志。落座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黄、吴、李、邱4人实行离职反省。周恩来说：“中央决定对你们4人隔离审查，希望你们与林彪划清界限，交代你们的错误。林彪叛逃后，根据多方查证，证明你们4人是站在林彪一边，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搞分裂活动。毛主席等了你们10天，希望你们觉悟，主动向中央交代问题。你们不仅没有交代，反而相互串联，销毁证据，完全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中央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这便于你们交待问题，也便于中央对你们进一步审查。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

宣布完后，周恩来问：“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黄、吴、李、邱4人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周恩来随即下令将他们4人带走。

同日，周恩来召集军队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处理黄、吴、李、邱4人的决定。会后，周恩来起草了中央通知，通知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林彪反党宗派活动中“陷入很深”，“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该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

在此前后，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抓捕归案。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9期及《党史博览》2024年第5期 作者：张聿温等、微众号，亚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