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看来，周扬和陈伯达，一个是著名的“红色评论家”，一个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两人的生平经历、性情为人可谓是相差甚远。然而，在历史光晕交错的角落，迟暮之年的两人却有了交集。

早年交情：多有接触，私交如水

陈伯达年轻时颇为喜爱文艺作品，上世纪三十年代时，他与周扬在上海相识，但两人的交情应当不算深厚。

全国解放后，陈伯达和周扬同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两人在工作上虽说分工不同，但都一度住在北京中南海，且还是邻居，可两人秉性皆非豪放善徕一派，因而交情上终究是清淡如水。

周扬

在他人看来，陈伯达行事和性格总有些古怪，无论春夏秋冬,白天黑夜，室内户外，他总是戴一顶帽子。曾有人说笑：“不是伯达的妻儿，怕很难知晓他的头发是白是黑。”

其次，陈伯达从不问别人姓名。他到首钢多次，军管会的几位领导人迎送陪同，向他汇报工作，几人交谈许久，但陈伯达始终是“只认其面目，不知其姓名”，也不知道谁担当何种职务。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其傲慢的一种体现。

20世纪60年代时，毛泽东对文艺界的工作颇有微词，数次指出“文艺应当为工农兵服务”，并认为周扬的工作并未很好的落实这一政策导向。

不久后，毛泽东便要求陈伯达转告周扬,“准备下去，到农村接触一下实际的生活。”

陈伯达后来回忆：“毛主席当时做出这个决定时，还说了一句很严厉的话,他说：“如果周扬不愿意下去，可以派解放军的一个连护送他下去。””诚然，这是一句气话，但依旧让陈伯达感到主席严肃的态度。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陈伯达很快就找时间和周扬谈了。

他那一口福建话，听起来实在费劲。平日里，周扬为听不懂他的话而着急，他也为周扬听不懂自己的话而着急，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急国急国(这个这个),痛不痛(懂不懂)？”

谢富治懂得他的话，常常与陈伯达同行，替他当翻译。他便对谢富治表示感谢，连连拱手道:“你是不杀(菩萨)，你是不杀!”

但这一次，周扬并非花太大的功夫就听懂了这番劝诫。

下基层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身为推动者之一，陈伯达只能尽可能让这位老同事心里好受点。

周扬下农村经历较少,身体素质也一般，当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陈伯达便主动和天津的同志去商量：“能不能给周扬同志安排在小站镇的西右营。”

周扬下了农村之后,陈伯达也常去看望他，他并不是会宽慰人的性子，只是偶尔听一听周扬的工作经历和感悟。

周扬劝他不必常来，他只是推说：“我喜欢平房，出来走走挺好。”

“特殊时期”到来：先后遭难，双双陷落

1966年6月的一日,王文耀接到了江青的电话,她点名要找陈伯达。

王文耀觉得电话里的口气不对，赶忙请陈伯达接电话。

王文耀站在一边：“江青的声音很大，似乎也不打算避讳些什么，我听到她说要发表一篇关于什么人的文章，后来才知道，是要批判周扬。”

这时，陈伯达听到江青要公开点名批判周扬,他有些犹豫道:“他才刚做完肺癌手术,现还在休养,这样子，他的身体怕是受不了吧?”

江青却置若罔闻:“你这都是小问题，我们这才是大事，一切都要从大局出发……”

王文耀曾在周扬麾下工作过，听到这一信息心情十分复杂。直接告诉周扬夫妇？两人的身体都不好，恐怕受不住。

当时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王保春，保春也惊讶地小声说:“唉呀，周部长做了大手术不久的呀,这能受得了吗?”他也直摇头。

对江青他们以何名义在报上点名,两人不得而知,只能担心地等待着。

几天后，《人民日报》第二版、第三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周扬颠倒历史的第一支暗箭一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

那天以后，《人民日报》接连刊登多篇批判周扬的长篇文章。

7月28日，中宣部召开大会批判周扬。周扬夫妇年初在北京做完手术，其后去上海休养，随后又转到天津休养。

外头处处喊打，两人拖着病弱的身体，无处藏身。此时，天津市交际处的李松茂得知此事,打电话通知了王文耀和王保春：“天津交际处已不能待了，每天都要揪人出来批斗，我已经将他们藏在了一个地方，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王保春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只得犹疑道:“他们俩身体不好,先让小李照顾他们一下,藏起来吧……”

后来，李松茂同志又来过几次电话说，他实在顶不住了。

王文耀回忆道：“他当时说了，他为周扬夫妇买的粮食已经吃完了,他们吃饭也成了问题，最重要的是，周扬他们自己也想回北京。”

听闻这个消息，陈伯达只得同意让他们回北京。

一回到北京，周扬夫妇就被造反派给抓走了。直至1975年6、7月间,周扬才被释放。

恰好此时，被关押五年之后的王文耀也被无罪释放。

两人见面后，周扬第一句话就问起陈伯达。老人眉头紧皱，不住叹息道:“他后来职位那么高,怎么就……这么不谨慎呢。他出事后，我也很难过。”

周扬此言，指的是陈伯达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后不久就遭到批判,从此下台的事情。

对此，王文耀只能感叹:“一言难尽啊,不由自己。”

迟暮之年再会晤：一谈泯恩仇

了解到陈伯达的一些情况,周扬决定与陈伯达见上一面——这在当时是相当需要勇气的。

而在陈伯达的晚年,周扬是第一位以朋友的身份主动约晤他的高级领导人。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回忆,那天傍晚6时,公安部门派出两位工作人员来接陈伯达，深夜11时，陈伯达才回到家中。

两位老人阔别16年,一见面竟谈了近5个小时。

不同于想象中的激动泪目，两人再相见，情绪都十分稳定，可当周扬说出第一句话，两人便流露出了几分伤情。

“我被关起来后,在监狱里听广播,开始还能听到你的名字,后来再听不到有你的名字,我就知道，你倒了。”

闻言，陈伯达低低地摇下头。

周扬继续说：“后来我知道，你的帽子戴得最多了。这次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有几位同志为你讲了话,我也讲了几句,现在采取了区别,对你有些优待。”

陈伯达坦言道:“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我在阜平救过毛主席。1948 年，国民党轰炸阜平，那早，我听到飞机响……是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才离开的,那时候啊，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中,屋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

周扬怔了怔，他当时也在阜平,听说毛主席那次很危险,但不知道是陈伯达救了毛主席。

两人皆是苦笑，周扬又问道：“你现在写些什么东西?”

陈伯达:“主要搞点经济问题的材料,也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章,不知你看到了没有？”

周扬倒有些意外:“我没有看到。”

陈伯达：“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将来如果能放我的话，你看能不能让我在你领导的文联做点小事情,比如搞点材料,我可能还做得来。”

周扬只推说:“这到时候再说吧。”

陈伯达又问:“你现在看些什么书?我最近看了一本《巴纳耶娃回忆录》,你看过没有?这本书值得看一看,作者很熟悉19 世纪俄国文学界的情况,接触过很多作家。书里讲了屠格涅夫很多事情,也有其他文学家的事情。”

陈伯达做了介绍,周扬让秘书记下了书名，他解释道：“我现在准备出版自己的文集,很多时间都花在这件事上。”

陈伯达听了似乎很感兴趣：“你的书出来以后可不可以送给我一本?”周扬自是应允。

后来，陈伯达所写的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字”交到了周扬手中。

陈晓明回忆，1982年11月的一天,有两位曾经来访过的老朋友,他们经过公安部门的同意,再度前来看望陈伯达。

他们刚刚入座,那位与周扬相熟的朋友,便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送给陈伯达。告知陈伯达道：“这是上月10日出版的第10期《读书》杂志,上面刊登了《求知难》,署名“纪训”。《求知难》是经过周扬阅后发表的。”

1989 年，7月31日,周扬辞世。同年9月20日,陈伯达去世。

陈晓明透露,对于《求知难》的发表,陈伯达几度动情，“在他的晚年,长期处于极度孤独之中,周扬不避嫌,还向他伸出友谊之手,这让他时常感动。”

来源：百晓生谈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