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庄子曰：“胠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其意为：“小偷”会受刑惩，“大偷”贵为诸侯。然而出乎庄子意料的，竟有偷盗异族历史或遗产的。韩国岂不就是！但它乃“小巫见大巫”，后者是谁？几百年前还是最野蛮的人类族群之一，由于机遇的缘故，站到“历史巨人”的肩上，而登上高峰，成了“暴发户”；这个被“文明”装扮和装备的野蛮人，如虎添翼而恶贯满盈，却又想方设法地标榜自己是高贵人种与高级文化，旨在造成其宰制世界之合法性！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说：“（我们西方）所有的文学都是偷来的，所有的艺术都是中国的仿制品，不是吗？”[1]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像是“三部曲”，证明现代英语、英语文学和西方审美均为中国起源。它们是《18世纪英国的中国品味》（2010年）[2]、《中国塑造浪漫主义》（2013）[3]和《中国与英国文学现代性写作》（2018年）[4]。

十分有趣和讽刺的是，上述“三部曲”共同破解了一桩“偷窃历史”的悬案；那就是：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 1729—1811）的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英语古诗遗产》（1765年），竟是挪用中国文献伪造的。从长远来看，该件事在意识形态上对英国造成了天塌地陷般的影响：因为这部伪书不仅是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英国诗歌的史料库，而且它竟成为其国家身份（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石。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苏格兰和爱尔兰学者据此断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早已失去了合法性了！[5]

构成西方“文明”的所有要素都是外来的，却被西方说成是其“独特禀赋”，这难道不是盗窃吗？

（一）欧美主流学术界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

十多年前在国外问世的一本书影响极大，可谓社科领域的“划时代”；但在中国则未受重视，甚至被冷落至今；它就是杰克·古迪著《偷窃的历史》（The Theft of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中文版：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中国学人对它轻视和冷落，说明他们已被西方中心论浸淫得麻木不仁。这甚至影响了翻译，也就是说，《偷窃的历史》的中译本很成问题。举个例子，书中有个小标题是“The invention of Antiquity”，被译成“古典时代的创造”；这就违背了该书原意——西方的“古代”是被发明（编造）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三位历史学家（M. Brolsma, Robin Bruin, Matthijs Lok）特别对这个小标题做了解释：

根据杰克·古迪，西方“古代”是欧洲人挪用东方而“发明”的。……近代欧洲人将自己的形象投射到“古典世界”，从而将它重塑成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6]

《偷窃的历史》的中心思想是，西方辉煌而浩博的“文明史”是盗剽来的。虽然该书类似于《偷来的遗产：希腊哲学不是希腊人写的……》（George G. M. James: Stolen Legacy……）[7]，但它们的档次则截然不同：后者被批边缘之杂说，前者则为主流之宏论。

杰克·古迪（Jack Goody, 1919—2015）：剑桥大学教授、社会人类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荣誉院士，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亦被法国授予法兰西艺术与文学司令勋位。

（牛津大学出版社）《思考过去》称：“古迪对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以及‘西方民主’等，都提出了质疑；……并将欧洲宣称它的诸多最伟大的人类创新，判定为‘盗窃’。”[8]

波茨坦大学的汉娜·夏普（Hannah Sharp）评《偷窃的历史》：西方从世界其他地方“偷取历史”！……有一句名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根据古迪，这导致了对历史的严重误解；因为作为“胜利者”，西方垄断了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而欧美学术界承担这项任务的方式则是，一直以欧洲为中心、并否认非西方世界的成就。……古迪还说，学者们假设民主、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甚至浪漫爱情等理念，都是西方品质和遗产；并且，他们因大量编造之而广受赞誉。但实际上，如此文明要素大抵都是在其他地方被开发的。[9]

“古迪现象”决泄反西方中心论的潮流，它逐渐汇合成“修正派”（Revisionists, 其意为“改正西方中心论”）。

加拿大新不伦瑞克大学教授里卡多·杜申（Ricardo Duchesne）写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出现一场强大的运动，带来了多元文化之转向。其主旨是，挑战西方中心论，质疑欧洲的独特性与卓越性，否定西方崛起归因于其原创活力和内在动因，而将西方文明的意义边缘化。进而，在经济学、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的知名学者的领导下，新生的“修正派”寻求将多元文化的精神作为世界历史的主导范式。……“修正派”方兴未艾，势不可挡。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强调世界历史的多元性（取代西方“单线史观”）。该理论的创始人和先锋是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他指出，欧洲既不是世界贸易体系的创造者，也不是其核心；而西方崛起则只不过是中国发展起伏的低谷，所衍生出的一个对立面。〔“中国是现代早期世界体系的主轴”[10]〕。……古迪鄙视任何“欧洲奇迹”。他辩称，如此“复兴”在欧亚大陆各地都能被发现……。历史社会学家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即西方唯一的特质就是“幸运的机会”。……国际关系学教授霍布森（John Hobson）否定西方的原创性或独创性，认为西方通过“挪用东方”而崛起。[11]

尽管古迪的几本书远谈不上彻底否定西方伪史，但他却在这方面打开了突破口，一发而不可收。下面进一步介绍《偷窃的历史》和古迪的其他相关著述、以及受其影响的“修正派”学者在这方面的拓展或发挥。

｛图｝已故的杰克·古迪（Jack Goody, 1919—2015）和他的著作《偷窃的历史》，及其在西方的历史—社科领域掀起了惊涛骇浪。

（二）通行于今的“世界历史”是西方偷窃来的

古迪及其同人所论的“偷窃的历史”，可分为五层意思：

第一、复制中国历史。“古迪在其书中辩称，西方从东方窃取了历史观念。”[12]在此方面，他本人只是提了一下，并未展开之。让我们来看其他学者的相关见解。没有历史的西方[13]从中国引进了历史学，后者是汉学的衍生物。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说：“在今天被视为次要学科的汉学，竟在17世纪的欧洲，在形成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理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14]

不仅如此，西方“历史”最初是“复制中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斯蒂曼（Alexander Statman）写道：近代欧洲学者依靠非欧洲文本——即中国古代文献——来撰写他们自己的“世界历史”。……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教授们通过翻译，将中国的原始史料服务于（泛西方）文明起源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和欧洲在过去就有联系，因而一方的历史可以揭示另一方的“历史”。……到1750年代，欧洲学术界从中国古籍中描绘出一幅（西方版）“人类历史”的图景……。[15]

第二、诉诸认知暴力。南非普马兰加大学教授古梅德（Vusi Gumede）评述：“古迪的《偷窃的历史》说的是，西方篡夺了‘世界历史’，并把它变成一种‘欧洲游戏’。……古今世界是被西方中心论所描述、排列和概念化的。”[16]

这是西方的“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指出：古迪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鉴于欧亚大陆在很久以前就紧密相连，任何重大进展——例如科学/工业革命——都要从整体来看，而不存在“单线进步”。故而，不可执着于欧亚世界中某一地区（西欧或中国）的变革或革命，因为一方的加速变化很快就会影响到另一方。古迪在《偷窃的历史》中批评，通过一种基于霸权的“认知暴力”，西方学术界将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大量据为己有。[17]

第三、重新发明过去。弗兰克说：“到19世纪下半期，不仅整个‘世界历史’被重写，‘普世性的社会科学’也诞生了，但它们都是西方中心论的伪造物……。”[18]进而，马萨诸塞大学教授帕拉斯凯瓦（João M. Paraskeva）写道：

希腊“文明”，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历史，都是被重新构想的结果。利用科学手段来捍卫“古希腊”，将它作为“西方种族的童年、青春绽放的艺术、史诗般的成就，以及臻于成熟的智慧”。但它们都是西方霸权的文化产品。……正如古迪所说：“近代欧洲的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必须重新发明其过去。”。[19]

第四、夸大欧洲叙事。古迪认为：“一方面，西方必须盗取东方历史来形成它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它将欧洲‘小事’变成世界‘大事’。”[20]他进一步说：“‘偷盗的历史’这一标题指的是西方对历史的操控。……将欧洲（通常是西欧）的地方传说，加以概念化（形成范式），然后强加给全人类”；[21]“（19世纪）欧洲遵循种族主义的倾向，将自己的故事（当作标准历史）强加于整个世界。……对于西方种族主义特征的世界历史与现实之‘宏大叙事’，我们应该采取批判性的立场。”[22]

第五、挪用东方原创。将外来的文明要素（诸如民主、自由、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变成西方的独特禀赋。下文详述。

｛图｝“欧洲从东方偷走了历史和遗产（History and heritage have been stolen from the East by Europe）。”这也包括“莎士比亚”（经典版），它是18世纪英国的一群学者，基于汉字“表意”（雅言）和“中国风”（审美）以及中国古籍资料，而精心打造出来的。

（三）挪用东方要素形成西方“文明”及其伪历史

古迪说：“关于‘文明’（城市化、礼貌）的整体概念，这在（古代）中国已十分显著……；在如此的历史情势下，欧洲窃取了文明进程的理念与形式。”[23]

“古迪指责他们（西方学者）偷走了亚洲人创造历史的功劳……。”[24]霍布森说：“东方对于西方崛起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东方思想的传播和西方对它的挪用。”[25]

西方“文明”有任何原创吗？罗马大学教授科特斯塔（Vittorio Cotesta）回答：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基本上没有原创；它在艺术、科学、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发现”，都是从东方（中国等）取得的。……另一方面，西方也没有任何新东西。就拿资本主义来说，在其“出口”到西方之前，它已经存在于中国……。古迪在中国等东方发现了马克斯·韦伯所吹捧的“西方文明的优异特征”：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家庭结构和浪漫爱情等。[26]

民主与资本主义等都是拜“东学西渐”之所赐予。而西方则贪天功为己有，将它们算作自己的“传统”！评论者说：

古迪认为西方不公平地宣称，是它发明了民主、资本主义、浪漫爱情、大学和其他现代性机制。西方不承认这些要素早已存在于其他地区。他批评，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都是通过西方中心论的棱镜，来看待，因而被扭曲的。[27]……古迪讲述了西方对某些价值观的侵占，如人文主义和理性，……两者被说成纯属欧洲起源。他还发现，与西方现代性相关的各种机制……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有着更广泛的地理分布。然而，这些价值观都被欧洲人盗用了，并作为他们的优秀遗产。[28]

古迪在其书中写道：“诚然，欧洲近几百年来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但必须对此加以说明；那就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其他地区——例如中国——的城市文化传统。”[29]

关于资本主义，加州圣巴巴拉大学教授梅利尚（N. P. Mellichamp）写道：早于西方崛起几百年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乃以中国及南亚为核心，而欧洲则处于外环；由核心区向波斯、西亚和奥斯曼扩张，它们的城市化、基础设施、商业机构、人口增长和工农业生产率等，皆超过欧洲，直到19世纪初为止。因此，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基础均在东方。……作为一个迟到者，欧洲从东方进口文化及物质文化。[30]

关于民主，“古迪批评西方中心论者，剥夺其他民族的原创权……。例如，他们武断地将民主归功于‘古希腊’。”[31]

欧美民主来自中国！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 Wallace, 1888—1965）承认：“美国宪政与民主……直接挹取于欧洲，间接导源于中国”。[32]进而，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Herrlee G. Creel, 1905—1994）解释道：

自从法国革命的爆发（1789年），人们几乎忘记了中国对西方民主发展所做的贡献。……如果说欧洲人不知道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民主，那么，大部分美国人是知道一些关于他们的民主思想与制度皆来自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被称为“北美启蒙运动的象征”，但那是来自法国启蒙运动的孔子哲学！[33]

限于本文主题，我们姑且不论西方民主极具负面性。

｛图｝真历史派生出假历史。西方的“世界历史”是怎么来的？它是基于中国历史的方法和材料伪造的。

（四）“古希腊”是近代西方种族主义的新传统

古迪说：“现代世界创造了古希腊（the modern world created Greece）。”[34]对此，霍布森确认：“今天，我们都认为‘希腊是欧洲文明的诞生地’……；但事实上，欧洲学术界直到18世纪末才提出这一观点。然而无论如何，‘古希腊’是虚构的。”[35]

埃及学者、法国教授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1931—2018）批评：“欧洲文明的‘希腊祖谱’这一神话，是西方伪造历史的产物；它表现为如此一个‘进步历程’，即从古希腊、古罗马，经过封建的耶教欧洲，到资本主义的欧美。”[36]

“古希腊变成了理想之境，此乃西方中心论之发明！”[37]伊斯坦布尔大学教授德米尔奇（Mustafa Demirci）指出：“古希腊”作为欧洲的创始神话，具有独立的城市、自由的思想环境、人文精神和卓越的理性。但事实上，与上述“信念”相反；在古代世界，希腊社会根本不可能领先于其他地方，反倒是它更落后。……的确，就像伯纳尔（Martin Bernal）所表明，为了彰显自己灿烂的历史，欧洲人编造了一个“古代传奇”。……如此西方中心论的“历史”，正如古迪所说，是对历史的盗窃。[38]

“古希腊”是近代西方沙文主义与种族主义的作品。德国语言学家哈曼（Harald Haarmann）写道：构建作为西方起源的“希腊文明”这一运动，反映了（19世纪）欧洲民族对其文化与知识的投注，但不是对它的真实古代的重建。这种被“古典化”的东西具有如此吸引力，以至于（那时）许多作家、诗人和哲学家们都宁愿活在幻想中，也不去了解“希腊传统”究竟为何物。“他们欣喜若狂地转向了希腊式的理想，生怕它被任何史实所‘玷污’。……温克尔曼、席勒、霍尔德林、黑格尔和尼采从未到过希腊地区。”伯纳尔谴责这些构建“古希腊”的人，都是种族主义分子。……古代希腊的形象被欧洲的文化沙文主义所扭曲。[39]

“温克尔曼的古典理想推动了种族主义。”安易沃（U. M. Anyiwo）写道：“对他来说，白色人种的欧洲‘希腊理想’具有一种抽象的完美形式”；“温克尔曼的理论成为当代和后世的种族主义话语，它假设以欧洲为中心的希腊白人是纯粹原初人类，而其他种族则是等而下之。”[40]

美国波士顿学院副教授克鲁克（K. S. Crooks）进一步说：近代欧洲重塑“历史”，将理性、人文、世俗、个人主义和进步观念等都说成是源自“古希腊”；它对我们理解西方种族主义的文化结构，乃至关重要。……正是在19世纪，欧洲种族主义的主要方向从生物学转到了语言学（印欧语系），才巩固了西方中心论。……阿明抨击西欧的“希腊祖先”这一神话，称其“构成了西方中心之资本主义的文化纬度。亦即，宣传希腊理性主义，以证明欧洲独特性的资本主义的胜利，而使“东方世界”相形见绌。[41]

希腊哲学是一种强加于现代人类的认知暴力。得克萨斯—奥斯汀大学的法洛拉（Toyin Falola）指出：现代世界通行的哲学知识是由欧美白人编造出来的。西方哲学的故事开始于“古希腊”，被说成是蕴含民主价值；（据说）它在启蒙运动中唤起了理性和世俗，并在泛世界的资本主义扩张中变得博大。质言之，如此西方中心论的哲学实际上衍生于（近代）种族主义……。西方学术主宰了世界各国的文化，诉诸西方认识论的文化霸权；……亦即，它是一种将现代权力、信仰和知识相结合的认知暴力。[42]

“希腊哲学乃西方中心论之构建（Greek philosophy is a Eurocentric construct）。”[43]帕拉斯凯瓦教授说：“……虚构的独特而完美的‘古代’希腊哲学，一种被西方中心论包装和美化的神话，成了一种让人追求的准信仰。”[44]

进一步阅读拙作：《“两希传统”植根于中国典籍考》、《古希腊哲学是基于中国文献的近代伪造》和《种族主义抹杀西方哲学的中国起源》

｛图｝仅就文学艺术而言，“古希腊”在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物，它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学者的憧憬或幻觉。

（五）文艺复兴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伪文化

古迪说：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重新发明西方过去”，“重新发明亚里士多德”（reinvent the past/ reinvention of Aristotle）。[45]

然而，文艺复兴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发生在何时何地，具有什么性质？古迪告诉我们：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布罗顿质疑：“文艺复兴”不是被发明的吗？旨在建立一个令人信服的神话——欧洲文化优越性。……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98—1874）在其所著《法国历史》（1855）的最后一卷中，强调这意味着“发现（非宗教）世界与人类”。在他看来，“文艺复兴”与其说是欧洲事件，不如说是法国现象。以类似的方式，瑞士的布克哈特（Burkhardt）和牛津的帕特（Pater）发展了几乎是民族主义的“文艺复兴”——庆祝“有限民主、教会怀疑、文学艺术的力量、以及欧洲文明对外部世界的胜利”。……然而，随着文艺复兴或“重生”被西方侵占和利用，这就支撑了欧洲帝国主义，以证明欧洲宰制全球的正当性。[46]

伦敦玛丽皇后大学教授布罗顿（Jeremy Brotton）详述：在西方文化史上，“文艺复兴”已被严重误解……。按照常识，“文艺复兴”（Renaissance）指发生在15—16世纪欧洲的艺术与文化革命。但事实上，它问世于在19世纪——米什莱于1855年首次用它来点缀法国历史；……却又被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其所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明》中，所提炼而确立（1860年）。……像米什莱一样，布克哈特认为，该时期的文化成就预示着“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学与美学之“重生”。……但问题是，他们的“文艺复兴”所反映的仅为他们自己时代（19世纪）的事件；它以欧洲帝国主义、工业扩张和教会衰落为特征，以及艺术家们的浪漫主义之想象。[47]（换言之）……米什莱、布克哈特和帕特创立的文艺复兴……看起来更像是19世纪的欧洲理想。他们没有提供任何关于15世纪前后的历史记录。……（实质上）“文艺复兴”价值观乃服务于19世纪的帝国主义。[48]

进而，哈佛大学于2013年6月以“19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为主题，召开了为期三天的研讨会；[49]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哈佛大学出版社），摘要如下：

佩恩和博佐尼主编的《19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指出这一“19世纪重塑的礼物”很成问题。“复兴”是历史怀旧和19世纪潮流的产物，席卷了整个的人文学科，包括历史、文学、音乐、艺术、建筑和收藏（博物馆）。它以下列（19世纪）重要人物的作品为标志，即：安格尔（Ingres, 画家）、福斯特（EM Forster, 文学家）、吉穆勒（Geymüller, 美术史学家）、希尔德布兰（Hildebrand, 雕塑家）、米什莱（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历史学家）、理查森（HH Richardson, 建造师）、里尔克（Rilke, 诗人）、卡尔杜奇 （Carducci, 诗人）和桑克蒂斯（De Sanctis, 文学评论家）。尽管这些人都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西方的黄金时代，但事实上，它却是19世纪的结晶。……时至今日，（西方文明）凯旋主义的模式遭遇挑战……（该书）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与19世纪的现代性两者的关联，进行了考证与修正。[50]

总而言之，所谓的意大利及欧洲“文艺复兴”并不存在；它是19世纪的欧洲精英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景，基于同时代的各种成就，而设计和打造的服务于西方中心与帝国主义的文化样板。

｛图｝意大利文艺复兴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颂歌”——歌颂“西方创造历史”。先虚构“古典希腊”（19世纪上半期），然后为了圆谎，又伪造了“文艺复兴”（19世纪下半期）。

（六）西方兴盛与主宰只是最近出现的暂时现象

古迪介绍：“阿梅斯托（Fernandez Armesto）认为，西方主导世界的地位并不是植根于它的‘传统’，而且这种主导地位很容易再次转移到亚洲，就像它早先从亚洲转移到西方一样。”[51]（美国圣母大学的历史学家）阿梅斯托还说，谁是近代化的开创者？是中国（宋朝），而不是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包括意大利）！[52]至于“文艺复兴”，那是伪造的，应该在历史书中将其删除。[53]

“古迪在其书中列举了……弗兰克的见解，……即西方之兴盛，只是上个千年最后四分之一阶段的昙花一现。”康涅狄格大学教授贝尔莱昂（Riva Berleant）写道：“在这整个千年中，亚洲，尤其是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古迪认同弗兰克的如此说法，……即目前西方与东方在经济和知识上的差距，不仅是最近才出现的，而且很可能是暂时现象。”[54]

美国人文教育家施蒙斯（Van Jay Symons）写道：“在《重新定位：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一书中，弗兰克阐明全球化有着古老的根源，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主轴”；“像弗兰克一样，……古迪发现，西方的卓越成就不再被视为其文化的固有和长期特征，而是由于千年来影响亚欧社会的‘钟摆’的一次摆动”。[55]

古迪在其所著《西方的东方》一书中，提出了“钟摆论”，即“……推动近几百年历史的，是一个偶然或运气的钟摆变动。”[56]进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霍布森阐述“钟摆论”的实践，并将它当作“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的一个佐证：

根据古迪……的分析，在500年至1800年间，全球经济力量的重心（中心）在东西方之间转移，最终由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之突破，而开始了西方时代。……（然而）在1800年以前，东方在广泛性的密集经济上则处于领先地位，直到“钟摆”转到欧洲为止。……正如古迪所言：西方的卓越成就不再被视为其文化之固有和长期特征，而是“钟摆运动”的结果。……（亦即）西方崛起的故事不能与欧洲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因为亚欧大陆是个整体〕。全球力量的重心起先是在东方……，持续到1800年左右。……回顾1100年，中国处于全球密集型生产力的前沿，并在15世纪达到巅峰。而后，随着欧洲人从事殖民主义扩张，同时加强了与东方的联系，“钟摆”开始向西摆动。但直到进入工业化阶段，全球密集生产力的重心才转移到了英国。……西方为何“成功”？理解它的最佳类比则是“400米接力赛”：……如果不是因为东方已经跑完了前四分之三，那么，英国的冲刺终点则不可能的。[57]

目前，“钟摆”正在从西方返回东方。兰德斯（David Landes）说：虽然欧洲十分幸运，通过工业革命而处于领先地位；但现在轮到亚洲了，亚太时代确实已经到来。正如古迪所写：“这是一个钟摆运动，今天仍在继续；在经济方面，东方即将压倒西方。”……至于人们试图了解欧洲成功的原因、特别是“欧洲存在、而中国则缺乏的深层原因”；古迪的回答很简单，即所有的基本要素在中国早已存在。[58]

中国主轴的“历史钟摆”在世界联通之际，向西做了一次“大甩动”，然后返回，于是就有了短暂的“欧美文明”。而今，钟摆正在离开西方，即将敲响霸权的丧钟。不过，下一次“摆动”则轮不到西方了，因为那将是“世界大同”。

（七）图解：通过“钟摆论”深度分析西方兴衰的原因

进一步讨论世界经济的重心（中心）转移的“钟摆效应”。

首先需要说明：经济与技术发展在现代乃相对容易，而在古代则绝难——简直是不可能的。为什么？

由于蒙古征服与郑和远航而开始联通世界，现代人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和牺牲代价，来支持他们的大有为、大发展。相比之下，古人囿于“地方性生态”，任何“有为”（进取）都会因改变环境，而面临“自我否定”（自毁家园）。唯有中国古人解决了如此“悖论”，那就是：对于自然及万物，从“契合”转为“和合”（天人合一之动态平衡），将“化生”变易为“厚生”（人代天工之开物成务）。因此，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与技术发展是被《易经》（易道、天道）启动的（“第一推动力”）。

第二、经济与技术发展在时间上遵循“周期律”。经济与技术发展理论上行进在“易经卦爻”的轨道上，然而，它在实践中则有极多变数与忧患。仅就其负面而言，“周期律”发生的基本原因是如此一对矛盾，即发展本身和人口增长的强劲势头，与生态容量（空间）的拓展乃非常缓慢。古今世界的“周期律”分为“历史周期”与“资本周期”：前者囿于国土生态，故而比较致命；后者通向全球生态，故而相对缓和。如果从“长波”来看，资本周期反倒更“致命”：资本主义的扩张达到全球地理极限，则是世界大战（一战、二战）；达到全球生态极限，则是“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所以，西方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经济与技术发展在空间上遵循“摆动律”〔参见上图〕。这近似于古迪的“钟摆论”。“摆动”的原因是什么？亦即经济与技术发展的重心（中心）发生转移的原因是什么？是开拓出更大的“生态容量”。这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旧环境已高度紧张，一是新环境乃得天独厚。例如黄河流域曾是发展重心，然而经过千余年强烈的人类活动，其生态及社会皆备受压力，表现为空前严重的内忧外患（包括五胡乱华）；所幸长江以南的全面开发，而使文明（发展重心）在扩大且更好的生态环境中，更上一层楼。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经济与技术发展的重心转移（犹如钟摆的摇动）。

再过几百年，由于蒙古征服与郑和远航而开始联通世界，它将欧洲变成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因而，欧洲成了“新环境”，技术与思想传到那里就会绽放正能量。这算是第二次“大摆动”。另一方面，“旧环境”（中国），由于她无法将“新环境”纳入版图，不得不承受空前无比的内忧外患，尤其是会沦为“新环境”之崛起者的猎物。既讽刺又悲惨的是，中国固有的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机制，在遥远的西方（新环境）发生了“爆炸性效应”；而中国本身则深受其害，九死一生。

相反于传统中国尽力维护或恢复和谐，西方的发展伴随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以至于发生大萧条、世界大战和冷战。那时的“旧大陆”（欧亚非）极不稳定，动乱不止；相比之下，大洋彼岸的美国则不仅幸免于难，而且还成为人才、科技和资金的汇聚地。这样，美国就成了全球发展的“新环境”。于是，“钟摆”就从西欧摆到北美。

21世纪，“钟摆”从美国摆到中国。为什么？美国维持其世界霸权与发展中心的手段是，从两大洋钳制“旧大陆”，制造各地动乱，防止大国整合。但由于输掉几场战争，美国的遏制战略逐渐失灵。问题是，如果“旧大陆”不乱，美国本土将会大乱；因为西方的本质是，以对外制造“非理性”来保持其内部的“理性”。西方“文明”本身极具毒素，除非宣泄于外，否则聚爆于内。这就是美国正在面对的危机。而与此同时，中国则成为全球发展的“新环境”，此话怎讲？仅就客观而言，处于最大陆地与最大海洋的接触部，稳定发展的中国很容易发挥陆权与海权相结合的优势，这就使单纯的海洋国家或霸权在地缘政治上变得不利。

注  释

[1] Marjet Brolsma, Robin Jeroen Bruin, Matthijs Lok: Eurocentrism in European History and Memory,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9, Introduction.

[2] George G. M. James: Stolen Legacy: The Greeks Were Not the Authors of Greek Philosophy……, Julian Richardson Associates, 1976.

[3] Adrian Cole, Stephen Ortega: The Thinking P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65.

[4] Hannah Sharp: A Review of Jack Goody’s The Theft of History. sharpspecialspring2017themiddlegroundjournal-org.pdf (wordpress.com)

[5] Methods in World History by Arne Jarrick (Editor)……Nordic Academic Press, 2016, p.186.

[6] Martin Hewson: Multicultural vs. Post-Multicultural World History. A Review Essay on The Uniquenes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by Ricardo Duchesne (Brill, 2011), University of Regina. https://escholarship.org/content/qt82g096mc/qt82g096mc_noSplash_c96c27e231dfe9ee250220fc915c6a3f.pdf?t=pfo3og】

[7] John Marincola: Greek Notions of the Past in the Archaic and Classical Era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0.

[8]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y Eric R. Wolf, ic R. Wol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9] Thijs Weststeijn: The Middle Kingdom in the Low Countries: Sinology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Netherlands, The Making of the Humanities Vol II, 06-09-12.

[10] Alexander Statman: The First Global Turn: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Enlightenment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ume 30, Number 3, September 2019. https://sts.wisc.edu/wp-content/uploads/sites/328/2021/01/Statman_JWH.pdf]

[11] Gumede, Vusi: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 Africa, Africa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 2018, p.29.

[12] Prasenjit Duara: Asia Redux,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3, p.85.

[13]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14.

[14] João M. Paraskeva: Curriculum Epistemicide, Routledge, 2016, p.168.

[15] Melissa Steyn, William Mpofu: Decolonising the Human, NYU Press, 2021, p.230.

[16]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2.

[17]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3.

[18]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93.

[19] Harry Redner: Beyond Civilizati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3, p.97.

[20] Mathias Risse: On Justice: Philosophy, History, Found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100.

[21] (Vittorio Cotesta) VINCENZO CICCHELLI, Mariella Nocenzi: Global Society, Cosmopolitanism and Human Rights,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p.13.

[22] Justin Jennings: Globalizations and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4.

[23] Nelly Hanna: Ottoman Egypt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World,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14, p.120.

[24]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2.

[25] N. P. Mellichamp: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Global Mélang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p.202.[26] Paul Cartledge: Democracy: A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36.[27] Ian S. Markham: A World Religions Reader, John Wiley & Sons, 2009, p.124.[28] Herrlee Glessner Creel: 《儒家學說與西方民主》，文史哲出版社, 1973, p.18.[29]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7.[30] (John Hobson) Gerard Delanty: Europe and Asia Beyond East and West, Taylor & Francis, 2012, p.110.[31] Marie-Paule Ha: Figuring the East: Segalen, Malraux, Duras, and Barthes, SUNY Press, 1 Jan 2000, p.3.[32] M. Christine Boyer: The City of Collective Memory, MIT Press, 1996, p.151.[33] (Mustafa Demirci) Lütfi Sunar: Eurocentrism at the Margins,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20, p.55.[34] Harald Haarmann: Roots of Ancient Greek Civilization, McFarland, 17 Sept 2014, p.84.[35] ( A. G. Marin) U. Melissa Anyiwo: Race in the Vampire Narrative, Sense Publishers, 2015, p.15.[36] Kalpana Seshadri-Crooks: Desiring Whiteness, Routledge, 2002, p.48.[37] Toyin Falola, Nicole Griffin: Religious Beliefs and Knowledge Systems in Africa, Rowman & Littlefield, 2021, p.7.[38] Curry Malott: Call to Action, Peter Lang, 2007, p.2.[39] João M. Paraskeva: Curriculum Epistemicide, Routledge, 2016, p.70.[40]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5, 100.[41]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27.[42] Dr Jeremy Brotton: The Myth of the Renaissance in Europe, 2011-02-17,http://www.bbc.co.uk/history/british/tudors/renaissance_europe_01.shtml[43] Jerry Brotton: The Renaissance Bazaar: from the Silk Road to Michelangelo, OUP Oxford, 2003, p.25.[44] Revision, Revival and Retur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ate: Wednesday, 5 June 2013 - 2:00pm - Friday, 7 June 2013 - 6:00pm http://web-archive.itatti.harvard.edu/content/revision-revival-and-return-italian-renaissance-nineteenth-century[45] Alina Alexandra Payne, Lina Bolzoni: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n the 19th Century: Revision, Revival, and Retur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Officina Libraria, 2018.[46]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4.[47]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1492: The Year Our World Bega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09, p.212-213.[48]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Out of Our Minds: What We Think and How We Came to Think It,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p.200-201.[49] Riva Berleant: Review of: Goody, Jack, 2006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ublished in the Anthropology Review Database http://wings.buffalo.edu/ARD/ (2011[50] Van Jay Symons: Asia in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A Case for Asian Studies in Liberal Arts Education, Routledge, 2016, p.100.[51] David S. Landes: Why Europe and the West? Why Not China? Published by: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07/12/2012.[52] John M Hobson: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99-300，316.[53] David S. Landes: Why Europe and the West? Why Not China? Published by: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07/12/2012.[54] “爆炸性效应”？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中的这段话，即“中世纪千余年间欧亚大陆上最惊人、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西欧从贫穷落后和默默无闻中崛起。……中国人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政治，以及提供社会凝聚力及思想意识基础之儒家学说。……西欧人却……拿来了中国的发明，竭尽全力发展它们，并将其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致更大的技术进步……。（换言之）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都出自中国……，（它们）首先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第266、297页。

来源：西史辩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