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这一个文明发祥地

在地球上，人类已存在好几百万年了，而文明则是最近几千年的事；这说明早先人类在这方面缺乏进步的能力，只是被动地等待“突变”，然后才能发挥有限的作用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的产生乃“七分天定，三分人为”。

杜佑《通典》云：“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中土，生物受正气。其人，性和而才慧；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说的是：唯有中国能够出现文明，其原因正是“天定”为主，“人力为辅”；而且两者有着有机联系：地理适中→物产丰富→其人聪慧→善于治理

上述“天定”首先是自然环境，尤其是合宜农耕的“雨热同季”。《易经》云：“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坤厚载物，品物咸亨”。

对照古时的中国与域外（这里只讲东半球），证明唯有前者能够成为文明的发祥地。北纬30°左右原本被亚热带“行星风系”所控制，全是干燥区；直到喜马拉雅山的隆起，在它与太平洋之间形成了地球上最大的水循环圈。而其余的北纬30°左右（西亚和北非）则始终为干燥区。地中海是“非时雨”（反季节降水）。

再看温度：北纬30°±（N.20—40°）以南，阳光强，植物生长快，人缺乏创造动因；以北则阳光稀，植物生长慢，族群总是争抢杀戮。欧洲是：非时雨＋阳光稀。因此，中国以外的地理环境不适合于农业与文明。

确切地说，中国处于地球上的适中水分与适中气温的汇合处（纵横轴线交叉/方圆数千里）；《周礼》称为“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

“地中”和雨热同季这两点为“人为增产”（发明创造）提供了可能性。在其他地区，人的作用要么没必要，要么不见效。

在文化上，中间地带容易形成“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例如宗教之窒息人性和蛮族之放纵杀气）。中庸之道带来适度竞争和动态平衡，此乃可持续性发展之前提。另一方面，华夏大地是气候、地貌、物种和风俗皆多样性，而且稍加人为便可远近连通；这就能够形成无排他性的和谐文化：和而不同、有容乃大之同心圆、“九州共贯、六合同风”之大一统、“民胞物与、无远弗届”之天下观。

古代东半球的降水分布与文明发祥地。那时中国北方的温度与湿度均比现在高

人类文明的源头是《易经》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田”与“龙”分别象征着适宜环境和易经智慧，两者结合才会有文明——将会全面展开的开放性和普世性文明。

现代世界文明是怎样形成的？它并非人类社会自然而然地进化（发展）的产物，而是天慧古智玄而又玄地突变（爆发）的结果。此种突变或爆发有两次：第一次是伏羲易经，它带来了人类发明—发展机制以及中华文明，第二次是郑和远航，它开辟了世界联通—交通局面以及全球文明。

诺贝尔奖得主威尔海姆的名言：“知识经济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时代，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带给我们巨大冲击的这次革命，实在受惠于中国古代的伟大经典——《易经》。”

假如没有《易经》，人类社会至今仍处于原始阶段。此话怎讲？不同于近现代之全球相对畅达，之前的定居人类受制于地理环境，而占绝对优势的自然则将他们分散和分割在无数个狭小的“生态单位”之中；囿于地方或自身环境的先民若是“改造自然”，就等于摧毁其栖息地。质言之，在近代（世界联通）之前，人类社会存在着这样一种“进步悖论”：发展否定生存——古人“有为”（进取）所带来的，并非正能量（建设），而是负能量（祸害）。为了防止如此厄运发生，所有的人类社群无不是利用神力（宗教）来禁锢“人”，因而是原始停滞。

唯有《易经》解决了上述“进步悖论”：它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静态平衡”或“紊乱致祸”，转向“动态平衡”。后者启动和推动了文明，其原理是：《易经》使人们能够认识、模仿和守护天地造物机制，仅在此基础上发挥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顺天应人→顺势而为”，“变易化生→利用厚生”，“开物成务→开阶立极”；于是发展经济，发明技术，发现知识，发祥文明，发皇礼乐（包括制度）。

在17世纪末的欧洲，莱布尼茨和耶稣会士共识：“伏羲是普世文明的开创者和立法者”“《易经》是真正哲学、数学和逻辑的源泉”“是所有人类智慧的溯源处”；“它包含了全部科学的原则”；“易经象数蕴藏了人类知识的原型”。

人类文明的真正源头与原创机制是《易经》，它启动和推动了发展或进步

周期运动最终将欧洲卷入

文明运动表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照理来说，如此“易经式文明”行进在“序卦爻错”的轨道上，有条不紊，行稳致远；但在实践中则极多变数，难免伴随着忧患，其中有些是致命性的。难道如这句名言：“有缺陷的则是原动者，是它使这些智慧不曾达到完美之境？”《易经》似乎预先告诫：“……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明于忧患与故。”这就是“周期律”。如果不执着于其负面的话，那么，周期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就其负面（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而言，周期律的根本原因是这一对矛盾：发展（技术、经济和人口等）的加速度与它所基于的生态环境的相对固定（缓慢扩张）。开始阶段比较容易保持“动态平衡”，越往后越困难，以致于“走向反面”（社会崩溃）。

随着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以及物质文明的愈益发达，人们不断克服自然屏障（荆棘载途、山高水险），使越来越大的地理空间变得畅行无碍。终于，技术传播、陆海丝路、蒙古征服、郑和远航等开始联通世界；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颠倒，而文明各个方面和所有元素均“从量变到质变”。由于人类破天荒地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来支持其大有为、大发展，传统的物质/技术/知识文明就会发生“井喷”（爆发）；其地点不在生态饱和、矛盾紧张的“老文明区”，而在新形成的“世界通衢”——欧洲这个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泰西便贪天功为己有，说它赠予世界文明；并宣称：欧洲固有“文明传统”和“古希腊”就具足了“现代性”。

有趣的是，西方文明及其历史之“创世纪”的核心，正是17世纪的“伏羲易经”。这件事发生的契机是，耶稣会士和莱布尼茨认定他们在中国找到的《易经》，是“诺亚方舟遗物”——人类始祖（亚当）传世的“原初纯正智慧”。他们甚至还说：“在大洪水后，神州居民继承了人类社会最早的语言与神智，中华文明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被构建的。……当中国人（作为诺亚子孙）第一次进入其定居的这片土地时，他们带来了与《创世记》中所描述的极相似的宗教与习俗。”

耶稣会士和莱布尼茨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用《易经》和其他中国古籍，将欧洲部落传说和教会故事改造成“两希传统”（雏形）——“希伯来神学”与“古希腊哲学”。正如英国的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 1628-1699）所言：“欧洲传统是中国起源”“可以在古代中国的知识与学术中找到‘希腊文明’的种子”！

周期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其他历史都是假文明和真原始

西方不可能进化到文明

西方若非有幸被卷入“天下文明”，则恒为原始停滞，而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是因为它缺少以下五要素：第一，“道的智慧”。“道”确保动态平衡、整体和谐、天人合一、共存永续。这在今天似乎不重要，而古人离开它则一事无成。相比之下，西方人或现代人的所谓“智慧”只是向外索取的“本能”（第二本能）及其相关知识与工具，后两者基本上是华夏的原创。“第二本能”即人作为“智能生物”所具有的独特禀赋——“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它是相对于人的动物本能（第一本能）而言的。

第二，“万物之灵”。技术、知识、制度和发展等皆属于第二本能“聪明”，恃仗和运用它的人可称为“万物之贼”；他们被“万物之灵”（古代圣贤/道的智慧）驾驭和调节，才有可能带来正能量（建设性），从而启动和推动文明。后者若脱离万物之灵，日趋展开而一旦达到生态极限（进入封闭状态）则是灭顶之灾；这在古代（地方生态）尚能否极泰来，但在未来（全球生态）必将万劫不复。

第三，“世俗人文”。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即“儒家启蒙”，旨在实现从“神的社会”向“人的社会”的转型（世俗化、文明化）。而在此之前，除了中华文明及其影响范围，所有的定居人类族群都是神本（祭司）社会；那儿不存在“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怎么会有发明创造和发展进步呢？鉴于此，与人本和启蒙相反的“文明古国”（古埃及、巴比伦、苏美尔等）都应该是虚构的。

第四，“表意雅言”。现代各国的官方语言文字之所以能够表达学术、文艺、政法和经贸以及深刻、普遍和雅致的思想，是因为它们均涵摄了“通用概念”（表意雅言）。它之由来并非语言本身，而是易经象数。《易经》作者通过仰观俯察和极深研几，认知万物的密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符号标识和合理命名。此方法被引进于汉字，遂产生表意雅言（系统）。后者在近代被西方袭取而普及开来。

第五，国家体制。欧美民族国家形成的前提有两个：Ⅰ.管理上超越血缘而跨越地缘；Ⅱ.文字上嵌合表音而嵌入表意。“嵌合表音”即印刷术规范字母，“嵌入表意”即摄取汉语概念系统。关于第一点（血缘→地缘），它是两股相反力量交叉平衡的结果：武力争胜与文化协和。后者即儒家思想，它在17—18世纪帮助欧洲结束宗教战争和实现人本转型，并提供世俗伦理以及人群的妥协性与亲和力。

中华文明经过两次爆发才衍生出现代文明及欧美文明（包括它的文明史）

欧美“文明”只是暂时现象

西方人（包括学者）都是初级层次的“万物之贼”——被本能驱动而倾向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双重对抗。世界联通之前的生态环境不兼容对抗性与万物之贼，它们（他们）如何被处理？要么以“神”禁锢之，而保持原始性存在；要么以“道”调和之，而实现有节制发展。鉴于上述道理，对抗性或宗教性的西方“文明”与“文明史”，后者包括泛西方“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和“古老文明”（埃及、两河），均非古已有之，而是最近出现的。

若要确认现代世界文明发端于《易经》，而非来自西方伪史，辨析文字是最简明的方法。古今人类社会的语言文字数以万计，但它们几乎全都不能成为文明媒介；后者必须蕴含“通用概念”，它来自“汉语雅言”，而源于易经象数。近代欧洲袭用“汉语密码”（通用概念），使其诸部落土话纷纷脱胎换骨、脱俗致雅，从而才有了现代法语、英语、德语、俄语、拉丁语、希腊语（1834年开始伪造）等；再随着殖民化和西方化，众多的语言文字纷纷升级为“文明媒介”。所有的西方“经典古典”“名人名著”（包括黑格尔、莎士比亚和亚里士多德等）都是基于中国思想和使用汉语雅言，在近现代如法炮制的。

接下来讨论一下欧美政治制度。在世界联通（全球化）之前，处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的定居人类，其生存竞争和“有为”的负面性（双刃剑）全在其内部；在此情况下，除非有“道”（智慧），否则无缘于文明及其各种要素，诸如技术、发展和制度。而现代人在这方面则相对容易，也不需要“道”（传统）；因为生存竞争和负面性均可以转到外部世界，由此造成其内部的妥协与有序。进而言之，由于异域民族和地球生态吸收了它们的“原罪”，依靠（海洋）地缘优势的欧美和其他西方化国家便出现“内部佳境”——在政治制度上诸如自由、民主、法制、议会、宪政和制衡等等；其实，它们都是基于华夏原创的花样翻新，而且必将随着条件的改变而走向反面。

中国传统政治是至善的本质表现为“恶”。例如所谓的封建帝制和专制集权，每到治世就变成了对内“德治无为”和对外“王道太平”。梁启超晚年感悟：不同于现代国家之排他性与好战性，中国传统政治是为全人类永久利益服务的。

西方通过对外制造“非理性”来保持其内部的理性。一旦缺少“猎物”和“敌人”，或者丧失地缘优势与海洋霸权，西方就会沦为“霍布斯邦”——万人枪战、万民火拼。

中华文明是一艘开辟历史长河的船，而西方“文明”则是一股滔天恶浪

文明在空间上的变化趋势

比较世界史上的定居民族：中华圈内：人本人为→发明发展→大起大落的周期律→唯一文明中华圈外：神本神话→幻想异想→生生灭灭的自然律→万古停滞

比较古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量变）：囿于地方生态—圣道智慧向内平衡→小发展（传统科技/种子科技）＋致命性的历史周期→直到世界联通（发展中心发生转移）近现代（质变）：通向全球生态—地缘政治向外平衡→小发展（现代科技/爆发科技）＋较缓和的资本周期→接近世界末日（除非返回易经轨道）

常言：近现代，西方赶超，中国落伍；但这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自古以来，西方与东方是两种文明——“两股道上跑的车”。

文明的展开所呈现的是：时间上之周期起伏、正道沧桑，空间上之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当文明将一个未开发的颇大空间纳入其中之际，“天时地利”就会改变：“新区”则蒸蒸日上、前途无量，“老区”仍生态饱和、忧患深重。

欧洲的异军突起与上海的骤然隆兴乃大同小异，即在客观上均归因于“天时地利”（新生态区）：分别变成连接东、西半球的“世界通衢”和亚洲最大河流与西太平洋中间的交汇处。难道我们应该做如此解释：在中国，上海的制度最优越、文化最先进和居民最聪明吗？20世纪的美国也是同样的道理：大半个地球（特别是“旧大陆”）陷于西方祸乱，而北美则成了世界性“避风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霸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后者必将像历史长河中蒙古等军事帝国那样，转瞬即逝、昙花一现，而文明中心则返回东亚。

技术升级促成地理优势从而发展中心再次转移。进入21世纪，中国变成了“新区”，而欧美及西方性的海洋国家则沦为“老区”。英国学者杰克·古迪和约翰·霍布森借用“钟摆效应”诠释上述发展中心之转移，那就是：钟摆的主轴在华夏（易经原动），摆锤好比发展中心，向西一摆到了欧洲，其惯性再向西到了美国，然后摆回中国。

图解世界经济：1.它的原动力是《易经》，并且按照阴阳周期（卦爻起伏）而展开。2.其规模大小和发展快慢在客观上均取决于可供平衡或消耗的生态空间。历史上是地方生态承载“小发展”，近现代是全球生态支持“大发展”。3.发展局限于某个区域势必“物极必反”（生态饱和、矛盾冲突），开发和转移到新生态圈就会跃进（更上一层）。4.发展中心转移的轨迹是：……中原→江南→（19世纪）欧洲→（20世纪）美国→（21世纪）中国……

打通“全球天下”之始料未及

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全球化）这件事，在文明史上乃至在人类史及生命史上，均最具划时代的意义，以至于三者都差不多来到了尽头。来看从两个丕变及其引致的十个后果：两个丕变即：Ⅰ.自然与人类的主从关系发生了颠倒；Ⅱ.人们寄生于自身环境之外的生物圈。它们的十个后果是：

第一，发展中心（机制与潜力）不再受国土生态的限制，它转移到世界通衢，并以吸纳全球资源而爆炸开来。即所谓“……在不到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第二，各种轻蔑或亵渎自然的淫辞邪说皆甚嚣尘上，诸如“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和“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古希腊”和“创世记”，都是人对自然“先赢一局”之际的描神画鬼。

第三，作为天地万物之保护神的“道”、宗教和“万物有灵”等，分别隐退、消亡和“倒戈”。后者指西方宗教的蜕化：“原始之善（迷信）帮助自然禁锢人”被置换为“文明之恶（神学）引导人牺牲自然”。

第四，许多被“道”监护和制导的“隐学”诸如科学、哲学、数学和几何学，都挣脱束缚，而成为急剧膨胀的“显学”。从柏拉图学院云“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这句话，足可证“古希腊”是近世以来虚构的。

第五，由于利用全球性生态，仿佛自然对人容忍度大增，可谓海涵原罪。传统文明的“礼乐人生”（天人合一）中辍，代之以伤天害理的“物质人生”（物欲横流），这也加剧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双重冲突。

第六，往昔之人性受制于宗教或道德，而现代人则摆脱两者尤能“安身立命”，为什么？地球生物圈暂时吸收了大部分的“祸因乱源”。变得宽松的社会依靠理性和法制得以维系，一旦向外竞争受挫则会逆变。

第七，由于生存竞争的重心转到海外，西方内部变得妥协和有序，因而它的各方面都“得心应手”，大家误信这是其“优越”与“天赋”；但若丧失地缘优势或海洋霸权，诸矛盾则聚爆其内，西方无回天之力。

第八，地球物种的天然分布被人为变乱，导致生物圈萎缩。“‘哥伦布交换’（Columbian Exchange）留给我们的是更贫乏的基因库：我们这个星球上总的生命物种已经减少了许多，我们将会变得越来越困穷”。

第九，近现代物质—科技文明的爆炸，以“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这对生物圈无疑是致命重创，以致于它（她）及其所养育的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物种，在地球上的存在时间均减少了99%以上。

第十，发展前提从“万物众生之共存永续”变成了征服和勒索客观世界，导致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对抗之最大化，这是“以空间换时间”而走向“人与生物圈之同归于尽”。老子曰：“万物无以生将恐灭。”

自由、民主、人权等并非西方特质，而在客观上归因于世界联通；后者使“海洋地缘”民族易于将生存竞争与社会矛盾均转到外部世界，从而造成其“内部佳境”（宽松、妥协、有序、理性）

从今往后的世界大势

现代西方是中华文明派生的“子文明”兼“新天敌”。略谈后者。古今世界有两个最大的战争源：“草原暴力”（胡骑胡患）和“海洋暴力”（西洋东洋）；这都归因于文明中心的技术扩散（导致战争升级），尤其是提高了其地缘（草原或海洋）的机动性。它们是用文明（成分）装备和装饰的巨无霸。然而，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的变化趋势是：荒漠草原（历史上）→近陆岛邦（16-20世纪）→洲洋枢纽（21世纪/中国）

从今往后，随着“天时地利”的再改变，发展中心和地缘优势均转移到了中国；单纯的海洋国家越来越被边缘化，而海洋霸权则日渐衰落。另一方面，由于地球村（一体化）之紧密相连，向外宣泄“原罪”与“性恶”的西方愈益变得不合时宜：诉诸侵略或挑起战祸，轻则反噬自身，重则全体毁灭。

由此推断，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中真正和唯一的古文明与母文明，其他所有“文明”都是在近现代基于她的成就的塑造或伪造。确切地说，欧美文明和泛西方“文明史”（包括希腊—罗马之“古典文明”，加上从尼罗河到印度河诸“文明古国”），均为中华文明打通“全球天下”而发生大爆发的结果；亦即，它们都是人类社会“第二次突变/爆发”的产物。

在中华文明通过卦爻周期（阴阳运动）而迈向世界大同的过程中，最后出现的欧美“文明”（作为一个很短暂却极危险的“阳亢”）正在把它自己的“创世→末日”宿命，强加于全人类与生物圈。由此，除非及时返回易经轨道，否则将是“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来源：诸玄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