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先是“东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之后又在中原大战中挫败反蒋联军，对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而言，可谓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蒋介石也因此任命他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年少得志的张学良，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是好景不长，一年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随即东北沦陷、热河失守，无数同胞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此时的张学良还不曾想到，这场劫难最终也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推入了无法挽回的绝境。

01

“我自己很希望日本不要一意孤行，以致使世界受以重大的牺牲而不止。”

这是年仅三十岁的张学良发表的抗战宣言。从“皇姑屯”到“九·一八”，日本侵略者对张学良来说，既是国仇也是家恨，这位东北少帅理应誓死保卫家乡，但却为何背上了痛失东北，无能抗敌的骂名？而蒋介石这位张学良口中的老大哥，在其中又充当着什么角色呢？

9月18日当晚，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的路轨，并嫁祸给中国军人，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第二天，日军侵占沈阳，之后又陆续占领长春、吉林等地，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帅”，此时却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九·一八”事变的舆论，张学良就此背上了骂名，马君武在《哀沈阳》中写道：

“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

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境内屡屡挑衅生事，经过中东路事件的教训后，张学良为了避免再挑起事端，他曾下令东北军：

“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

所以“九·一八”当晚，驻守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面对日军进犯，几乎没有做出抵抗。

民国史学家完颜绍元评价道：

“这个事情上，张学良他知道，通过中东路事件的教训，打的话，中央是不会支持的，他消极地吸取了这个教训。”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张学良在9月19日凌晨，向南京中央政府请示，蒋介石回电说：

“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置可也。”

之后，张学良又派人赶赴南京，请示对策，蒋介石再次亲口对来人说：

“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全大局。”

此时，面对故土丢失，张学良痛心疾首，但他对蒋介石所谓“力避冲突”、“顾全大局”的不抵抗命令，居然还是选择全盘接受。

张学良晚年回忆道：

“我‘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所以后人骂我，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不服，不认这个账，我没有错，可是你要是骂我，封疆大吏，没把日本的局面看明白，那我承认。”

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1933年3月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再次成为了众矢之的。

蒋介石希望通过外交来解决领土危机，同时有限的国力和军力，他又用于首先安内，直接加剧了爱国民众对不抵抗政策的深恶痛绝，但是这个罪名，当时由张学良替代。

对此败局必须有人出面承担，于是蒋介石暗示张学良应该引咎辞职，蒋介石当着宋子文的面对张学良说：

“这个船上不能载三个人，总得有一个先跳下去。”

张学良说：

“要跳下去，那我先跳。”

1933年3月7日，张学良致电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

不久之后，在家人和外国顾问的陪同下，开始“出国考察”。

02

将“攘外必先安内”奉为国策的蒋介石，对于东北军和张学良，他还有他自己的安排。

1933年末，蒋介石电召张学良回国，其用意并不是要他指挥东北军积极抗日，而是任命他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之后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目的只为消灭共产党。

东北军想要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愿望，变得更加遥不可及，张学良晚年回忆道：

“我那个时候处境非常难，我的部下对这个事情、对我有相当的怨望，不满意，就说你服从蒋先生为你自己，可是我们怎么办？”

和红军几度交锋，最终都以东北军惨败而告终。

可对于东北军的损失，蒋介石依旧没有给出任何补给和支援，这使得东北军官兵怨愤难当。

张学良晚年回忆道：

“抗战、回家乡是主题，怎么能回家乡，只能跟日本人打，不愿意跟共产党打而失掉这些力量。”

在这个时候，张学良实际上对蒋介石的认识，有了更多的转变，对蒋介石能够带领中国走向独立、强盛的这种信心，大为动摇，对蒋介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产生了怀疑。

让张学良更不能接受的是，在一次国民党的内部会议上，他甚至听说蒋介石有可能接受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要灭亡中国的“对华三原则”，因为其中的第二条就是要承认所谓的“满洲国”，那么他要打回东北老家的愿望便再也不能实现了，这不得不让他开始思考自己和东北军究竟该何去何从。

台湾历史传记作家王丰评价道：

“蒋介石面对当时外面舆论的攻击的时候，他再三强调，我所赞同的是希望继续和日本协商谈判，我并没有赞同‘广田三原则’，可是外面的一些舆论就沸沸扬扬，就认为蒋介石已经认同了‘广田三原则’，很可能要承认伪满洲国，在这样一种舆论猜测之下，引起了张学良对他的极度不满。”

03

1936年4月，张学良在延安秘密会见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主张，让张学良大为感动，当时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不是剿灭共党，而是能够联共抗日那该有多好。

台湾历史传记作家王丰评价道：

“你蒋介石一天到晚安内攘外，你怎么安怎么攘，你的方法是什么，你拿不出一个明显而有效的方法，那我拿给你看，（张学良）他透过关系，告诉中国共产党，我们可不可以建立西北国防政府，那这个国防政府事实上就是所谓联合政府的一个先身，那用西北国防政府的名义，我们再来一次联俄容共，这个联俄容共是为了抗战，为了收复失地。”

另一方面，他对蒋介石还心存幻想。

1936年10月，蒋介石以避50大寿为名，由西安飞往洛阳，张学良随即赶到洛阳，借祝寿之名劝蒋抗日。

别人是给蒋介石祝寿去的，张学良却跟蒋介石提意见说：

“你要做民族的领袖，你是中山先生的传人的话，你要是革命的话，你就要带我们抗战，要收复失地。”

蒋介石当时非常生气，说道：

“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民主，我就是政府，你听我的就对了。”

11月27日，张学良又向蒋介石递上《请缨抗敌书》，其中写道：

“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

第二天，蒋介石又在日记中骂道：

“张学良要求带兵，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始终本末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

在多次劝蒋抗日未果后，终于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04

“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逼蒋抗日”。最终，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可是和蒋介石称兄道弟的张学良，却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

1936年12月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执意要送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说：

“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他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

可是当他把“泥菩萨”扶起来之后，自己却被送上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席。

对于蒋介石来说，张学良的行动是以下犯上，必须要惩处，但是宋子文包括宋美龄在内，都是保证了张学良到了南京以后的安全。

12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作出判决，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准许特赦。

蒋介石随即将张学良带到浙江奉化溪口管束起来，抗战期间，张学良先后被幽静在安徽、江西、湖南、贵州、重庆等地。

他有三次请缨，第一次是在浙江奉化，后来包括在贵州他都表达过，他愿意出来领导、哪怕是让他当一个营长、连长、团长都可以，只要让他上前线杀敌。

但是，这三次请缨，都毫无回音，并没有为张学良赢得一次驰骋沙场的机会。

台湾历史传记作家王丰评价道：

“蒋介石怎么可能让他上前线去呢，万一他拥有了军队，万一他又有了抗战的名气，这个时候蒋介石怎么驾驭得住他。”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在会上振臂疾呼，希望尽快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随后，社会各界要求释放“张、杨”的舆论，愈发高涨起来。

数月后，张学良真的收到蒋介石让他回南京的消息，这令他激动万分。

1946年11月2日早晨，张学良被特务押上一架飞机，可是飞机并没有在南京降落，而是飞到了海峡对岸的台湾，张学良万万没有想到，在被管束十年之后，这位昔日的老长官、老兄长，依旧不肯还他自由。

05

1946年11月，张学良被幽禁在台湾新竹的井上温泉。此地峰峦起伏、林木葱郁，但是交通极其闭塞。曾经统领千军万马的少帅，如今只能在田间地头打转，和鸡鸭为伍，心中的无奈和苦闷，可想而知。

1949年1月25日，看管张学良的特务队长给张学良送来了一张《申报》，张学良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23日《申报》载，政府明令，余及杨虎城恢复自由。”

原来， 1948年9月后，三大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不但军事失利，经济上也混乱不堪，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失败后，国民党的金圆券更是一文不值、人心尽失。

1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被迫宣告“引退”，回到奉化老家，代总统李宗仁上台后便提出要求恢复“张、杨自由”，事实上蒋介石即便下野还是不肯放过张学良，他怕被外界知道张学良的幽禁地，所以索性抢先将他转移，于是张学良便从新竹转移到高雄。

望着茫茫大海，张学良刚燃起的新希望又破灭了。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为了挽救国民党风雨飘摇的危局，他开始着手对国民党的党政军加以政治改造，难道身在台北的蒋介石一时间分身乏术，无暇顾及被困在新竹山中的张学良了？

台湾历史传记作家王丰评价道：

“蒋介石把张学良当作对共产党宣传的一个工具，张学良现在在我这一边，他是支持我的，而不是支持你共产党的，所以让张学良活着，他是蒋介石心目当中重大的政治利益，那宋美龄当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感交流的角色，她可以告诉蒋介石说，我们有愧于汉卿。”

据张学良晚年回忆说：

“我的没死，完全是蒋夫人帮我，那蒋先生是要把我枪毙的，”

在张学良身后，人们整理他的私人信件时发现，500多封存信中，有100多封都是与同一个人的通信，这个人正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

当年（1940年春），张学良的结发妻子于凤至，被查出患了乳腺癌，因为当时国内的医疗条件有限，急需出国救治，宋美龄得知后，立刻伸出援手，将于凤至及其子女送到美国安顿，随后，又将赵四小姐（赵一荻），接到张学良的身边。

1950年4月，宋美龄到台湾后，立刻安排在蒋介石的台北大溪官邸约见了张学良，还表示可以帮张学良代转家信，而且逢年过节一般都会带一些小礼品给他，早期的时候，糖果还有一些小腊肉，到后来慢慢（送）水果、花，后来张学良晚年的时候，他说，蒋夫人为什么给我每次要送东西呢？（实际上）就是让看守知道，这个夫人在看着我。

宋美龄劝张学良学习圣经，多做祷告，在一次会面中她还对张学良说:

“要有忍耐，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之后，等张学良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时，或许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1960年6月5日，宋美龄安排张学良在牧师董显光的陪同下到士林礼拜堂做礼拜，设法以此让他回到公众的视线范围之内。宋美龄走的时候，一边走一边跟大家打招呼，招呼完了以后，她知道张学良在最后那一排，等她快走到最后的时候，然后看那边一眼，伸出手去，那大家肯定都在看跟谁握手，结果一看是张学良。

蒋夫人对张学良事事关心、处处照顾，可是蒋介石却不肯停止对张学良的管束，在此期间张学良曾多次表示，希望能再见一见这位昔日的兄长和长官，可直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八年之后张学良才等到了蒋介石的约见。

在角板山见面，两个人第一句话，蒋介石就说:

“哎呀，你头也秃了。”

张学良说:

“哎呀，老先生你也老了。”

谈话中，两人都不胜唏嘘，蒋介石还几次提到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而张学良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当时两人的谈话持续了半个小时，蒋介石还说之后约时间再见面，但是事实上,之后“蒋、张”二人虽然在教堂偶尔碰面，但再无交谈。

蒋介石从来也没有想把张学良放掉，因为张学良后来他自己都说过，他说我是蒋介石手里的宝贝，放出去怕被别人利用，所以他永远都不会把我放了，就像一个刺猬一样捏在手里疼，但是又不敢放出去。

1975年蒋介石去世，入殓前宋美龄把张学良带到蒋介石的灵堂前，让他见到了这位老长官、老兄长的最后一面。

张学良写下了这幅挽联：

“我们彼此关怀之殷，好像是同骨肉，可是政见之争，好像仇雠一样。”

蒋介石死后，张学良得到更多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但是依旧处于“管束”之中，直到蒋经国死后似乎张学良才真正获得了自由，1990年6月1日在张学良九十大寿之际，台湾政届公开为他祝寿，一改往日张学良为党国罪人的论调。

张学良说道：

“我真是虚度了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

昔日英姿勃发的少年如今已是垂垂老矣。

恢复自由后，张学良在1993年选择和赵一荻一起移居美国夏威夷，8年后张学良在夏威夷离世。

（全文完）

来源:亚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