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陕西的回民繁殖的人口越来越多，反叛力量也在加强，于是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的念头开始萌生。

一些回民首领如白彦虎、马化龙等暗中发动回民，“传帖杀人”。

想要借太平天国动乱陕西清军调走之际杀光陕西汉人。在黄河以西建立一个纯粹的穆斯林国家。

汉人措手不及，而且也无力抵抗，渭河两岸的全县村庄，30万汉人全被杀光。只有临潼知县得知情况后，紧急关城才保住了一些汉人。

当时穆斯林武装分子达30万人，号称“陕回十八营”。几个月内在关中平原杀汉人五百万。一年时间关中悉数汉人县长被回民杀害，大量汉人被杀，只有一些县城内和逃入骊山的汉人幸免。

当时武装分子首领白彦虎杀人最凶，立志掘掉黄帝陵，幸被汉人首领董福祥击退。

眼看着杀戮有愈演愈烈，甚至有蔓延之势。清廷再也不能淡定了，围绕是出兵还是彻底放弃，湘军集团和淮军集团爆发了激烈的辩论，李鸿章主张放弃西北，任其自生自灭，一心一意讨平中原地区的反叛势力，而左宗棠则认为决不能放弃西北。

这样以来中国的后方就再也没有战略纵深，中原地区将直接面对来自西北的威胁。最终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左宗棠得以胜出，率领湘军集团中的楚军奔赴西北平乱。

当时“重灾区”主要集中在陕西，汉人被杀约700万人。左宗棠来到后陕西回民在被清军镇压退到甘肃后。对甘肃汉人又进行了大屠杀。当时甘肃地靖远民谣：“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

“同治回乱”主要发生在延安，这场灾难对西北地区造成巨大的破坏以及深远的影响。回汉人口损失2000多万。陕西近一半人口死亡，甘肃死亡率达70%以上，汉民几乎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的许多地方绝迹。

而与此同时，左宗棠的到来，汉人也同样对回民展开了大复仇，回民几乎在陕西消失。

陕西回民首领马化龙粮尽援绝，赴左帅营中请降，表示愿以一人“抵罪”。

马化龙及其子马耀邦向清军交出各种残破火炮56门、各种鸟枪千余杆。并写信向王家疃庄的回民劝降。

左宗棠恼恨马化龙反复无常，残杀无辜。死在他手里的百姓有十数万。实属罪大恶极。如今诈降，妄想逃避惩罚。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十三日。马化龙与亲属及众伊斯兰首领共1800余人被凌迟处死。清廷将其头颅遍示全国各地达10年之久。其子孙被剪灭殆尽。陕西上百万回人要么被杀，要么被迁走，要么吃猪肉改回汉族。

另一匪首白彦虎逃往新疆，后来又投靠浩罕侵略者阿古柏。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白彦虎又逃到中亚，也就是今天东干人的祖先。

而后来民国中马家军的祖辈马占鳌、马海宴、马千龄当年就是甘肃河洲暴动的回民。

遗憾的是左宗棠只顾目前，接纳了他们投降。马家军由此起家。

清末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自1862年至1873年，持续10余年后才被清廷镇压。暴乱除了在陕西及甘肃外，还波及宁夏、青海及新疆，对中国西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史料表明，陕甘两省损失人口约2000余万。战后清廷将陕甘剩余回民，强制迁移到西部更偏远的地区，防止他们再次破坏中国腹地的安宁。19世纪下半叶，太平天国运动卷了整个南中国，随着最后的老巢南京的陷落，曾经轰轰烈烈的天国走向衰亡。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方数省又爆发了捻军起义，与太平天国余部携起手来，继续抗击清廷。在这个动乱的时期，西北的回民首领们认为取代现有统治，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的时机到了。1862年5月，参加过云南回民暴乱的阿訇来到了陕西华县，借助全国捻军运动的乱局，煽动陕西和甘肃的回民向清廷发动了剩战。

（此处略去一段文字，大概60个字左右）

回民的首领们组成了回民军，打着反清复仇的旗号，大张旗鼓地向汉族聚居地发起了进攻。可怜的大多数汉族人还根本浑然不知，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回民军袭击了汉族的村庄和城镇，不论男女老幼，全部杀死，其邪恶与凶残无以复加。由于清廷要派兵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抽不出足够的兵力和优秀将领来对付回乱，所以开头几年回民军屡屡得胜，发展很快。西部的回乱已经漫布陕西、青海、甘肃、新疆等地，境外势力也开始插手，并在新疆建立了阿古柏汗国。清政府看到回乱难以控制，遂派朝廷重臣左宗棠率军平叛。左宗棠挥军西进，一路大胜各处回民军，势如破竹，各路回民军仓惶败退，纷纷到了穷途末路。在左宗棠大军的沉重打击下，新疆阿古柏汗国宣告灭亡。各个回民首领或死或降，部众瓦解，平叛战争胜利结束。清末回民暴乱使陕甘两省的人口数量骤减。在战争中，回民军对汉族等非穆斯林民众进行了血腥屠杀。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暴乱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当时的甘肃包括今宁夏和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地区）全省人口总量约1945.9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人，人口损失1456万人，其中多数为汉族人口。损失比例为75％。陕西人口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1394万，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绪光五年（1879年） ）的17年间锐减至772余万，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大约占战前人口总数的44.6%。合计损失人口2000万以上。战乱过后，陕西省原有的180万回民，最后只剩下西安城内没有参加造反的和陕南的2-3万（有一部分是被强迫西迁）。有人估计甘肃回民在战争中死去了三分二。随匪首白彦虎逃至俄国的回民转变为今天的东干族。陕甘回民暴乱的结果，不但没有实现他们建立伊斯兰国的目标，反而差一点被灭绝了。

一、“清末回乱”，既不是某些历史学者所说的民族矛盾、民族冲突和土地纷争，也不是反抗满清统治的回民“起义”，其本质是陕甘地区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分子发动的对汉族和其他非伊斯兰民众的大屠杀，其目的就是要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建立没有异教徒的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这是典型的大规模恐怖行动。

二、“清末回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既不应该回避，也不应该歪曲，应该把真相告诉全体中国人，以防止今后重演这样的大惨剧。如果人们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这样的历史教训，那么惨剧就有可能重演。现在在西北地区，已经有回民为“清末回乱”的杀人凶手招魂，要为他们报仇。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应该先下手为强，严惩那些煽动仇恨的极端分子，株连九族，斩草除根。否则我们的子孙后代还会遭殃。

三、如果清末的回民暴乱成功，那么从陕西到新疆的半个中国都会成为伊斯兰国。那里的汉人大部分都会被杀掉，剩下少量的也必须变成伊斯兰教徒。他们每天要向麦加方向祈祷5次，第一次在日出之前，那些睡懒觉的要挨鞭子了。女子必须穿黑袍、戴面罩。……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四、基督教提倡友爱和宽容，主张爱你的邻居，爱你的敌人。佛教也是很温和的，主张不杀生。而伊斯兰教主张仇恨、战斗和杀戮，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消灭地球上一切异教徒（包括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卡菲尔”）。在伊斯兰教的各个教派中都会不断产生极端主义和恐怖分子。“清末回乱”中的宗教头目和如今的“基地组织”、“伊斯兰国（ISIS）”、塔利班、哈马斯等，都是一脉相承的恐怖分子，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最大祸害和敌人，必须坚决消灭之。伊斯兰教徒中的恐怖分子虽然只是少数人，但是他们极端凶残，裹胁比较温和的穆斯林和他们一起去做恶。“清末回乱”中的狂热分子，不仅残酷杀害汉族人，而且毫不留情地杀害那些不愿意或不积极杀害汉人的温和穆斯林。

（此处略去一段文字，大概60个字左右）

如果穆斯林人数达到中国总人口的1/5，中国就不会安宁了。如果达到总人口的50%，那中国肯定就是他们的天下了。中国的回民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民族，而是被强迫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人，他们的祖先就是汉人，是外来的宗教信仰把他们捆在了一起，使他们变成了另类。要鼓励这些有汉族血统的人抛弃伊斯兰信仰，回归中华教，原来的西域佛教就是他们原始的信仰。

和左宗棠这样的出身上层的将领不同，在剿灭西北伊斯兰国叛匪的战争中，出现了一位出身草莽的英雄人物——董福祥，一路率领甘肃汉人流民武装剿灭伊斯兰叛匪，在战斗中对待敌军十分凶残……让穆斯林匪徒胆寒。逐渐成为名震西域的一代名将，不愧是大秦帝国的后裔。

董福祥（1839—1908），字星五，甘肃环县毛居士井人。《固原州志》记载：“他家境贫寒，以务农为生，未能完成学业。但年幼时，他就喜欢玩耍时排兵布阵，拿着长矛戟刀模拟战斗，周围的人都对此感到惊讶。”

他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不读书，性格强悍，能服众，出身于下层、有杰出才能、尤其善于领兵打仗的草莽豪杰人物。

“同治初年，陕西的回民暴乱蔓延到甘肃、新疆等地，百姓无法生存，再加上饥荒，土匪四处作乱。于是，董福祥发起组织义团，保卫家乡。” 他被推选为义团首领，同乡张俊和李双梁担任副手。这大约发生在同治二、三年间（1863—1864年）。

董氏的父亲董世猷是当地哥老会的首领，这种民间秘密社会的组织关系在建团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就董福祥个人的遭遇来说，曾被固原瓦亭守备捕获，押于囚笼，受到酷刑折磨，被以开水灌顶，虽未致死，但头顶头发脱落，立囚笼中呻吟。

禁卒不忍，意欲救之，谎称已死，守备令弃之荒郊。幸得一老妪饭育伤愈，返里以后成花头矣。

此次的不幸遭遇可能促使他对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董福祥被升任喀什噶尔提督。当他遇到泾川的一名千总时，发现此人正是当年瓦亭的守备官。但董福祥并没有因此惩罚他，反而说道：

“多亏你的一壶开水”。

董部团众保卫乡里的初衷很快就得以以官方的名义实施。

当时叛军围攻环县，知县瞿守义听到董福祥义团的军声浩壮，便写信请求援助。于是，董福祥与张俊、李双梁率领义团前往，拼力解围，使叛军畏惧退却。

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与官府的合作只是偶尔为之，难以长久维持。

由于回民叛乱的影响，环（县）庆（阳）民众流离无所归，便纷纷加入董福祥的队伍以求生存，

时间久了，投奔义团的人越来越多，良莠不齐。再加上年成荒歉，山城偏僻，义团难以获得足够的粮食供给。

兼之同治五年(1866)后甘肃北路（今宁夏一带）一带回民军与官府达成安抚，类似董部这样的群体难以再从官方和地方上得到粮饷支援，只能自谋出路。这个过程中，董福祥部被迫由“团”而转变为“匪”。

同治五年四、五月间，董福祥等人追击叛军到庆阳时，遇到了高万镒并归附于他。高万镒是庆阳民团的主要首领，见到董福祥等人，非常高兴。

从此以后，“董团之名大震。…凡陕甘北山难民归董团者且三十万。”

从而成为陕甘一带规模最大的流民武装集团。

同治七年(1868)，甘肃大饥，而陇东为尤甚。据载董福祥所率领的民团共有二十多万人，这些人实际上都是因饥荒流离失所的百姓，每天连一顿饭都难以保证。于是，他们辗转迁徙到了陕西北部的绥德州等地。由于绥德土地贫瘠，百姓贫困，突然涌入二十多万人，地方根本无法负担他们的粮食供给，因此民团又被分散驻扎在米脂、靖边、定边等县。

三月二十八日，董福祥部队攻入并掠夺了甘泉县城，不久后撤退。

他们斩杀了数千名回民叛军，并俘获了回军首领杨曾三、甘州马，将其凌迟处决，百姓对此非常高兴。

在这种四处掠食求生的过程中，董部仍然没有忘记最初“奉命练团，保卫桑梓”的初衷，据载“惟董福祥一股，以剿办回匪自命，尚不攻打堡寨，所到之处但向城堡求给口粮而已。”

没有大规模杀伤人命，又吸收多至几十万流民以使之活命，很少大规模攻城破寨，焚掠地方，这样的作为，都给地方民众和官方留有较好的印象，清军进规陕甘后，自然乐于收抚利用，而不是攻灭剿杀。

湘军胡林翼的精锐部队是“小型的、专业的、受过高度训练。新成员部分选自地方团练民兵部队，部分选自地方驻军的精华。”

这种得自湖南名流的经验被清军运用于西北，结果就是对西北地方上原有军事力量的积极经营，从而解决了困扰地方的董部流民武装问题。

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湘军大将刘松山破董部大本营镇靖堡，董父世猷、弟福禄均降，至二十四日，董福祥亦降。

从此开始了他个人和甘军势力崛兴的历程。

由于董氏“惟携带团勇至二十余万之多，”经过遣散安置，留下精锐5000余人，“于是编练成军，号为董字三军。福祥将中营，张俊将左营，李双梁将右营。每营约今两团之数。”

董团最初依托于官方，演变为“匪”，最终又归于官方。

此后，董福祥其才得用，随大军西进征讨，攻克金积堡，进剿西宁大小峡口、卓子山诸要隘，克复肃州，平新疆，转战天山南北。

光绪十六年(1890)提升喀什噶尔提督。

平定河湟事变

董福祥统领马步30营甘军西返，于九月抵达安定（今定西)，同地方官员商定剿灭回匪的方案：

一路为董军，由安定“进规河州”，向西推进；

一路为已达兰州的牛师韩部7营，开向平戎驿；

一路为省军统领李良穆等统率的马步14营，配合董部向河州进攻。

计划于十月上旬会师河州，然后再进攻西宁。另外，清廷还调用洮州杨土司的藏兵“助剿”。

十月中旬，配备有德制“最新大炮”和毛瑟枪的董部主力到达狄道（临洮)，先行官马安良夺得回民军重要据点康家崖，回匪损失3000余人。

董部渡洮河西进，连破高家集、三甲集，十月十八日到达河州。董福祥采取“以回制回”的策略，利用马安良、马福禄等人诱降了马永琳等，河州围解。

马永琳、周世祥、马如彪等400余人罪大恶极被凌迟处死。

诸路清军攻打西宁，攻占了西宁三关，韩文秀等被杀。 接着清军又攻克西川苏家堡，围攻哆吧。哆吧起事首领马大头被部下杀死，部众降清。

失败的回民军由刘四伏率领，逃向柴达木，一部分退到新疆；

大部分在敦煌一带先后被杀或被招抚。

董福祥在平定西宁地区回乱的过程中，一改过去左宗棠“剿抚兼施”的手段，“一意主剿”，对伊斯兰国成员进行了大肆杀戮。南川数千回民“手执良民旗帜”，拥向府城表示“就抚”，实则诈降。何得标当机立断，杀得片甲不留。

在后子河战役中，何得标杀戮回子“逾万”，“枪毙及坠涧落崖死者复数千”。

何得彪纵兵烧杀抢掠，董福祥是允许的，身为主将，他当然不会去“查明具奏”。

因为对于残暴的伊斯兰匪徒进行大复仇，是完全合法的。这是皇天上帝，炎黄子孙的权利！

据记载，董福祥率甘军主力抵达西宁后，立刻“以办河州之法办西宁匪首”，派兵挨村挨户搜查“漏网之鱼”，前后共捕杀回军大小头目500多人，韩文秀、马成林、麻治诸、包良、韩成基、马大头三三等出名回首均遭凌迟处死喂猪。

西宁府属河湟地区的回民暴动遭到失败。3月中旬，撒拉、回军残部辗转来到青海柴达木盆地。

董福祥知道后急派骑兵跟踪追击，“并由奎顺饬青海蒙番各兵合力堵击”，回军残部战败，几乎死伤殆尽。

另一路回军残余由刘四伏率领，在玉门、安西、敦煌等处游走、转战，一时间关内关外警报频传。

邓增、潘效苏以及新军（清廷编练的新式陆军）提督牛允诚等部奉命围追堵截，刘四伏兵败后率余部辗转进入新疆，“由色尔腾海西遁大漠” 。

同年8月18日，新疆巡抚饶应祺派马队驰至罗布淖尔（罗布泊）东南的和尔昂地方设伏，击溃入彊回军残部，生擒刘四伏等头目，旋即将他们押送至兰州凌迟处死。

这支河湟回军残部除被打死、被俘者外，还有约万余人溃围流散到新疆各地。

到当年10月，其余活动于甘州南山的零星回众残余武装被清军彻底“肃清”，西宁伊斯兰国叛匪最后失败。

总结起来，以回制回是个仓促的应急措施，治标不治本。武将只能平息叛乱，却不能根除叛乱的源头。所以从长期来讲，以回制回是毫无意义的。就像如今的中东，叛乱分子如同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如何像西班牙那样彻底的把伊斯兰驱逐出去，才是今后中国的大战略。

董福祥解甲归田后隐居宁夏金积，辉煌壮观的“宫保府”

来源：琉璃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