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与毛泽东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举行。会议讨论的议程有两项，其中一项就是讨论张国焘的错误。这里讨论的张国焘的错误主要是指1935年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面对张国焘成立反党“中央”的分裂危机，毛泽东是如何处理的呢？

危机发生

1935年8月底，中央毛尔盖会议后，中央红军（右路军）穿过草地到达四川班佑、巴西一带，等待与左路军会合。8月24日，中央政治局将毛儿盖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但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后，看到自 己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人数多，装备精良，便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准备解决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自己做党的主席。

为此，9月9日，张国焘给与右路军在一起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发了份密电，“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密谋与毛泽东分庭抗礼另立中央。

9月上旬，张国焘坚持南下同中央分道扬镳后，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致电张国焘，命令他改变南下方针，但张国焘坚持错误。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攻击中央北上的方针是“逃跑”，力主南下，并反对在左路军中坚决同中央一起北上的朱德和刘伯承。

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对叶剑英、杨尚昆“免职查办”。

12月5日，张国焘狂妄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红一方面军也只能称陕甘政府和北路军。

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连夜召开巴西会议

1935年9月9日晚，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红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周恩来、王稼祥、李维汉等人参加会议。

毛泽东等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张国焘依仗优势兵力，妄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在这种危急关头，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毛泽东事后回忆说，左路军与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张国焘给陈昌浩的秘密命令拿来给我们看，我们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份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巴西会议决定，立即率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同时发布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党中央和毛泽东率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一部，于11日晚陆续到达甘南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团会合。12 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后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领部队北上。但张国焘却顽固地坚持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4军、30军南下，并于10月间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公然另立中央。

这样，毛泽东提议召开并起了主导作用的巴西会议，又一次将红军从危难中解救了出来。它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

在党内公布张国焘的错误；会见林育英

1936年1月22日，鉴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性，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所成立的“中央”等机构，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决定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正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 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中断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林育英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信任，称“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 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

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张国焘得此电文后，心情是复杂的。他与毛泽东的“南下北上”之争，终于等来了可以裁判的关键人物。张国焘细细揣度，建党初期，他便和林育英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对于这种私交旧谊，林育英总不会淡然处之，无动于衷。想到此，张国焘胸有成竹地回复一封长长的电文，分“甲、乙、丙、丁、戊、己”，历数所谓“机会主义”的表现，将“分裂党和红军”的责任，完全推给毛泽东的“北上”路线。这封电文还是以“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其用意无非是求得林育英的承认或默许。林育英接电后即复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且指示：“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读着态度如此鲜明的电文，张国焘顿感失落和无奈。可是，他仍然不甘心，又给林育英去电：“浩兄：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他怀疑林育英已失去自由。此时，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张国焘孤立了。

小心谨慎地处理与张国焘的关系

面对张国焘违抗中央北上方针、另立中央的分裂危机，毛泽东等人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态度处理与张国焘的关系。

毛泽东后来说：“他（张国焘）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出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

张国焘反党的“中央”成立之后，毛泽东等还是采取了忍耐的态度。毛泽东曾回忆说，“那时张国焘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的名义的话头都来了。我们却慎重得很，当时中央通过的关于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决议，只发给中央委员”。

为了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致张国焘电以及提醒其他领导人注意处理与张国焘关系时，除常有“过去的分歧不必谈”“抛弃任何成见”“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见面时对老问题一概不谈”等语外，还特别提醒对张国焘态度“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电报措词不要太刺目”等。

1936年5月20日，毛泽东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林彪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等，除告之国内外政治形势和红军同东北军合作情况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还说：“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和蒋介石……”

不仅向张国焘讲清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讲红军同东北军的合作，讲我党与全国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成中，毛泽东等对张国焘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说。如“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两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式”。

5月25日，关于目前形势与战略方针，毛泽东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毛泽东等还进一步表示：“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阻拦。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凡此种种，皆可见毛泽东小心谨慎、甚至迁就的态度。

在内外压力下，兼之国际国内客观形势大势所趋，经中共中央、朱德和刘伯承以及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长期斗争和劝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张国焘没有理由拒绝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下达北上的命令。

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在延安批判张国焘

1937年3月，在延安开会批判张国焘时，毛泽东讲了很长的话。毛泽东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我们欢迎他转变，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毛泽东还特别提道：“张国焘对‘毛、周、张、博’不特笔之于书，而且用在标语、歌谣、游戏、戏剧中去。这些实际上连国民党的界限也消灭了。”

张闻天作总结发言：“这几天的讨论，已将国焘路线表现的罪恶行为充分地揭发出来了。这对全党及犯这错误的人都是教育的重要工作。……博古同志说得正确，他的肃反和一切别的苏区的肃反目的不同，而是保障张国焘的统治。因此才建立了他的别人调动不了的军队的办法。张国焘建立的军队正是这样的。”

张闻天还说：“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不走到党外去，变为党的叛徒，除非自己下决心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结果必然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1935年9月的俄界会议上，张闻天曾预言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不幸而被言中。这次张闻天的预言一年后也应验了。

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国焘知道自己的处境，赶紧写了一份《我的错误》的声明，过关了事。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际，叛逃到了国民党方面。

本文参考资料：（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 2.《党史博览》2021年第5期毛尚卿《毛泽东处事方式的变化与“团结—批评—团结”公式的形成》 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网络资料)

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