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都是北宋时期如雷贯耳、光照千秋的人物，其中苏轼、王安石、欧阳修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而司马光以一部《资治通鉴》就足以名垂青史。四人中欧阳修（1007年－1072年）最为年长，他比司马光（1019年-1086年）大12岁，比王安石（1021年－1086年）大14岁，比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大30岁。他们四人同在朝廷做官，四人之间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

欧阳修年纪最大，又对其他三位有推荐之恩，所以我先从欧阳修谈起。

欧阳修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有推荐之恩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以“好贤”著称，一生荐才无数，而且推荐的人才如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包拯等都成为北宋政局的主宰者，这些人大多继承了欧阳修的政治人格，所以说欧阳修的“好贤”对北宋政局影响很大。

1、欧阳修和司马光欧阳修和司马光交情不深。

嘉佑二年（1057年）司马光入京任太常博士、直秘阁，次年，迁开封府推官。当时欧阳修判秘阁、秘书省、权知开封府。欧阳修是司马光的直接领导，两人此时才相识，两人上下级关系有两年时间。

两人在京城共同为官有十年之久，却没有直接的诗书交往。

宋神宗即位之初，参知政事欧阳修向宋神宗推荐了司马光，说他“德性淳正，学术通明，自列侍从，久任谏诤，谠言嘉话，著在两朝”。于是，宋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欧阳修是庆历新党，早期也是改革派，在政见上和司马光多有不同。两人最激烈的一次交锋是“濮议之争”。

宋仁宗无子，宋英宗以旁支身份入继大统，宋英宗的生父为濮安懿王。治平二年，宋英宗想给自己生父皇考的名分，把此事交给群臣商议，拉开了濮议之争的序幕。

以欧阳修、韩琦为首的宰执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考，“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皆称父母。”而以王珪、司马光为首的一派则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伯，“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

两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英宗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用了18个月，才最终达到目标。

政府大臣一派虽然取得胜利，但在社会舆论上却失利。

司马光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两人交情不深，此事是重要原因。

2、欧阳修和王安石欧阳修和王安石关系比较复杂，难以说清，这里面有一桩历史公案。

王安石早年的成名与欧阳修有莫大关系，王安石在欧阳修的提携下入京城为官。欧阳修既然对王安石有提携之恩，两人的关系应该是友好的。但历来学术界认为王安石“忘恩负义”，导致两人不和。

两人的相识得力于曾巩的大力撮合，欧阳修很赏识王安石的才华，尚未和王安石见面就向朝廷大力推荐。

嘉佑元年，两人初次见面，欧阳修向王安石赠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安石则答诗道：＂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

欧阳修在诗中以李白、韩愈勉励王安石，表现了对王安石的器重，他期望王安石能成为他的接班人，鼓吹古文运动，王安石的答诗则有婉拒之意。很多学者却认为王安石自许孟子对欧阳修不敬，两人自此不和。但欧阳修和王安石赠诗后，交往密切，经常聚会晤面，诗词唱和，这在事实打破两人“不和”的传言。

但从嘉佑五年（1060年）开始，两人关系生变，十年间没有任何交集。直到熙宁四年（1071年），欧阳修作《贺王相公拜相启》赠给王安石，他也在此年致仕。第二年，欧阳修去世。

《宋史.王安石传》记载王安石在欧阳修致仕时，曾诋毁欧阳修。

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

欧阳修去世后，人们纷纷向这位文坛领袖和朝廷重臣写祭文寄托哀思。写得最精彩、评价最高的是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这篇祭文压倒了和欧阳修关系最为密切的曾巩、苏轼、苏辙等写的祭文，成为传颂千古的名篇。

祭文中，王安石称欧阳修是他敬慕且亲近的前辈，赞颂了欧阳修在文学上的光辉成就，在政治上的高风亮节和突出建树。全文情真意切，誉而不谀，悼而不戚。

人们不禁要问：是王安石言不由衷，用祭文哄骗天下，还是《宋史》无中生有呢？

我认同梁启超先生的看法“生则诋其为天下大恶，而死则誉其为天下不可几及之人，是又岂安石之所为哉！”

3、欧阳修和苏轼欧阳修和苏轼交谊深厚，不但于此，欧阳修家族和苏轼家族也交谊深厚，两个家族的友好关系延续了四代，称得上是世交。

据统计，苏轼文集中提到欧阳修176次，其中106篇诗文和欧阳修或欧阳修家族有关，直接赠诗欧阳修6首，唱和2首，怀念欧阳修的2首，祭文5篇。

苏轼和欧阳修的会面并不多，只有四次。嘉佑二年，苏轼、苏辙参加进士考试。两人进士及第后，一起到主考官欧阳修府上拜谢，这是苏轼和欧阳修的首次见面。

苏轼在《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中，记述了和欧阳修会面的情景：公为拊掌，欢笑改容。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过矣公言。虽知其过，不敢不勉。

这次见面，两人缔结了终生不渝的师生关系，终其一生，苏轼都对欧阳修执弟子礼。

欧阳修以“此我辈人，余子莫群”给苏轼至高的褒奖，并嘱托苏轼“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希望苏轼继他之后肩负起领导文坛的重任。

文坛泰斗的揄扬关爱、引掖拔擢，让名声不显的眉山士子一跃成为名噪朝野的文章大师。

苏轼和欧阳修的直接交往虽不多，但关系密切，原因有两点：一是苏轼一直感激欧阳修对苏轼父子三人的知遇之恩；二是欧阳修在为人、为文、为政方面都为苏轼树立了标杆和楷模。

欧阳修和苏轼之间恩义有加、薪火相传，苏轼毕尽其功，将欧阳修倡导的诗文改革运动引向全胜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君子之争王安石和司马光这对势同水火的政敌，其实私交甚笃。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两人年纪相仿，才华相当，又一起在群牧司当判官，两人志趣相投，惺惺相惜，结为无话不谈的挚友。

多年以后，司马光在谈到和王安石这十多年的交往时，认为自己和王安石是益友，他说：“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

而王安石说：“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两人在道德品行上最相契，用正统的士大夫道德标准来衡量，两人无疑是佼佼者。邵伯温、朱熹都称赞“二公不好声色，不好官职，不殖货利”。

在司马光眼里，王安石是“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学高而才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而王安石看司马光，“司马十二，真君子也”。

熙宁二年，王安石大刀阔斧主持变法，而司马光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反对变法，这对好友成了势同水火的政敌。

虽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因政见不同而破裂，但两人依旧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

反对派吕诲去世后，司马光为他写了墓志铭，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君子和而不同。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襟怀磊落，他们之间的争执分歧，是以维护国家为出发点，毫不涉及个人的利害冲突，这正如司马光所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

元祐元年，王安石病逝。司马光闻讯后，十分悲戚，唯恐王安石死后会受到小人的凌辱，立即写信给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在司马光的建议下，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中国自古变法者都没有好下场，王安石能寿终正寝，死后哀荣，也算个异数。

苏轼和司马光交情深厚苏轼和司马光交情深厚。司马光比苏轼大18岁，中进士也比苏轼早19年，司马光是苏轼的士林前辈。苏轼对这位士林前辈是十分敬仰的，“公以文章名于世 ， 而以忠义自结人主”，“名高当世，行满天下”。

嘉佑六年，苏轼兄弟俩参加制科考试，司马光是考官之一。司马光很欣赏苏轼兄弟俩，当苏辙的文章引起争议时，宰相韩琦等认为黜落苏辙，司马光认为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

为此，司马光向宋仁宗上《论制策等第状》，劝仁宗不要单看苏辙文章的一点小毛病，而忽略了谏诤的“切直”的精神。

文中司马光还对应试的苏轼、苏辙、王介的对策总体评价，认为“所陈国家大体，社稷至计，其间甚有可采择者”。

司马光的建言，对促使宋仁宗谅解并录用苏辙，起了决定作用。

司马光对苏氏兄弟特别是对苏辙的评价和保护，使苏氏兄弟直接进入仁宗视野，为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治平三年，苏洵病逝。司马光亲赴吊唁，并为苏轼母亲撰写了墓志铭。苏轼和司马光开始正式交往。

自此直到司马光病逝，苏轼和司马光的友谊持续了20年。

两人志同道合，在逆境中，两人诗书唱和，相互慰藉。期间，司马光也曾向宋神宗推荐过苏轼，也曾因苏轼的“乌台诗案”受到牵连。

如果说苏轼的前半生，司马光的影响还不大的话，那苏轼后半生的荣辱进退，和司马光有着莫大关系。.受司马光的扶持，苏轼在元祐时期享受了仕途的无限风光；受司马光的牵扯，苏轼在绍圣以后经历了人生的无尽坎坷。

苏轼一生以王安石为敌苏轼和王安石没有什么私人友谊，他对王安石终其一生都是坚决反对，即便在王安石死后也是如此。

苏轼对王安石的“恨”始自父亲苏洵的影响。苏洵嘉佑年间初到京城，文章受到时人的推崇，苏洵也很自负。唯独王安石“不以为然”，认为“ 询机论衡策文甚美 ， 然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 。 ”苏洵因此极端仇视王安石，大骂王“ 囚首丧面” 、“异时必乱天下” 。

嘉佑六年 ， 苏轼兄弟与王安石之间直接发生 矛 盾 ，苏、王关系进一步恶化。这年苏轼兄弟俩都制科考试，苏辙文章言辞尖锐，用唐穆宗、唐恭宗比喻宋仁宗，被列入末等。王安石知制诰，认为苏辙攻击皇帝，不肯为他写诰书，苏辙一直羁留京城不能赴任。

王安石执政变法时，第一个上书反对的就是苏辙。王安石和苏轼的矛盾也日趋尖锐。

王 安石在用人上强调 “宁用寻常人不为梗者 ” ，以支持新法与否来划线，凡是拒不执行新法的官员一律降黜 ， 甚至对一些元老重臣也毫不客气。苏轼那样激烈攻击新法 ， 当然不会被重用 。

苏轼不仅激烈批评新法，还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在熙宁年间及以后，苏轼常在诗文中骂王安石是乱臣贼子，将他比作是王莽、董卓一类，这就超出了政见之争，纯属人身攻击了。

王安石罢相在江宁养老时，苏轼曾到江宁拜访过王安石。有人以此认为两人“一笑泯恩仇”，其实不然，苏轼这次拜访的目的性很强，就是借王安石之口推荐秦观。

王安石去世后，宰相司马光主张对王安石“尚宜优加厚礼”，因此追赠太傅称号。此时苏轼任中书舍人，负责起草了《王安石赠太傅制》。明褒暗贬，“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

元祐三年，有人提议王安石配享神宗庙，苏轼连上两书反对，直斥王安石是“奸人”，在 仁宗 英宗朝 ，“矫诈百端 ， 妄 窃大名 。或 以为可 用 ， 惟 韩 琦 独 识其 奸 ， 终不肯进”。

人们都说王安石个性执拗，苏东坡豁达，但从苏轼对王安石的态度上看，却不是那么豁达，他一生以王安石为敌。

究其原因，很难说清。除了政见不同的原因外，有学者认为是苏轼的嫉妒心理作崇。

相比王安石就要大度些。苏轼因“乌台诗案”有生命之忧时，苏轼的好多亲戚朋友噤若寒蝉，朝廷官员帮苏轼说话的也不多。当时辞官在家的王安石上书皇帝，给自己的政敌说了句公道话：“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排行榜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的才华光耀千古，在道德文章上都是一等一的人物。但我认为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分度的，因此给他们排了排位次，仅是一己之见，不当之处，还望指正。

道德品行：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欧阳修

文学影响：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

政治才能：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