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值曾达470亿美元的办公室共享公司WeWork，于11月6日向美国新泽西联邦法院提交破产保护申请。这间昔日万众瞩目的“独角兽”公司上市仅一年多，到6日停牌前，市值竟已蒸发逾9成，降至大约4400万美元。

事实上，WeWork能在10年之内变成超级独角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创始人亚当·诺依曼（Adam　Neumann），而如今它的轰然倒塌也是因为他。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位充满“巧舌如簧”的美国犹太裔商人有着信马由缰的野心，他和WeWork的兴衰史更像是一个寓言，而不是一个商业故事。

成也萧何

诺依曼出生于1979年4月25日，从小在以色列基布兹长大，父母在他7岁时就离婚了，因此早年他跟着母亲辗转于不同的家庭。据报道，到他22岁时，他已经在13个不同的家庭居住过。

中学毕业后，诺依曼为色列海军服役近5年，他称：“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很多最好的朋友。”

2001年，他来到美国，并跟着他的姐姐Adi　Neumann——一名模特一起住在翠贝卡街。

次年1月，他进入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就读。在2017年的毕业典礼上，诺依曼说，他初到纽约时，最常干的事情就是去俱乐部“勾搭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女孩”。

没错，诺依曼在入学15年后才毕业。即便只差4个学分，他还是等不及要退学，为的是能将全部精力投入创业中。

大学期间，诺依曼先是尝试了可折叠高跟鞋的创业想法，但失败了。后来，他又说服巴鲁克的一位营销学教授，与他一起飞到中国，定制一款带护膝的婴儿裤子，并由此创立了“Krawlers”（由knees膝盖和crawling爬行组成）公司，这也是他退学的直接原因。可惜裤子最终样品很糟糕。2006年，诺依曼将“Krawlers”公司发展成为一家名为“Egg　Baby”的婴儿服装公司，其童装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的百货商店销售。

关于WeWork的概念，诺依曼早在大学期间就提出过类似的想法——“concept　living”，即对公寓租赁进行集体改造，但这就好像宿舍，只不过提供服务的对象不是学生。当时创业比赛的教授还称，他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然而，事实证明，诺依曼凭借着出色的口才，最终说服了很多人，甚至是最聪明的投资者。

2008年，诺依曼和朋友米格尔·麦克凯尔维（Miguel　McKelvey）提出将空置办公空间出租给其他公司的想法，并由此合作创立Green　Desk，即WeWork的前身，一家自称是专注于可持续发展共享工作空间的公司。后来，二人出售了他们在Green　Desk的股份，并利用这笔资金及以33%股份换取房地产开发商人Joel　Schreiber的1500万美元注资，在2010年创立WeWork。

诺依曼表示，他希望通过WeWork复制他在以色列社区中感受到的亲密和团体性，而西方世界正好缺乏这种感觉。有媒体曾如此描述：“他能俘获从潜在投资者到记者的忠诚，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向对方兜售其“资本主义基布兹（以色列老家）”的愿景。

当时硅谷鼓吹闪电式扩张，而全球投资者生怕错过下一个亚马逊、脸书或谷歌。加上WeWork模糊了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的界限，在工作空间增添了一些娱乐性，如提供免费啤酒、桌球台、掷飞标等游戏，使其更像是一场通过科技突破和推翻传统办公室的吸金运动，而不只是一家普通企业。

于是在短短十年间，这位经常高谈阔论的企业家、办公室派对上的焦点人物，凭借着外界所形容的“不俗的商业头脑”和“非凡的个人魅力”，迅速让WeWork成了全美扩展最快的初创办公空间承租商。

2017年，该公司在寸金尺土的纽约第五大道拿下原本属于奢侈品连锁百货公司罗德与泰勒（Lord　&　Taylor）的店面；翌年又以4亿美元收购联合办公空间运营商“裸心社”（naked　Hub）。之后吸引摩根大通、高盛、软银等大企业投资，将公司市值一度提升至470亿美元，从而将版图扩大到世界各地。

期间，被诺依曼拉进这场“危险游戏”最重要的参与者莫过于孙正义。

诺依曼和孙正义结识于2016年，当时他们跟印度总理莫迪一起参加了一场初创企业杰出人物的聚会，并在之后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2017年，在孙正义赶着去与刚刚当选总统的特朗普间隙，诺依曼带着孙正义在WeWork总部周围逛12分钟，就成功把他拉入局。

WeWork的一位前高管曾表示：“有个家伙跟亚当才见面10分钟就给他签了一张44亿美元的支票，这简直太疯狂了。而且那人还不告诉他说，‘我需要你成为这座首都最谨慎的管家。’就好像在说，‘我需要你更快、更大、更多，更疯狂’。”那个“家伙”正是孙正义。

据中国基金报报道，孙正义的软银集团是其最大的投资者，投资总额超过106.5亿美元。孙正义曾经希望WeWork是他的下一个阿里巴巴，而现在WeWork成了他投资生涯最惨痛的失败。为此，他还曾不得不公开道歉称，自己这笔投资是“愚蠢的”。

败也萧何

如今不少分析指出新冠疫情和利率上升是WeWork崩塌的主要原因，但其实诺依曼早已种下衰落的种子。

诺依曼在公司内不同常人的行径与其说是不拘小节，不如说已经是足以成为传奇的怪癖，比如他会光着脚在办公室走来走去、怂恿员工在工作当中喝他最爱的龙舌兰酒和抽大麻。其次，他被指控曾单方面禁止员工用荤食报销帐单、以接近零利率的条件向公司贷款买楼，再打包回租给WeWork。在WeWork还在持续亏损、盈利无门的时候，他个人每个月地成了旱涝保收的收租公。

不仅如此，诺依曼甚至有中饱私囊的情况，比如擅自挪用公司6000万美金，购买自己代步用的私人飞机、豪宅和各种私人娱乐；因为自己个人的冲浪喜好，动用公司资金投资与公司业务无关的造浪器厂商。

2019年，WeWork决定将公司法定名称更改自We　Company，然而这个商标的所有权却是在诺依曼手中，WeWork还得花590万美元从他手中取得商标授权。

最重要的一点是，WeWork的商业模式本就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投资者在黄金地段购买大量长期租赁的办公空间，却希望能找到足够多的短期租户，来支付自己的成本和利润。直白地说，这就是个“骗局”。

从始至终，WeWork的核心业务其实简单不过，就是租下空间、重新隔间，然后分租出去。这些隔间充其量说的确带点时尚感、服务也具弹性、还会定期举办畅饮时段或其他活动，但本质还是地产出租。

然而，诺依曼一直极力否认WeWork是一家房地产租赁公司，坚称他们是一家高科技创新企业、是个社交网络平台、是个社群及致力重塑社会的组织。他甚至将公司的发展轨迹和亚马逊相提并论，并说：“只不过我们的市场更大、成长更快。”

这层诺依曼拉起的面纱直到WeWork于2019年首次公开募股（IPO）时才被揭开。最终，作为最大的投资者，软银因在WeWork交易中损失严重，不得不花17亿美元清除他们眼中的“毒瘤”——诺依曼，让他转让控制权并退出董事会。

WeWork的破产无疑是一个警世的故事。过去十多年来的低利率时期刺激了对初创企业的大量投资，极低的利率意味着你可以廉价地借钱用来扩张，但也因此使得许多人能够从中窥觎到可乘之机，浑水摸鱼。

如今，WeWork神话告终，而“花衣魔笛手”诺依曼早已全身而退，并还在继续前进。离开WeWork后，诺依曼获得了著名创投a16z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的3.5亿美元，投资到他的新项目Flow。这家公司声称已在大都市建立了3000套住房的投资组合，承诺通过营造社区感和帮助租户建立房屋资产，以解决租楼市场的不公平问题。据悉，现在该项目估值达10亿美元。

九派新闻记者　姜然

【来源：九派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