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朝“独以强亡”与唐朝“盛极而衰”背后的历史必然性

一两千年以来的中国学人，喜欢把汉朝和唐朝一起合称“汉唐盛世”，实际上，到今天我们才明白，唐朝与汉朝放在一起凸显它们“开疆拓土”的表面辉煌，唐太宗李世民与汉武帝刘彻相比，尽管李世民“武功”煌煌，但说到“文治”的境界与功绩，李世民比刘彻却相去甚远。唐朝虽盛，却是鲜花开到了最繁盛的时候，不堪一击，一个“安史之乱”，就把“盛唐”打回了原形。

汉朝之所以被称为“强汉”，其实其击败匈奴、开疆扩土的千古辉煌只是表面结果，而本质上的原因，则是汉武帝借助于董仲舒的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董式儒家学说”，以强权力量建立了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并且，以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在思想层面上把整个国家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铁板，最后才凭借这个铁板做为进攻的武器和防守的城堡，为中华文明赢得了一个巨大的生存空间，而且是全世界最好的一块生存空间，由此让中华民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广土巨族”（这是文杨先生首创出来的新词）。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以“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建立起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实际上就类似于一种准宗教，但却比宗教高明，既达到了凝聚民心国力的目的，同时又没有被宗教拖进愚昧与极端的深渊，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从民族生存、国家竞争的角度来看，汉武帝对儒家的贡献丝毫不亚于孔子。

高寿422年的汉朝灭亡以后，但汉朝建立起来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系尚未完全崩塌毁败，这个意识形态还有着巨大的能量，所以，三国时候，只占天下三分之一强一点的曹操，仅凭汉朝国魂赋予的“一己之力”，就把整个北方整治得服服帖帖的。

所以，王夫之才说“独汉以强亡”。

反过来，我们来看唐朝。唐朝初年，的确有几分汉武帝时候的气象，同样是大败周边游牧民族，同样是开疆扩土，但是，我们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唐朝的本质，却发现唐朝唯独缺乏了汉朝时候的那个“国魂”，也就是以国家意志强行建立起来的“国家意识形态”，所以，唐朝虽盛，却是光鲜亮丽的花架子，不堪一击，一个“安史之乱”，就把“盛唐气象”须臾而成“晚唐悲歌”。

那么，唐朝为什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

原因就在于唐朝统治者根本没有认识到，蜂拥而来的外来各种宗教，实际上已经冲垮了汉武帝建立起来的儒家的绝对统治地位，有唐一代的各代君主，不仅没有及时制止这种危险的乱象，反而推波助澜，竞相迎合佛老，致使整个社会佛焰嚣张，各教泛滥，将国家的根本国魂挤到了极其边缘的位置，最后，才逼得韩愈等人忍无可忍，发起了数百年的“儒家复兴运动”。然而，韩愈等人的努力也好，唐武宗姗姗来迟的灭佛也好，都没有阻挡大唐往作死的大路上飞奔而去。

有人辩解说，唐朝衰败是因为“安史之乱”伤了元气，那么，汉朝也有“七国之乱”，为什么汉朝能够安然度过，并且还能走向辉煌？我们承认，尽管“安史之乱”的规模要比“七国之乱”大，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渔阳鼙鼓动地来”的时候，唐朝国外并无强敌，而吴王刘濞要进京“清君侧”的时候，汉朝外面可是有一个强大的匈奴正在虎视眈眈。

说穿了，汉朝与唐朝的根本差别，就在于一个有“国家意识形态”凝聚起来的国魂，而另一个却是体大无魂，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掉进了“怪力乱神”的泥潭之中。

中华文明盛极而衰，实际上祸根就埋在了初唐时期。

又说句题外话，盛唐真正的寿命只存在于618年到755年“安史之乱”的那137年间，其后，藩镇割据，皇帝被宦官和军阀轮番玩弄于鼓掌之上，首都长安被黄巢和外地一次次攻占，国家实际上已进入了分裂状态，唐朝只是苟延残喘而已。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公认的“弱宋”，宋朝存在时间是在960年—1279年之间，在唐朝引狼入室，丢去了河西走廊、河套平原和燕云十六州等先天不利的局面下，居然享国319年，比唐朝的289年还要长30年。

有宋一朝，繁荣虽是繁荣，发达虽是发达，但确实是偏安一隅，不思进取，不去收回河西走廊、河套平原好燕云十六州，然而，后世在责骂“弱宋”的时候，却只字不提，这些地方是谁丢出去的？又是谁把那么多的“胡”（胡人、胡文化）掺入到中国社会的肌体中来、从而留下了巨大祸根，甚至对今天的中国都有影响？

再说南宋，在中晚唐开始的数百年“儒家复兴运动”的时间里，大批知识分子初步重建起了部分“国家意识形态”，恢复了一部分汉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游牧民族的强大攻击下，南宋半个中国的力量单独抵抗了152年，特别是从1235年开始，在蒙古聚集了大半个亚欧大陆的力量的疯狂进攻下，“偏安一隅”的南宋居然苦苦抵抗了44年。相比之下，欧洲三大骑士团的4万名重骑兵，在蒙古人面前只招架了一个回合，几个小时以内就在东欧大平原上全军覆没，而匈牙利的十万大军，也仅仅在蒙古人面前支撑了一天半。

然而，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南宋版“国家意识形态”，在成功消解了佛教、道教的极端戾气之后，实际上自己也变成了一种宗教，一种软弱无力的新式儒教，业已扼杀了早期儒家的那种勃勃生机，失去了“国家意识形态”所能带来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因此最终不免于亡。

在南宋的最后关头，在崖山这个伟大的中华文明纪念碑下，从君主到整个朝廷的士大夫，从商人到平民百姓，从太监到宫女，超过二十万人投海自尽，为自己的文明殉葬，这是不是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上最悲壮、最催人泪下的时刻？

这个时刻，比起唐哀帝李柷最终“禅位”于朱温来，更是充满了血性、更有气节，更让后世铭记千年、

所以，今天很多人把宋朝视为中华文明最灿烂、也最悲壮的时期，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中华文明可以仁慈、博大、包容，但绝不能开门揖盗、自掘坟墓！

自从耶稣会这个庞大高效的间谍组织在中国登陆并展开各种行动以后，中国这个从唐朝开始便对外来文化不设防的大咧咧的神奇国度，便进入了一场时间长达五百年的文化战争之中，但是，整个国家，上至朝廷下至百姓，几乎毫无察觉。

1610年，以“合儒超儒”的狡猾策略来对中国进行温水煮青蛙的利玛窦死了，接替他的龙华民等传教士便急不可待地现出了原形，禁止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这才引起了一部分中国士大夫的警觉，由此才有了1616年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榷发起的“南京教案”。然而，“南京教案”并没有打断耶稣会的既定步伐，1621年，在耶稣会、徐光启和东林党的合谋操纵下，沈榷被免官，之后南京地区耶稣会又大肆活动起来，教徒数量猛增，到明末，全国的基督徒数量已达到了120万人。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对外来文化威胁本土文化抱着警惕心理的人，并非仅仅只有沈榷等人，早在南北朝、唐朝时候，就有了范缜、何承天、傅奕、韩愈这样的先觉者，后来也有了张载、王夫之对佛老的深刻批判，但是，这些先觉者的思想在当时都没有形成社会共识，没有带来同仇敌忾，而更重要的是，没办法聚齐一支有觉悟又有战斗力的“文化上的义勇军”。

所以，从唐朝放纵各种异族和异族宗教（佛教、祆教、波斯摩尼教、回纥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等）进入中国并大肆扩张开始，中国人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外来宗教失去了应有的防备警惕心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变成了完全不设防的国度，变得比满清末年还要丧权辱国。中国就如同一座华美的宫城，有宫室而无宫墙，有报更的却无值班守夜的，各种大盗宵小都能随意进出，混迹其中，如入无人之境，有毁我衣冠的，有乱砍我先师往圣神像的，有偷偷把自己的怪力乱神放到祭坛上以冒充中国人祖先的，有抢劫的、盗窃的、破坏的，甚至拉屎做窝的，统统无人看管，无人过问。

中国文化这种对外来有组织隐形入侵缺乏抵抗力的缺陷，一直延续到了现代。今天，我们有形的国土大部分收回来了，但是，精神上的国土却依然像筛子一样，依然大部分沦陷，外来文化炽盛，怪力乱神泛滥，中国本土文化仍然遭受着有目的地、有计划的攻击、践踏，中国在文化战争中的颓势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盛世时显得包容天下，浩大无比，弱世时则魑魅魍魉里里外外一起涌现，内外呼应，遍地是贼。盛世之虚荣，必为弱世之祸端。

实际上，这是一种颠扑不灭的历史规律，对今天的所谓“盛世”尤其有着深刻的巨大的警示作用。

“牛肉好吃”先生昨天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历史与领土，都是国家主权，不容侵犯！”

三、在从明朝开始的几百年“文化战争”之中，中国为什么输得那么惨？

中国人在肇端于十六世纪以来的几百年文化战争中始终是一败涂地，甚至是在自己的国力、文化的鼎盛时期，也被一小撮传教士玩弄于鼓掌之中，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任由别人发展出那么庞大的“教民”队伍（到今天全国基督教徒的数量已达到了一个亿），以此渗透进来当挖自己的墙角。

中国在数百年文化战中败得比满清末年、国民党还惨，总结下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没有纯粹的国家宗教，也就没有建立起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富有战斗力的的宗教管理系统（比如教廷、教会以及教廷属下的各种专业特务组织），至于佛教和道教，都是和平时期捞钱、乱世时候附敌的货色，在国家大难到来的时候，这些宗教永远都是置身事外，不是趁火打劫，就是帮助麻醉人民（最典型的就是邱老道的全真教），他们本教的利益远远大于国家的利益。

从我们后来了解到的资料来看，基督教教廷比任何一个黑社会都要恐怖得多，它调动资源的能力是没有止境的，它一旦设定任务之后，便会数十年、数百年不变地执行下去，锲而不舍，咬死不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看看那些到全世界穷乡僻壤里去传教的传教士，看看居然敢到阿富汗去传教的韩国传教士，有时候真的会不寒而栗。

在这一点上，过去的中国就输了第一场。

第二，外来宗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大行其道，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首先对一批中国人进行收买洗脑，吸引他们加入外来宗教，然后再利用他们来欺骗更多的中国人，再来对这个中国进行掠夺与破坏。

这群人，你可以叫做“汉奸”，可以叫做“第五纵队”，其实，他们首先就是“文化上的异己主义者”。

这一点，反西方伪史的队友们印象尤其深刻。我们的对手不是梵蒂冈、华尔街、布鲁金斯学会、肯尼迪政治学院，我们的对手只是他们培养出来的那一批批中国人充当扮演的“小怪兽”，是被彻底洗了脑的“丧尸”们和“慕羊犬”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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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白人们失去了为宗教献身的精神，他们就培养出大批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地黄种人传教士，这些肤色将近的传教士在中国更有欺骗性。

第三点，那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文化战”。

我们还以为是太平世界，我们还以为是幸福自在，可是，我们连自己踏进了硝烟弥漫、战火连天的战场都不自知，连别人用枪口对准了我们的脑门都不知道，还满脸堆笑：

“Hello，你好，欢迎来我家做客！我去街上测一下pm2.5，你来陪我老婆聊一会儿！”

这才是最危险的一点。

游牧民族的千军万马从塞外蜂拥而来，我们还有长城，有烽火台，有专门值守的戍卒点燃冲天而起的滚滚狼烟，因此，我们还有胜利的希望。

然而，在我们的思想精神国度，一拨拨僵尸向着我们游弋而来，就是想要吃掉我们的脑子，那么，谁来为中国人点燃烽火狼烟？谁来叫醒我们拿起武器？

四、为什么要深深感谢何新先生？

从民国开始的一百年来的文化大败退中，终于有了一个孤独而英勇的戍卒，他给我们点燃了烽火，他叫我们拿起了武器，他呼喊我们起来保卫自己的文明。

他就是何新。

这一百年来，何新先生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中国知识界的“神学”——古希腊、古埃及文明的虚假与伪造，擦亮了许多国人的眼睛，由此，为中国人打开了一道从来没有人打开过的大门，让我们目瞪口呆，如梦初醒。

你不看见别人的丑恶，就认识不到自己的伟大。

你看不见别人的虚假，就不会珍惜自己的真实。

你看不见别人的卑劣下贱，就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的尊贵高尚。

这就是何新先生打开“证伪西方历史”的这道大门的重要意义。

何新先生学术上的累累成果毋庸置疑，但他更大的贡献，则是百年来第一次公开站起来，有理论、成体系地质疑和批判西方伪史，揭露共济会的黑暗阴谋，第一次让中国人认识到了文化战是一场更残酷、更长久的战争，是一场把你几千年中的一切都要剥夺得干干净净的战争。

窃以为，何新先生就像一个在长城上孤独地值守的戍卒，他从当年“南京教案”里的那个沈榷手里，接过了那支杜鹃泣血一般的火把，独自一人为中华文明点燃了第一座烽火台，由此，唤醒了更多的戍卒，“西史辨伪”奋而举之，一座座烽火台传往沉睡中的中华腹地。

由此，他启迪、警讯和唤醒了中华文明1400年来的第一批“文化边防军”。

可以料想，在目前外来文化像潮水一般涌进来的现代中国，这批“文化边防军”将会一改唐初以来对外来文化侵略缺乏防卫能力的缺陷，开始为中国建立起一道宝贵的文化长城，修筑起一座座精神的烽燧，他们将会坚定地做“中华文明”这座华美宫城的守夜人，为民族精神注入一种强大的免疫能力，为中国文化正在“扶正”的同时，再增加几分“祛邪”的营卫二气，这对于中国的长治久安、中华文明的永世长存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

（顺便说一句，在金融领域，《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你不管他的学术观点如何，但他也是第一次深刻警示了中国人：金融同样也是可以瞬间灭国的战争！）

因此，在文化战争愈演愈烈的今天，何新先生给我们点燃第一道烽火的的意义，无可替及。

五、面临新“十字军东征”，中国唯一的抗击手段——建立起新的“国家意识形态”

中世纪，欧洲人就建立了方济各会、多明我会、耶稣会这样的特务传教组织；

十九、二十世纪，共济会活动开始进入高潮；

二战之前，希特勒建立了“纳粹”和“党卫军”；

冷战前后，西方的金融、政治寡头与知识精英们建立了各种俱乐部与委员会，还有肯尼迪政治学院这样的“颜色革命”策划中心。

一个更为庞大的超国家组织已经露出峥嵘：

CIA = 耶稣会 + 党卫军 + 各种精英组成的俱乐部和委员会 + 各种“肯尼迪政治学院”……

其实，CIA的力量比纯粹的美军还要强大得多，十年来的“颜色革命”灭掉了几个国家，最近又把中国身边的香港地区闹得天翻地覆，却不发一枪一弹，不费吹灰之力。

然而今天，对方已经不止有一个CIA，对方已经在开始集中整个西方世界的力量，他们就是想“吃掉我们的脑子”，然后一切都归了他们。

实际上，一切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科技的战争，最后的终极战争形态，就是文明的博弈，就是意识形态战争。

只有宗教才能战胜另外一种宗教，

只有一种信仰才能打败另外一种信仰，

只有一种意识形态才能战胜另外一种意识形态。

所以，中国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辉煌复兴，要想打败内外敌人的明的、暗的各种进攻与破坏，就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崭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避免唐朝的悲剧，才能迎来长治久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任凭你GDP天下第一，任凭你到处是高楼大厦，任凭你军舰似海、导弹如林，但是：

1、如果你不能像汉武帝那样，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政治强力建立起一套完整、崭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能够长期对抗无数个耶稣会、CIA；

2、如果你的思想文化领域还是一盘散沙，敌我混杂，无法用“国家意识形态”来对抗敌人的“宗教意识形态”（今天西方人就把他们所谓的“食油”、“皿煮”变成了新的宗教）；

3、如果像何承天、傅奕、沈榷、何新那样的精英分子，还是像唐明时候一样，以一个人或一批人的单打独斗，来迎战无数个耶稣会、无数个CIA的轮番进攻。

那么，中国必危，中华文明必危！

几百年来，中国在文化战中唯一战胜过对方的时期，就是1949—1979的三十年，那时，中国人对国家制度的信任、对领袖的信任、对未来的信任，实际上就构成了当时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所以，那三十年中国人在精神上是极其强大的，看看1952年朝鲜半岛上的“碧潼战俘营奥运会”，看看美国黑人大妈在华尔街挥舞着《毛主席语录》训斥美国警察的场面，看看巴黎舞台上的洋人版《红色娘子军》，你就能深深感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然而那三十年之后，我们失去了“国家意识形态”这根民族的脊梁骨，放弃了对外来宗教、外来文化的抵抗，别人趁此宝贵时机发动疯狂进攻，我们便又像唐明时期那样一败涂地，这个结果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前些年，新疆选派数万人到土耳其去学习《古兰经》，许多地方选派一批一批的干部到肯尼迪政治学院去进修学习，这林林总总的怪相，是不是都在重复着所谓的“盛唐”时候的历史覆辙？

现在，我们回想起那个“不争论”的时代，不仅又一次不寒而栗。

幸运的是，从近几年开始，政府开始净化那八千万社会中坚力量的精神信仰，开始大规模地扶贫（这对宗教势力猖狂的边远地区来说不啻于一种釜底抽薪），尤其是今年的国庆庆典，更让我们又重新感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感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逐渐回归。

我们不禁举手加额，幸甚至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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