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党史博览》2012年第7期作者：叶介甫

红军史上曾经把一次重大失败列为悬案，进行数十年追查。这次失败，不仅丢失一省之地，就连省委书记都生死不明、不知所踪。

丢失的这一省之地，现在大家肯定也都没听过：

闽赣省。

这个省的地位极为关键，可以说是中央苏区的门户锁钥。

中央派往主政的省委书记，更是一方人杰，能力曾经被毛泽东亲口夸赞。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能丢失之地，最后却沦陷敌手；

就是这样一个绝不可能失败的高级干部，居然人间蒸发几十年……

1，一封军报

1935 年 6 月 14 日，中央红军主力渡过天险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地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红军成功会师。

就在红军上下都洋溢在一片喜庆中时，一份紧急军报送到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看过后震惊不已，非常罕见的失态。

这份紧急军报的内容简短，是向中央汇报，闽赣边区的革命斗争完全失败，我方非常重要的红色根据地闽赣省已经完全落入敌手，闽赣省委书记下落不明。

中央连夜紧急开会，商量对策，决定派出多路精英人员前往调查。

但还不等中央红军的部署实施，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指挥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毛泽东和中央红军遭遇前所未有的至暗时刻，来不及再对闽赣省重大失败一案进行调查，只能紧急北上。

红军进入陕北，敌我形势稍一缓和，中央就第一时间安排调查组对此案进行调查。

经过多年各方面的调查结果汇拢，大致查清闽赣省丢掉的原因，但此案的一个关键始终没有破解，作为此案的主要涉案人，闽赣省省委书记钟循仁的下落仍旧没有查到。

作为红军丢城失地的第一大案，中央对于钟循仁的查找工作持续进行。

后来我方解放全中国，在敌我牺牲、俘虏等各方面人员中都进行仔细的盘查，也始终没有钟循仁的任何信息。

这个我方的高级干部，如同人间蒸发一样。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令多次下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必须想一切办法找到钟循仁，彻底搞清楚这桩悬案的前因后果，但直到各位首长去世，也没有结果。

闽赣省，很多人应该都没有听过，但这个省存在时的作用极其关键。

20 世纪 30 年代，中央苏区建立后，以红都瑞金为中心，管辖着五省之地：江西省、福建省、闽赣省、粤赣省、赣南省。

苏区分省图，来源：何方洪谈城市

闽赣省的地域包括闽北、信抚、建黎泰、宁清为主的四块重要苏区占地，面积最大时约 2 万平方公里，管辖过 26 个县，人口 100 余万，其面积和人口都占当时中央苏区的近四分之一。

物产丰富，地势险要，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

闽赣省是中央苏区的东北门户，连接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的纽带和通道。

苏区中央局曾作出重要指示：闽赣省是中央苏区战略的门户锁钥，是永远不能放弃的。

由于这种重要性，闽赣省建立了健全的各级红色政权，土地革命取得丰硕成果，经济发展状况很好，有着极好的群众基础。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红军

中央始终不认为、也不愿意闽赣省彻底丢掉，当时做的最坏预计是闽赣省的革命武装化整为零，依托所建立的良好红色生态，转入地下打游击。

从各方面的条件看，闽赣省都不可能会完全落入敌手。

消失的省委书记：钟循仁

筛查当年的知情人，那时候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日趋恶化，负责领导这一地区的是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主要负责人是项英、陈毅、贺昌。

贺昌同志于 1935 年 10 月在江西会昌河畔遭敌人伏击而牺牲。

项英同志于 1941 年皖南事变后被敌人杀害。

唯一的知情人就剩下陈毅。

调查人员见到陈毅同志时，他已被诊断出患有肠癌，随时被腹痛折磨，但当听说是调查这起红军丢城失地的第一大案，陈毅同志强忍病痛，讲述了他知道的情况。

陈毅

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研究决定，将留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第二十四师化整为零，分散游击。

中央分局机关除项英、陈毅、贺昌三人外，其他领导均派往各地以加强领导。

考虑到闽赣省的重要性，选择的派往的领导，中央分局非常谨慎，经过多番人员调研和筛查，都没有好的人选。

向中央汇报后，中央没有直接给答复，而是发来一封之前颁布过的嘉奖令，这个人选当即确定下来。

2，兴国模范县

这封嘉奖令，陈毅同志的印象很深，是嘉奖当时的兴国县为苏区模范县。

颁布嘉奖令时，兴国县的县委书记是钟循仁。

■毛泽东说：“兴国模范县，事实上是在钟循仁手上创造出来的。”■

1926年9月，北伐军进驻赣州城后，共产党员陈奇涵等人以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特派员身份，回到家乡兴国县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他们在公开建立工会、农会的同时，还在县城、城郊及长冈、高兴等乡秘密发展共产党员。钟循仁于1927年春参加了高兴乡农民协会，积极投身到农民运动中。

1927年春，在中共兴国临时县委的领导下，钟循仁与他的青年伙伴们在家乡组织起第一支农民武装——高兴赤卫队，并积极带领群众开展抗租、抗粮、抗税、抗捐、抗息的“五抗”运动。

1930年12月底至1931年9月，国民党军队相继对中央主力红军发动了三次大“围剿”。兴国县作为国民党军进攻红军的战略要地，一次次大兵压境。在长达9个多月的时间里，位于反“围剿”前哨阵地的高兴区所受到的破坏极为严重。时任区委书记的钟循仁遵照中共上级组织的指示和毛泽东的教导，积极组织全区群众进行坚壁清野，领导各乡游击队与国民党军开展灵活多变的斗争，有效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反“围剿”作战。与此同时，钟循仁先后在各乡组织起一支支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奔赴前线，支援红军作战。

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一度被撤销的中共兴国县委员会重新组建。钟循仁奉命调县委工作，起初担任巡视员，不久改任组织部部长。由于他工作能力强、作风朴实、团结同志，深得县委书记贺昌的赏识。1932年2月贺昌调中共中央工作时，举荐钟循仁接任县委书记职务。这个时期，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领导下，各项建设事业都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并逐步地予以推行。无论是农业生产、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还是扩大红军、支援前线、拥军优属等群众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尤以扩红参军最为突出。在1932年9月的扩红竞赛中，兴国县用10天时间扩充红军1600余人，超额完成任务，获全省扩红工作的桂冠。紧接着在贯彻中共江西省委3个月（10月、11月、12月）扩红冲锋计划中，兴国县又以2727人参加红军的成绩，再次夺得全省第一名。更为可贵的是，以钟循仁为首的县领导一班人，处处模范带头，言传身教，逐渐在全县干部中培养起至今仍为人传颂的“苏区干部好作风”。

1933年春，中共江西省委在组织10县参观团赴兴国参观时，特别强调要求“各县代表从实际参观中学习兴国这一革命战争动员的模范县的一切工作作风和他们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年兴国县被誉为中央苏区模范县，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称赞。毛泽东说：“兴国模范县，事实上是在钟循仁手上创造出来的。”

由这些可以看出，钟循仁不仅不是什么庸才草包，还是能力非常出众，极为难得的人才。

那后来为什么会在他出任闽赣省委书记期间，直接让闽赣省落入敌手？

对此陈毅也不清楚，他也非常希望知道原因。

调查到此不能再继续下去，陈毅几经思索，想到一个人，于是给调查人员写了一封介绍信，让调查人员去找这个人了解。

3，临危受命

这个人叫方志纯，是著名烈士方志敏的堂弟。

调查人员经过层层申请才联系上方志纯，但他之前遭遇了多年的迫害，戒备心非常重，始终不愿意相见，直到「四人帮」完全被粉碎后，方志纯才主动联系上调查人员。

方志纯

调查人员立即带着陈毅的介绍信前往，这时的陈毅已经逝世，看到介绍信后，方志纯泣不成声，情绪平复了一段时间，才讲他知道的情况讲出来。

长征开始后，反动派对于苏区的攻势很强，游击战取得的战果并不大，为应对急剧恶化的形势，中央分局决定调钟循仁前往福建，接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等职务。

闽赣省苏维埃政府

1935年1月初，钟循仁动身前往闽赣根据地。由于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丢失殆尽，从于都到闽赣省委机关临时驻地彭湃县，沿途敌军重重，碉堡林立，中央分局决定派出一个营的兵力予以护送。闽赣省委在接到中央分局的电报后，立即委派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道明带一个连的人到瑞金的隘前接应。钟循仁在赴闽赣根据地的途中几经激战，到达瑞金的隘前时，身边仅剩下几十个人了，幸亏杨道明带队伍及时赶到，才得以安全抵达省委机关。

抵达省委机关后，钟循仁不分昼夜地找干部个别谈话、听取汇报。让他焦虑不安的是，军区几个主要领导与省委、省苏维埃负责人之间严重不团结的问题。矛盾的主要症结在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徐江汉三人身上。他们一向不把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放在眼里，尤其是在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随同军区撤出宁化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

尽管此时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已合并组成闽赣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关——省委工作团，但他们仍然我行我素，从不与省委工作团联系和研究工作。为此，钟循仁决定召开省委工作团与军区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会上，他首先将主力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在赣南省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最近对闽赣省委工作的指示作了传达，希望通过对中央领导指示的学习，双方能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统一认识。

宋清泉、彭祜等人根本听不进上级的指示。在讨论闽赣部队今后的行动方针时，他们不顾中央分局关于坚持闽赣地区斗争的部署，提出要把部队带到闽南去，开辟所谓的新游击区，遭到省委工作团的一致反对。这次会议不欢而散。军区几个主要领导从此对钟循仁产生不满。

当时还有一个紧急而棘手的问题，即处理所谓“AB团”分子方志纯。方志纯原是中共闽赣省彭湃县委书记兼城防司令。几个月前由于对省委和军区领导人在工作上提出过批评，被省肃反委员会当做“AB团”分子抓了起来，一再受到审问和严刑拷打。闽赣省党政机关撤出宁化城以来，一路上省保卫局将其与另一个“AB团”分子、省委宣传部原部长刘炳龙监管在一起。

2月中旬，部队在一次转移途中，刘炳龙乘机带枪逃跑，叛变投敌，致使军区所属红十二团连遭国民党军袭击，伤亡很大。于是军区领导人想立即处死方志纯，以免留下后患。

当宋清泉、彭祜向钟循仁提出这个问题时，钟循仁感到非常为难。批准吧，过去党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不能再干那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了。不批准吧，自己对方志纯的过去全不了解，原肃反委员会的其他领导同志也不好表态，谁也保证不了不会再发生“刘炳龙事件”。正在他犹豫不决之时，方志纯本人提出了要求，在处决之前将他的情况给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发个电报。钟循仁也想到应向中央分局汇报，遂答应了方志纯的要求，立即派人发电报告诉项英。项英很快回电，明确指出方志纯是个好同志，不是“AB团”分子。于是钟循仁决定将方志纯释放并重新分配了工作。方志纯也因此得以免死，并很快离开闽赣省委机关驻地。

项英

至于后来闽赣省如何丢掉，钟循仁的下落，方志纯也不知道，但是以他对钟循仁的了解，那是一个革命信念非常强、忠诚度很高的同志，肯定不可能叛变，很可能是已经牺牲。

同时，方志纯也指出钟循仁存在的一个问题：对革命的认识过于理想化，想要和和气气的解决遇到的问题，性格上有些优柔寡断。

要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

作为主政一省的高级干部，缺乏对革命烈度的意识，是肯定不行的。

距离真相最近的一个知情人方志纯都不清楚情况，调查再一次停掉。

在那个烽火硝烟的岁月，确实有很多同志，在不被人所知的时候牺牲，在祖国大地的某一处地方化着一堆白骨，如果真是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找到的可能。

就在调查人员一筹莫展时，方志纯的一句话，让调查人员一下找到新的调查方向。

4，两人已处决

方志纯向调查人员说，如果钟循仁同志已经牺牲，可以从那些可能加害他的人着手调查，这些人可能是反动派，也可能是我方的自己人。

于是调查人员开始筛查在这起悬案中可能加害钟循仁的人。

首当其冲的，就是和钟循仁存在矛盾军区宋清泉、彭祜、徐江汉三人。

一查，果然发现问题。

宋清泉和彭祜二人在当年都叛变投敌，并先后被我方查出来后处决。

两个最有可能知情的人都已经被处决，调查人员只拿到一些他们的供述材料。

调查的重点放到了仅剩的徐江汉身上，没有查到他被处决或者后续踪迹的情况，这个人很可能还活着。

比对各种信息后，依旧没有发现徐江汉的相关线索。

调查人员只好仔细翻看已死两人的供述材料，从其中确实发现一些当年的情况，最关键的是，还从彭祜的供述材料中发现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徐江汉当年是和彭祜一起被俘，不过他没有配合反动派写自首反共文章，于是被反动派关在福建反省院「感化」了三年，后于 1937 年释放。

那么这个徐江汉被释放后去了哪里？

调查人员破费一番周折，找到当年的反动派福建省反省院的档案，从其中果然找到徐江汉的材料，不过材料也就记载到他离开。

材料中记录了当年徐江汉被俘后，被反动派各种威逼利诱，希望他能重新回到反动派阵营，徐江汉一直没有同意，还将他之前在反动派中任职时知道的反动派情况和他后来在红军中任职后知道的情况进行对比。

他认为反动派如果不抗日，还继续搞内战，是肯定要失败的，不是败于红军，还会败于别的武装力量。

反动派福建反省院多次用酷刑「感化」他，徐江汉也没有松口，后来一些反动派军官念看和他有些交往，为他求情，反省院也发现从他身上获不到什么有用的情报，于是将他释放，暗中安排人监视。

之后红军长征，被反动派各种围追堵截，反动派认为一定可以消灭红军，也就不再关注徐江汉。

1938 年后，再无徐江汉的消息。

得，线索到这里又断掉，不过考虑到后来也没有徐江汉死掉的情况，调查人员就将徐江汉的照片发送各地机关，请求协助调查。

各地反馈来很多情况，调查人员分组前往核对，都没有太大价值。

其中一组人员在前往天津调查时，在列车上对着徐江汉的照片一筹莫展，列车上突然发生一起小偷事件，调查人员挺身而出协助处理，将小偷抓获后，把小偷按到桌上，他的脸正压在徐江汉的照片上，小偷于是大喊大叫，说他倒了大霉，中了圈套。

调查人员疑惑他为什么这么说，小偷就说那照片的人就是他在上车时遇到的一个车站领导。

找来跟来的乘务员核实，也表示照片上的人和车务处的副处长很像。

一问名字，副处长的姓名是赵宁都，并不是徐江汉。

5，北京铁路分局车务副处长

手上目前还没有其它线索，调查人员于是买票掉头，回到车站，找来赵宁都副处长核实情况。

没想到，一见到照片。

赵宁都马上承认，他就是徐江汉。

1927 年在徐江汉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中任职，1931 年 12 月参加宁都起义，加入工农红军。后到红军学校第五期上干军事班学习，因为属于红军中比较少有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的人才，红军一直重用他，一路升任到闽赣军区参谋长，闽赣省丢掉后，他在福建反省院被关了三年。

反省院

释放后，他得知中央红军到陕北的消息，于 1938 年化名赵宁都前往延安，同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历任抗大教员、大队长、步兵科主任、东北铁路吉林站军代表。解放后先后在天津、北京铁路分局任车务段长、车务处副处长。

调查人员于是就闽赣省如何丢掉、钟循仁和杨道明下落两个急需调查的真相问他，徐江汉一开始闭口不言，甚至还找机会寻死。

一个调查员把从福建反省院找到的材料给他看，首先是对他在最后时刻也没有实质性的变节表示钦佩。

然后向他抛出尖锐的问题——是不是他或者宋清泉等人将钟循仁和杨道明杀害。

徐江汉立即表示不是。

在仔细翻看他当年在福建反省院的记录材料后，他当场痛哭流涕，随后交代了自己知道的情况——

由于在处理方志纯同志的问题上，宋清泉三人没有达到目的，由此对钟循仁更加不满。

政军不和的局面进一步加剧。

钟循仁来到闽赣根据地后，省委和军区领导所属的红十二、十七、十八团，坚持在清流、宁化、明溪之间辗转进行游击斗争，给当地的反革命势力以沉重打击。

反动派第三十六师宋希濂部和第五十二师卢兴荣部奉命进入宁化、清流一带「围剿」这支队伍。

宋希濂

1935 年 2 月，红十七、十八团在明溪的盖洋、夏坊、水口一带与敌第三十六师遭遇。

一场激战后，红十七、十八团迅速向黄天岭转移。

一直随省委工作团和军区机关行动的红十二团，这时在泰宁的龙安与敌第五十二师交上了火。由于敌强我弱，红十二团被迫撤往将乐、泰宁、明溪之间的垄洒山，后又转移到沙县的夏茂。

我方各部都随时可能被敌人消灭，中央分局也联系不上，没有什么支援的消息，军心动摇得很厉害。

3 月上旬，当钟循仁率领省级机关干部和红十二团行至将乐县境的一个村庄时，总算联系上中央分局，收到一份中央分局的电报，但就是这封被所有人看成希望的电报，一下彻底让所有人绝望。

电报大意是：中央分局今后不再用电报与闽赣联系，闽赣根据地的斗争必须独立自主地坚持下去。希望全体同志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将这场游击战争坚持到最后。面对中央分局这最后一份电文，省委工作团及军区的领导无不忧心忡忡，都为这支队伍的前途担忧。

正在这个时候，随着战斗形势的恶劣，这支队伍中有部分领导人的思想出现了动摇。特别是在4月初的一天，当部队行进到明溪的沙溪宿营时，遭到敌第五十二师突然袭击。时已夜晚，红十二团与省委工作团及军区机关正分别宿营在溪流的两岸。战斗打响后，由于敌军炮火异常猛烈，加上夜间看不清，彼此无法联系，只能各自为战。为保存实力，省委工作团及军区机关连忙撤出阵地，但红十二团去向不明。

天亮后，钟循仁派人四处寻找，毫无结果。为避敌锋芒，不得不自行北撤至龙湖。考虑到红十七、十八团在此之前已分散行动，而且已被国民党军分割，一时难以集结，红十二团又失去联系等情况，为便于指挥和加强队伍的战斗力，省委工作团与军区主要领导人研究决定，将军区直属队与各机关工作人员合编，组成赣南省新编第一团，下辖3个营，钟循仁、陈道明带着队伍向沙县方向行进。队伍来到沙县尤溪镇渡河南进时，又遭到敌第五十二师特务营的伏击，队伍被打散了。经过一番努力，将冲散的指战员集拢，但行进到德化水口时，又先后与德化的地主武装和敌军第九师一部遭遇。红军部队已无法继续南进，只好在永泰县伏口就近渡过大樟溪，登上紫山。

紫山位于德化、永泰、仙游三县交界处的戴云山区，这里青山萦翠，茂林深篁，烟柳数行，藏着一个古老并带有神秘色彩的村庄，因村部所在地海拔一千米。终年云雾缥缈，遥望似有紫气升腾，因此就有了“紫山”的名号，也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

队伍上山后，钟循仁立即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方针。由于国民党军第九师、五十二师已尾追而来，而仙游等地的反动民军也对紫山形成了包围态势，因此，钟循仁主张转移到闽西坚持斗争，但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就在这一天的晚上，队伍被叛徒拉走投敌，只有钟循仁、杨道明等少数几个人隐蔽在大森林中没有被敌人发现，幸存下来并成功突围出来。

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亟待决定的问题是，到哪里去。有人提出回老家去继续革命，钟循仁表示同意，并督促他们立即动身。但是，钟循仁和杨道明家兴国老家是万万不能回的，因为他们都被敌人通缉出了名，此时回去只能是自投罗网。他们原准备寻找组织，可是从3月初就已与上级失去了联系，连中央分局现在何方也不知道。当时杨道明正患肺病，无法长途跋涉。紫山也不能久留，敌人很可能在叛徒的带领下正在搜捕他们。

钟循仁和杨道明鉴于身份的特殊性，在寻找组织未果的情况下，两个人便先到秋垄九座寺栖身。钟循仁改名黄家法，杨道明改名谢长生。后经方丈妙智法师介绍，他们到远离永泰县百里之遥的闇亭寺剃度当了和尚。钟循仁法号妙圆，杨道明法号馨扬。

幸好有闽中的大山深处和众多寺庙，给了他们藏身之处。但落发为僧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杨道明“出家”后，被土匪打劫、被国民党抓捕过。国民党永泰警察局也怀疑并要追捕钟循仁。他闻讯后逃离闇亭寺，先逃到德化县戴云山中隐蔽，后转到莆田市广化寺，国民党又派兵到广化寺搜捕，幸得寺僧保护，钟方得以脱险。1948年钟又逃到闽侯县雪峰寺，直到1949年7月，又回到永泰闇亭寺。

期间，钟循仁和杨道明曾经有一次与地下组织人员短暂的交会，可惜擦肩而过。在抗日战争时期，闽中地下组织有两位同志去尤溪活动，途径闇亭寺歇息。在简短的交流谈话中，钟、杨虽然没有表白自己的身份，但他俩已觉察到对方也是红军的人，想在吃过午饭后再好好细谈。可是这两位因斗争需要，匆忙赶路，吃了午饭就马上离开了闇亭寺。钟循仁和杨道明寻找党组织的愿望，就此落空。

钟、杨二人合影

1949年全国解放后，钟循仁和杨道明心潮澎湃，很想公开自己的革命经历和身份，很想与全国人民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也许是回想自己曾经领导的闽赣省工作的失败，感觉愧对组织和人民；也许是早已遁入空门，万念俱灰，他们决定保持沉默，了此一生。钟循仁从不向任何人诉说自己的身世，也不让杨道明透露自己的身世。直到1981年4月29日，钟循仁在永泰县闇亭寺圆寂，享年76岁。

就在杨道明战友和上司钟循仁去世后不久，已经改革开放的神州大地各种气候明显宽松，杨道明向永泰县委道出了钟循仁和自己的身世。他对钟循仁的下落作了证实：“……我交代太迟了。我年逾80岁，如不向组织交代，我死后就没有人知道钟循仁就是黄家法，出家当和尚，法号妙圆。1981年4月29日钟循仁死的前一天，还告诫我不要向他家里通信，也不要向上级反映。今天我把他的两张照片、一封家信，他写的一本书和诗词，原物交给组织保管。”此信被交给了福建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一个重大历史疑团从此解开。

之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组织考虑到杨道明的贡献，还安排他担任省政协委员，省佛教协会副会长、顾问，永泰县政协常委、委员，县佛教协会会长等职务，成为了一名县级干部，1999年5月14日下午2点30分，杨道明在福建永泰下傺寺病故，终年90岁。

两位红军时期的高级干部，因特殊原因隐居深山寺院为僧，两人都活到建国后，1人当法师去世，1人后来成为县级干部，无论是英勇作战，还是以后半生的方式造福一方百姓，钟循仁与杨道明都是国人心中当之无愧的英雄，当地当地的百姓感念两位的恩德，为其写了一首诗，刻在了夕阳塔上，诗云：风雨宿音亭，天心月圆时。于此证功德，人间念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