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大批人，年轻时怀着火热的革命激情，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离开城市，奔赴农村广阔天地，将自己的青春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回城后又大多被分配到效益不太好的企业甚至是街道小集体企业工作；不多久又普遍陷入了下岗失业的困境，只得背起行囊四处去奋力打拼；年老后，退休金又比其他岗位退下来的同等经历者少一半以上。要说这一群体的人没有怨气，无异于天方夜谭！

这一群体，就是知青群体！

当然，这种情况不只限于知青群体，但本文为专门探讨知青中部分弱势群体存在的问题，其他群体，虽有涉猎，但恕难顾全。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做到人人满意。但当一个社会中相当多的人，由于政策变化原因而不是自我努力原因，导致社会对自己的严重不公时，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策、体制所导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在中央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今天，对这一现象进行探源，不仅可以为高层决策提供社情民意，而且对缓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戾气，促进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对此做一些探究。

一、某些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公开否定和诋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瓦解了知青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斗志，为知青全面“返城”营造起巨大的不正常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氛围

不可否认，对于大多数知青而言，当初确实是满怀一腔热情，积极报名去上山下乡的。在贫下中农的言传身教下，大部分知青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也确实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推动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是由于包括1700多万知青在内的农村全体劳动者的艰辛努力，使战争废墟上支离破碎的农村自然条件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就农业生产而言，经过农业学大寨运动，不仅山区的农村普遍打造起大量的水平梯田和人造平原以及沟坝地，平原地带的盐碱地、沼泽地等也得到充分利用与改善，各地还兴修了无数的水利工程和乡村道路等。

正是由于这种自然环境的极大改善以及农村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才使我国农业得以极大发展。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我国的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2.78亿公斤提高到1979年的3315亿公斤，增加近两倍；在同期人口由5.42亿增加到9.75亿、增长近一倍的情况下，人均粮食却从209公斤提高到340公斤，不仅有力地保障了城市供应，而且为加速城市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逐步安排知青回城参与各种建设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如果此时，还仍然按照周总理生前“对知青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指示精神，有计划地安排知青返城——假设，根据一些地方前期安排知青返城的成功经验，按照全国各个城市可容纳的劳动力，分地域和插队来源，规定插队多少年或达到多少劳动日的知青，可以由国家统一调度返城，就既不会陡然中断知青上山下乡，形成前后不同的城市青年步入社会的路径不同、待遇不同等不公平现象，也不会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就业安排压力；更不会引发较为突出的社会紊乱。

政治家都懂得，要动摇社会根基，必先摧毁社会信念。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政治风向逐步转变。先是以批判“个人崇拜”的名义，在主导舆论阵地出现了一片声讨和质疑毛泽东时代思想和路线的声音，导致社会上不少人不仅对毛主席个人的崇拜和信仰大打折扣，自然也对毛泽东思想开始质疑。由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必然波及到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于是，全社会陷入了空前的信仰危机，对知青自然也不例外。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是毛主席提出和着力倡导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大前提都被否决的情况下，“上山下乡”这条路对不对，自然就会引起不少人的思考和质疑。

人是社会导向的追随者，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在这种不正常的政治氛围下，一些人和一些地方因为知青返城闹事，也就成为事物发展之必然。而在此同时，不少文人也紧跟形势需要，紧锣密鼓地抛出了许多在文革中所谓干部下基层住“牛棚”、受“迫害”的控诉文章，同时出现了大量声讨文革，声讨上山下乡的“伤痕文学”。一时间，好像亿万人民生活了几千年的农村，简直成为“人类不能生存的地方”，不仅知青自身感觉到落差，疼子心切的家长更感觉到痛心疾首。在这种情况下，据说上面还有人抛出知青上山下乡“三个不满意”......就这样，不仅知青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斗志被一步步否定和瓦解，而且不少家长也对自己当初动员鼓励子女到农村去感到后悔。如此便为知青一窝蜂的“大返城”营造起巨大的不正常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氛围。

二、在条件尚未完全具备、准备工作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无计划地实行知青大返城，不仅导致很大一部分知青难以得到妥善安置，更加速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如前所述，在政治风向转变后，社会已经普遍出现了信仰危机，毛泽东时代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批判了多年的“资产阶级法权”，再一次死灰复燃，请客送礼、走后门等不正之风遂即遍地兴起。而知青集中无序返城，更使已经败坏的这种党风和社会风气雪上加霜。

当不正常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氛围已经营造起来后，一些人向涉及的数万家庭表示“恩赐”的时机也已经成熟。1980年，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国务院知青办《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能够做到不下乡，可以不下” ，宣告了上山下乡即将停止，各地开始了集中安排知青返城。这种返城，既包括仍然在农村插队的知青，也包括已经由各插队地就地安排工作，但未回到京津沪以及省会等大城市的知青。但这种安排，却是在当时的大城市并未完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展开的。

一种社会现象的发展恰似“滚雪球”，初开始由于体积小，因此不管是从所沾“雪”的绝对量还是增加率都会很少，只有当“雪球”大到一定程度后，才会进入快速增加的境地。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滚雪球’效应”。

本来如果当时国家能够如前所述，有计划地安排知青回城，不仅在工业体系已经健全的情况下能够更快地加速城市工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发展，也可以为后续知青尽快返城创造充足的条件。但当时的决策者却并未这样，为了得到绝大多数知青及其家长的感激，采取了“复杂问题简单处理”的办法，即政策由高层制定，具体问题由基层克服困难，设法解决。但不管城市大小，对劳动力的容纳量总是有限的，同时还有城市公共服务保障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大城市向心力强，这一矛盾更为突出。因此越到下面，越感到困难重重。在当时情况下，所涉及到的部门和单位中的领导干部公开“骂娘”的不在少数，但在“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压力下，只能随潮流、保乌纱。于是，各种形式的返城门道和七花八样的安排方式应运而生，往往就凭关系、比背景了，有被安排到党和政府机关的，有到事业单位的，有到央企的，有到各级国营集体企业的，也有到街道小企业的，还有安排不了工作的，回城后只能自主择业，如当时大城市卖大碗茶的不少人就是知青。

国人自古就有随大流和好面子的习性，不仅城市各方面的条件确实比农村好得多，而且能不能回城、特别是能不能回到父母生活的大城市，能不能联系分配到好一点的单位，更是自己面子和尊严的重要标志。这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必然导致知青们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各显神通，为回城而努力奋斗，并为争取到一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而不惜一切代价。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努力”全靠自己及其父母家人的关系，以及“工作是否做到位”。在笔者与当时返城的一些知青个别交谈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为了回城自己及家人“求过人”。在这种“求”的背后隐含着什么，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笔者第一次听到“牙毒”这个词，就是在这个时候，意指一些手握安置权力的人，接受请客送礼已经“成瘾”。因此，知青无序返城，使走后门和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急剧扩张，成为党风和社会风气严重恶化的助推器和加速器。

三、随着企业改革逐步深化和工人阶级地位下降，导致包括知青在内的企业职工成为改革成本的巨大承担者，这部分人的切身利益受到巨大伤害

尽管在知青返城过程中每个人都各尽其能，但客观上最能容纳劳动力的地方还是企业。根据笔者所在县的调查统计，回城后第一次安排到工商企业工作的知青，占到当时知青（剔除从插队点直接入学及其参军的）总数的83.6%。

如果不是后来的政策改变，这些知青即使分配到企业，无非是比机关干部工作苦点累点，但在“多劳多得”的原则下，经济收入还是比机关干部要高。从1956年至1985年，我国工厂一直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据网查，一般工厂的“八级工”月工资高达126元（折合到今天为10000元左右），一个八级工的工资，比行政15级干部（124元/月，县处级级别）的工资还稍高；工程师职称则从102元起步，到207元；一般工人最低工资（五类地区一级工）为35.5元，比行政最低级别的23元高出54.3%。在这种工资制度下，工人即使退休后，只要自身努力，退休金也会高于同等条件下的机关干部，属于社会上中等水平，而不会因为自己一辈子的辛劳，老年生活反而不如工作相对清闲的机关干部。但是，随着政策导向的逐渐变化，企业职工的利益却被一步步剥夺。

首先是政治地位的变化。如果我们尊重历史，就不会否认，在毛泽东时代，不仅党和国家的大量领导人以及各级班子的领导干部，有很大一部分是出身于平民阶层的老革命家，这部分老革命家和最普通的老百姓有着一种天然的感情。而在后来特别是文革中，又有一些工农出身的人直接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乃至中央高层。尽管后来一些报道污蔑这些人没有领导能力和水平等，但有一个作用是无疑的，即在高层以及各级决策层中，有了工农群众的直接代言人。这是防止党和国家的政策严重脱离群众、伤害群众利益的有效措施之一。但当这部分工农群众的“代言人”逐渐从政治舞台中退出后，大量“精英”成为政策草拟者或直接涌入决策层。由于这些“精英”绝大多数出身于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且大多数是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还有不少是“海归派”，因而这些“精英”们既在感情上与最底层老百姓没有水乳交融的血肉联系，也难以感受和体谅到最底层老百姓生存的艰辛，因此，他们所拿出的“顶层设计”政策，必然是更多地倾向于自己所在群体的利益，而最底层老百姓的利益就会越来越被忽视。

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社会财富是恒量的，蛋糕就是那么大，有人多吃就必然就会有人少吃。而在各级人大政协中的一线工农代表已经大量被“老板”“能人”所替代的情况下，更使许多重大政策再次失去了纠偏的机会，因此，底层群众的利益被侵占就会成为一种体制必然。这种体制必然，首先是从工人阶级地位急剧下降开始的，先是由领导阶级变为“雇佣劳动力”（以合同制为其主要标记），直至最后由主人翁变为“劳动力市场”的商品。接着在企事业单位（行政单位当时未纳入）又推开了以“缴多领多，缴少领少”为特征的“退休养老金制度改革”。事业单位一般都是财政拨款或有政策性收入，影响不是太大，但苦了的是企业职工。企业讲究的是经济效益，在“厂长经理负责制”以及后来的“承包”“租赁”经营等一系列“系统操作”下，每一分钱都直接涉及到厂长经理的个人利益，自然不会让工人的工资高多少，更不会拿出大量的资金去为工人缴纳企业应承担的“单位缴费”部分。有的企业以经营困难为理由，干脆不缴纳单位应该承担的部分，有的即使缴纳，也是按照最低标准去交。缴费基数低，必然导致工人将来的养老金受到影响。到后来，在改革的一步步深化下，除少数央企和垄断性企业外，地方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均被改制私有化，市级以下企业职工普遍下岗失业，更没有人去管今后的养老金问题。到这些人达到退休年龄时，不少职工“单位应缴纳”的养老公积金部分，均由职工个人筹集资金缴纳。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企业职工的养老金，肯定会与同期事业单位特别是行政单位的相同情况的人相差很多。

在这里还须特别指出的是，在“高薪养廉”的政策导向下，行政单位即后来称之为公务员队伍的工资和各种补贴却在快速提高。据了解，近几年提高的速度更快。以笔者这一级别为例（公务员系列，正县级实职岗位退休，属于现行政策的相对受益者），在职人员每两年提高一次，每次提高在千元左右以致更多。而像笔者这样的退休人员，每次调整却仅有100多元。因此，尽管国家对退休群体的养老金逐年增加，但由于单位性质不同，工资基数差异较大；且同一类人中资格越老、退休越早，工资基数越低，按工资比例调资时，每次增加的绝对额越少，因此，调资次数越多，与后边退休的同类人员绝对额相差就越大。有的实际增加比例达不到物价上涨指数。这种差距，从一般干部到高级干部，从企业到事业、到行政，都严重存在。这种不合理现状，必然给党和国家的威信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四、由于长期的舆论误导，不少知青把自己后续的困境归罪于上山下乡，导致了极大的认知盲点

上山下乡政策结束后，一大批伤痕文学特别是影视作品纷纷面世，其中有不少作品是声讨上山下乡的。而一些舆论，也把知青引导到“由于上山下乡，才耽误了知青个人的升学就业等前途发展”上来，导致不少对历史资料了解甚少或者没有深入思考的知青，把自己后续的困境怪罪于上山下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群体意识”。特别在当年党风和社会风气越来越不正的情况下，当回城当工人而后又被抛弃的这部分人，看到和自己一起下乡的知青，因为有背景或依靠各种操作，先后调入行政单位或事业单位，则怨气更大，对当初上山下乡的抱怨也就越来越多。

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认知盲点。且不说在建国初的前几十年，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依靠自力更生建设新中国，首先要把有限的资金积累用在确保国家安全上，“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和几百万军队的建设，都必须优先保证。其次，为了保证国家的持续发展，还需要优先安排作为“工业之母”的重工业发展，然后才是其他发展。即便如此，在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剧增的情况下，还是基本普及了初中教育，中学数量从1949年的4045所增加到1966年的55010所，增长了13.6倍；学生人数从1949年的103.9万增加到1249.8万，增长了12倍。但因为国家经济基础还整体上较为薄弱以及师资人才有限等原因，高中教育还不可能普及。而大学教育，1965年的毛入学率只有2%，至1991年前仍在2%左右徘徊，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难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教育需求。面对这种现实国情，即使不上山下乡，又有多少人能够挤入继续升学的行列？退一万步讲，假设当时能够全部升学，一个社会总是需要有大多数人到生产第一线的。作为广大工农的一线劳动者如果收入待遇得不到合理保障，即使不上山下乡，你又能怎么样？难道城里不需要劳动者，人人都是老板或者都是国家干部？难道不是回城知青，企业改制就不会被下岗？在如今贫富分化的社会里，如果你所处的那个社会阶层在“顶层设计”中没有代表去为你发声，你又能在社会发展的这块大蛋糕中分到多少？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能否真正回归到宪法定位上来，还在于改革政策导向是否真正坚持公平正义。否则，底层群体的利益将永远处于被侵蚀的境地。

欣喜的是，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次把“人民利益为中心”作为党的执政方针，使我们对类似问题的逐步解决看到了希望。

五．工资及退休金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是党和政府脱离群众的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工资收入政策是一个国家为了谁、依靠谁的重要风向标，也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党是否脱离广大群众的一个重要标志。前苏共之所以亡党，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在长期执政下，出身条件优越家庭的人有更多机会捷足先登政治舞台，致使党的不少干部不知群众艰辛，逐渐脱离群众。这种脱离一般都是从最初感情脱离，到行动脱离，最后到体制政策脱离。其中，在工资政策上的表现就非常明显。苏联建国初，在领导人中列宁的工资最高，为500卢布，但工人的最高工资为510卢布。斯大林时代略有提高，但规定机关干部的平均工资不得高于工人平均工资的1.5倍。而到赫鲁晓夫年代就增长到30倍，以后更逐渐增至相差70倍，另外还有依仗权力侵吞所得。这就最终导致党和民众形成根本性对立，也决定了当克里姆林宫上高高飘扬了70多年的红旗在无边的夜色中被降下时，没有一个人去反抗。

工资制度及退休金制度，与绝大多数人生活质量与做人尊严直接相关，无疑是党和政府能否凝聚民心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当一项涉及广大群体的政策没有公平合理性时，一大批人必然感到心理不平衡，也就必然形成一种负能量的社会心理暗示，这对党和国家的诚信声誉及其形象带来极大的破坏作用。长期以往，必将聚集巨大的社会戾气。而这种戾气是会传染的，当社会充满戾气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就会失去基础，就会影响到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倘若遇到战争等国家危机时，这种情况极为可怕。

上述观点，实属笔者的“管中窥豹”。尽管知青弱势群体只是社会各阶层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但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心理状态，与其他弱势群体是一样的。知青问题，在我们国家解决社会问题这盘大棋中，有着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必须汲取前苏联的教训，认真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指示，尽快改革我国的工资及养老金等政策和制度，以使底层广大弱势群体的民心进一步回归。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