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组建了规模庞大的伪军部队,多达百万的伪军极大的弥补了日军兵力不足的问题,对我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虽然伪军战斗力远不如日军,但当时我军太弱,硬打这百万伪军是很麻烦的。
于是我军就另辟蹊径,用思想政治的武器攻击伪军,轻而易举地把伪军打的支离破碎。
如何用思想政治当武器?
抗日初期八路军仅4万多人,不仅远远低于日军的数量,也远远低于伪军的数量。所以仅凭军事力量伪军是不会屈服于八路的,而且伪军也是人,家里都有妻儿老小,而在力量差距过大,明显看不到八路取胜的希望时,是不可能仅凭思想政治工作就让伪军投八路的。但伪军人数高达百万,里面肯定有穷苦人家出身的,肯定有被长官欺负的,肯定有被同僚排挤的,肯定有看不惯日本人的,肯定有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的。
那么思政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把这些人给筛出来,在伪军体系里打开一个缺口。八路军并没有靠军事力量去压服伪军,因为初期确实办不到,实际上一直到抗日结束八路的军事力量都是自身的劣势。
但八路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能获得群众的支持。
把抗日根据地的群众组织和发动起来之后,八路军做了一件事,就是逐村登记伪军的数量,挨家挨户的打听情况,给伪军造了花名册。
日军麾下有多少伪军,每个伪军叫什么,在哪个据点上班,八路知道的比日军还清楚。
做完这一步之后,八路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给伪军的妻儿老小做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他们认清形势,宣传我军的政策,发起了“唤子索夫”运动。很多伪军家属都认可了我军的观念,然后转过头来教育自己在伪军当差的儿子或者丈夫,这导致一批伪军愿意投诚我军。在我军的政治工作下,愿意投诚的伪军肯定有。
但也很明显,初期愿意投诚的伪军数量肯定不多,因为当时八路太弱小,日军太强大。于是八路又出了个政策,愿意投诚的伪军不必携枪到八路这边当兵,依然在伪军那边当差。伪军都有妻儿老小,直接带着枪投八路风险是很大的,因为抗日根据地同时也是日军统治地,八路都是敌后游击工作,明面上还是日军统治。一旦投了八路,日军必然追查,士兵跟着八路倒是可以一跑了之,但家属跑不了,这是很危险的。
如果零星伪军投诚,八路有能力安顿好其家属,但如果大规模伪军投诚,八路是没办法安顿的。但问题来了,如果只有零星伪军投诚,为什么不把这些人安插进敌人内部呢,哪怕送出一条情报也比这几个人几条枪效果大啊。而且安排这些人继续在伪军当差,他们还会继续领日军的工资,八路连军饷都能省了。
所以政策改成了伪军投八路不需要连人带枪投过来,只要暗中表示愿意站在八路这边即可。这样一来投八路的风险就大大降低了,而且如果以这种模式投了八路能同时被日军和八路当成自己人,自身安全系数激增。
绝大多数伪军当差只是混口饭吃,压根没有为日军死战的决心,自己保命领工资才是第一位的,所以特别喜欢这种可以暗中投八路的模式。一时间,投八路的伪军数量激增。
但问题又来了,这种所谓的暗中站在八路这边,不过就是一个口头保证,很多伪军可以在里面浑水摸鱼,说是暗中投八路其实压根没投,自己该怎么当伪军就怎么当。
如何区分伪军投八路的真假?首先就是要定期送情报,你把情报送过来立了功,那才算是自己人,口头保证没用。但只送情报也不行,要想获得八路的认可,需要通过红黑簿的筛选。
八路利用强大的群众组织能力,把所有群众发展成了自己的眼线,给抗日根据地的伪军编完花名册后,又给他们都做了一份档案。凡是有伪军犯下以下罪行被群众举报给八路的,每次记1~3个黑点于黑簿:
勒索敲作,抢劫绑架、奸淫烧杀,帮助敌人苛派勒索者,或抓丁夫扰害人民者;坚决与抗日军作战及死守据点者;破坏抗日民主根据地者等。
凡是有伪军做下以下善行被群众反应给八路,经明确证实的,每次记1~3个红点于红簿:
阻止敌伪的烧杀奸淫抢掠,私放壮丁民夫或给以机会逃跑者;保护被捕抗日人员;遇新四军、八路军作战时朝天放枪与战场自动反正者;与新四军、八路军暗递消息,协助新四军、八路军攻克据点等。
如果既做了恶事又做了善事,那么黑点和红点的积分可以互相抵消。凡积累黑点达30点,录入死簿,格杀之。凡积累红点达10点,录入生簿,恢复公民资格,不再视为伪军。
红黑簿政策一出,很多伪军就开始积极的在敌人内部为我军做事,还经常托人打听自己在八路这边已经有多少积分了,效果非常好。
这样的人长期在伪军内部上班,在互相之间的聊天中导致越来越多的伪军思想产生了动摇,时间长了之后,暗中投了八路的人伪军变得越来越多。
但总有头铁的伪军,对日军异常忠诚那种,无论怎么做思想工作都无动于衷,无脑忠诚于日军。
伪军不是一开始就那么拉胯的,抗日初期的伪军部队里难啃的硬骨头还是有不少的,只是后期才在我军的思想工作之下变得那么不堪一击。对这些思想工作完全做不通,坚决效力于日军的头铁伪军,我军的态度就是杀,必须把这样的人给清除掉。可以诱杀,可以趁其外出暗杀,反正我军有情报的优势。
但有些伪军不仅忠诚于日军,能力还很强,特别警惕,找不到好的机会干掉这些人,这些人还通常有一定职位,对做伪军的思想工作构成了很大影响。虽然这样的人不多,但每一个都很让人头疼。于是八路又发明了一招,就是借刀杀人。对于这些极度忠诚,能力又很强的伪军,就向日军举报他们,借日军的手将其干掉。因为这些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鱼肉百姓,欺压良善,而在日军明面上的规则中,是不允许欺压百姓的。八路就把苦主都找来,替苦主搜集好证据,然后打听好日军大官出行的日子,安排苦主去找日军高层伸冤请愿诉苦。绝对不会是诬陷,绝对是证据确凿,甚至你越查会越觉得这个伪军头目贪腐暴虐,会对日军的统治根基构成严重不良影响。
这方法基本一用一个准,把那些老是和八路对着干的伪军头目都给换下去了。如果换上来的新头目还是和八路对着干的,那就搜集黑料再去请愿告状,再换一个,直到换成八路满意的人为止。到了抗日后期,日军任命的所有基层干部基本都要得到八路军的同意,铁杆汉奸要么被武工队干掉了要么就被政工队告倒了。
那伪军头目要是两袖清风还不欺压百姓,搜不到黑材料该怎么办?你想多了,因为这样的人根本不会去投伪军,真这么有思想抱负随便做做思想工作就很快投八路了。死忠于日军,能力不错的伪军,有,但同时要求两袖清风不欺压百姓,楞是找不出黑材料的伪军,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就没见过。
要么投八路,要么被八路干掉,要么就被八路用投诉日军的形式换掉,伪军只有这三条路可以选。
经过八年的发展,伪军的基层组织到了抗日后期已经是千疮百孔,简直可以说就是日军出钱养的半个八路。伪军的基层干部全投了八路之后,很快中高层就撑不住了。这些中高层平时不和百姓接触,很难用找苦主告状的办法给弄倒,家属全住在城内,平时也很难聊上天,这些人的生活也很优渥,一般都很忠诚于日军。
正常来说很难策反这样的人,但在基层全失控之后,这些人为了自保也被迫通共。
比如说皖江地区的“军粮统筹委员会”主任汪子东,伪军高层,平时西装革履出入日军司令部一起打牌的那种高层。但他身上有军事任务,必须按期从农村地区搜集到足够的军粮上交给日军,如果完不成就要担责。
等到了中后期,农村已经完全成了八路的天下,这任务实在是完不成了怎么办?
伪军的基层干部知道了这个情况,八路也就知道了这个情况,然后八路主动派人找汪主任聊天,表示大家都是中国人,一家亲,愿意为汪主任提供足够的军粮拿去交差。八路控制了农村之后,别的没有,就是粮多,但缺工业品。
汪主任作为一家亲的中国人,从日军那拿点工业品来换,这个很公道吧。不敢动军需?这个没关系,汪主任身为后勤高层,只需要告诉我们一批军需运输的时间和路线就行,然后把押送的兵力情况告知,我们八路直接带人去劫了就行,到时候军粮双手奉上。不用担责,只要稍微透漏点情报就可以,这很安全。于是成交。军火、铜材、五金、机床等工业设备,汪主任把很多东西都拿来给八路换军粮了,反正又不是自己的。
上过一次船之后,那以后汪主任自然就是八路自己人了,想下船也下不去了。
类似的事情在多个抗日根据地都有发生,每次交易的规模都不大,看起来都是正常战损,不会引发日军注意,八路这边慢慢的积少成多。很多伪军据点的小队长自己也向八路送子弹以换取八路不攻击据点的承诺,送出去的子弹以战斗损耗的名义报账,和八路约个时间黑灯瞎火的放一点鞭炮当证据,弹壳在遭遇战中掉在野外了。只要别报太多,在合理的范围内,这种操作根本就是死无对证。
到1944年,伪军向八路卖子弹和军需等行为几乎都半公开化了。虽然每次规模都不大,但所有人都这么搞,时间长了日军也不是瞎子,总能听到些风声。
1945年,华北派遣军侦破向平西走私药品案,当场查获大批偷运给八路的药品,还顺便查获了数万发步枪弹。这起大案几乎牵连了华北伪军各部,日军办案人员查出来的贪腐窝案简直就是触目惊心。如果严格处罚,那整个华北的伪军就散架了,因为中高层直接就会被一锅端了。不得已此事被按下去了,最终枪毙了几个民夫和小商贩,把伪军里部分和商贩对接的基层人员判了若干年徒刑,对参与走私的各大商家处以巨额罚款了事。
这就是为什么伪军的人数越来越多,但战斗力却越来越差,打起来动不动就投降的原因。组织都被渗透成这样了,能有战斗力那才叫见鬼呢。而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八路和日军对农村的掌控能力不同,获得的群众支持不同。当日军找不到八路在哪,而八路可以轻易随时带一个排的人摸到伪保长家里和这个所谓的“保长”吃饭谈心的时候,所有的保长都会倒戈八路,极少数脑子拎不清的也会被锄奸队干掉。
等到八路在群众的支持下有能力给所有伪军登记造册甚至把档案都建好,还给打积分的时候,伪军实际上已经彻底完了。因为这得和群众挨家挨户聊多少次天才能建立起这样的资料库啊。
有了群众如此程度的支持,4万多人的八路才能在数百万日军和伪军的眼皮子底下扎根成长,并最终在抗日胜利前夕发展到了127万人的规模。
群众支持谁,这片土地才属于谁。伪军并不是八路用武力消灭掉的,而是用思想政治的武器给活生生打残的。
来源:远方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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