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正代表被压迫与被剥削大众利益的革命者，他在大部分岁月中，总是逆流前进的。陈独秀的其正伟大处，在于他终身甘做反对派，丝毫没有势利之见，全身没有一条“媚骨”。这样的人，在历史上确属稀有的。——王凡西

王凡西（1907—2002），中国老一辈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领导人

陈独秀的名字于年青的一代，无论在中国或在外国，纵然不是全然不知，也恐是知道得极少的。中国共产党的顶层领导人物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以及别的几个领袖已闻名于世界，陈独秀的名声比起他们来简直是个无名小卒。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评量一个政治人物，不单由他的成就来立论，而是从他的一代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来着眼，我们便应该说陈独秀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不但远超周恩来、刘少奇，也迈过了毛泽东。

陈独秀和目前中共高级领袖们之间的关系，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记载了这些领袖们很好的自述。周恩来说：“我去法国之前，我读过共产党宣言，考次基的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这些书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社印行的。我见过陈独秀，也见过李大钊——他俩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毛泽东关于陈独秀也说了许多，但下面所引的最有意义。他说：“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去上海。我又见到陈独秀。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给我的影响可能比任何人的大。”在这里我们看出毛和陈是受业和老师、干部和领袖之间的关系。这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如此，在建党之后长时间也是如此。

陈独秀出生于一八七九年十月八日，鸦片战争之后的三十五年，太平天国灭亡后十五年。内忧外患动摇了满州人统治的根基。中国旧社会政制的贪污无能，彻底无情地暴露出来。中国为西方列强吞并奴役的危机迫在眉睫。同时满清专制政府对百姓的压榨，益难忍受。所有这些因素．强烈地唤醒了中国人民向来对于民主政治的淡漠。人们急切要求改良变法，其中以知识分子为最。这样，当陈独秀降生时，中国已感觉到新气氛了。

可是，陈独秀受的教育仍是旧式的。他生于安徽省的一个书香门第，但是，陈独秀不喜欢私塾里的经书，更不喜欢八股文。由于祖父和母亲的敦促，不得已，他去参加了县试，中了秀才的榜首，那年他才十七岁。第二年，一八九七，他被送往南京去考“举人”。这次的经验使他于朝廷考试永远失去了兴味，而且于国家制度的一切发生了怀疑。

陈独秀成为康梁的信徒之后，仅仅一年，维新运动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再过两年，一九〇〇年，清廷可耻地为八国联军所战败。在这些大事变的影响下，陈独秀的生活和政治思想越来越激进。早在一九〇四年，他便在本省出版了一份《俗话报》，宣传民族革命思想。一九〇八年他到上海一个恐怖主义的地下组织，学习了制炸弹的方法。这时他的政治观点已远远迈过康有为和梁启超，而在鼓吹以暴力革命推翻满清政府了。

当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前夜，他在安徽省搞政治活动第一次被捕。由监狱释出后，他被迫流亡日本。在这里他和国民党的创立人孙中山合作，但他没有加入孙中山的组织。当第一次革命，推翻满清后，他回国在本省里当了革命党组成的都督府的秘书长。

国民党和旧制度的代表袁世凯达成了肮脏的妥协之后，革命跟着失败了，陈独秀被迫重新流亡日本。他在日本发行了一份革命性的报纸。他于一九一五年回到上海，创办了一份杂志，叫做《青年》，第二年改名《新青年》。一九一七年，杂志的编辑部移到北京去，因为陈独秀这时被聘为国立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这大学是被认为中国最高最先进的教育学府的。这里集合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新青年》增添了生力军（李大钊和胡适早已撰稿了），又得到一群北大学生的参加，声势大振，销数和影响迅速上升。但是何以在现代中国发展史上《新青年》能够这样迅速进展，成就这么大，负担了这么重要的任务？主要的理由应该——像陈独秀有一次曾说过——从当时的极有利于这个运动的一些客观情况中去寻找。这些情况是：第一，欧战延长的结果，一时间缓和了列强对于中国经济的控制，这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起来，同时产生了中国现代化的工人阶级。第二，俄国爆发了革命，革命不但推倒了专制，且向社会主义迈进。第三，约在大战末期．一种深刻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运动兴起于全世界，特别在受战祸毁伤的欧洲。这些条件促成了中国某些进步的知识分子较前更热切地探索，希望就中国自从被拖进现代世界漩涡以来，所遭遇的诸问题寻得答案。也是这些条件供给了他们肥沃的土地，发育他们散布的种籽，提供了千万个听众；准备了坚固的群众基础去实现他们的理想。

然而《新青年》并非一开始就是政治性的。最初阶段，运动集中在两条战线上：（一）攻击传统的道德和旧中国的社会习惯;（二）向文言文宣战。前者为“新思想运动”，后者为“文学革命”。他怀疑、批判和破坏一切传统事物，表现出大无畏精神。就这一点论，我以为也算得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偶像破坏者之一。他从西方学到的仅是某些为这些人所共有的特点，亦即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科学方法以及其它为中国传统观念中（特别是孔家思想）所缺少的东西。他特别于其中拣选出民主与科学，尊称之德先生和赛先生，认为只有这两位先生能够拯救危亡的中国。

俄国革命，尤其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确实大大影响了陈独秀的思想。但这个影响并非立即觉察到的。他的思想还要经历两年的时间才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西方爱好者进展到马克思主义。一九二〇年的年中，陈独秀才确定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且得出结论：中国要现代化只有经过政治的和经济的革命，有如俄国的十月那样。

五四运动加速并帮助了陈独秀完成他的思想和生活的转变。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由学生领导的群众运动在北京爆发，继后中国的各大城市都起来响应，一面反对帝国主义在凡尔赛和会上拒绝中国的民族要求，另一方面反对事实上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北京政府。就思想说，这个运动是在《新青年》直接影响之下产生的。这是这份激进刊物所散播的种子，第一次得到丰收。同时也是它的第一个考验。它被真正放进群众斗争中去了。在事变冲击之下，《新青年》的领袖们早已开始有了分化，现在便加速并完成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向左走，投入革命的活动，而胡适和许多其它的人都退却，于“退入书斋”的掩饰下，一步步地转向右边。

因为陈独秀是主要的鼓动者和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成了镇压的最大目标。他于六月被捕，在牢里关了三个月。被释之后，他便永远离开了北京大学，从那时起全心全意地致力于革命斗争。也自那时起，陈独秀开始批判他在早些时候无分轩轾，一律当作进步的与新的而加以接受的各种思想。最后，我在上面提过，大致于一九二〇年九月，他公开宣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他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不久，便开始准备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其初，于一九二〇年八月，他在上海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继后在全国各大城市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次年，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会议举行于上海。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一九二二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代表大会，都连续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以此职位，他领导了一九二五——二七的中国革命。

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像某些史家所称：是一出“悲剧”。它终结于悲惨的失败。陈独秀于此悲剧中扮演了甚么角色？于此问题有各种不同和相反的解答。在官方，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官式文件中，陈独秀被称为机会主义者，斥他为不胜任的领袖。并且说他的错误政策把革命领导到可耻的失败。因此革命失败主要（倘不是全部）责任应该推到陈独秀的头上。另方面，许多革命的参加者以及某些客观的有良心的史家，他们的意见是：陈独秀的错误在于他太忠实于共产国际所给的指令，而共产国际却是为斯大林和布哈林所控制的。因而在他们的意见中，陈独秀仅是一个替罪的羔羊，斯大林才是应负失败大责的人。于此问题我不多谈，只表明我本人是同意后一见解的。我希望你们参考陈独秀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所发的《告全党同志书》，那里他于这一问题给了详细的说明。

中共的中委会八七（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紧急会议撤除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继任者是瞿秋白，他奉莫斯科的直接命令将党转入冒险主义路线，这路线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暴动达到了顶峰。陈独秀解职后写给中委会许多信，提出反对盲目主义冒险的警告，并要求于党的政策来一次紧急的检讨。中委会拒绝他的要求，不理他的警告。一九二八年秋国民党企图收回中东路，引起了中苏之间的武装冲突，中共中央号召“武装保卫苏联”。陈独秀以为这样的一个口号既行不通且犯冒险主义。因此他又给中委会写了几封信，提出些较实际的口号。就因了这，陈独秀为中共的新领导层（当家人李立三）所痛责直到一九二九年夏，陈独秀才有机会接触到俄国反对派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件，这些文件是由留学莫斯科的变成托派的中国共产党员带回来的。这之前他从未知道苏共两派之间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真正区别。这些文件好像对陈独秀展开了一个新天地。多少年来，许多苦恼着他的疑虑一下子消除了。根据他自己的经历，不消长时间便能断定在大争论中托派是正确的，因而他决定接受俄国反对派的立场。跟着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委会：要求中国革命问题应当在党内，也在共产国际内举行彻底讨论。中共中央非但不答应他的要求，而且简单地开除他的党籍。作为抗议，陈独秀发出了他的《公开信》。并提出一个集体文件，叫做《我们的政治意见》，由八十一个老党员签名。所有这些签名者当然都被开除出党。又过了两个月，一九三〇年二月，斯大林做了一次“争取陈独秀返党”的企图，邀请他去莫斯科。陈独秀当然不接受这个“邀请”。从此他和九年前他所创立的党断绝了一切关系。

陈独秀把他的追随者组织在左派反对派的小组内，叫做“无产者”，出版了一张同名的刊物。一九三一年五月，和其它三个左派反对派的小组织统一成为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中国支部，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他以中国托派的领袖名义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直到他于一九三二年十月被逮捕。他被解南京军事法庭受审，有被判死刑的危险，但他表现出一个十足的革命领袖的气概。在他的答辩词内他公开指责国民党白色恐怖和军事独裁。他的被捕和受审激起了全国要求释放他的运动，正是群众这种对陈独秀所表示的道义支持，使他终于免受死刑，而判了十三年的徒刑。

陈独秀在狱时期：由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中日爆发战争后不久，他与其它许多政治犯都获得释放。但是他仍被严格监视，使他无法从事革命活动。他在武汉住了一个短时期，被迫迁到四川省近重庆的江津小县去。过去监狱生活加重了他的心脏病和静脉炎，陈独秀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七日逝世，享年六十四岁。

陈独秀的晚年是在极端贫苦、孤寂、与疾病中度过的。可是无论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却都并没有停止对他的迫害。中共在王明（斯大林的个人代表）的指导下于一九三八年夏季之后，发动了对陈独秀恶毒的造谣污蔑运动。他们诬告陈独秀“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而国民党则禁止他在言论方面的活动。因此，在此一艰苦时期，陈独秀所能做的和已做的只是和几个老朋友在通信上交换意见。中共（虽然在第二次大战中他们自己是“保卫”立场）以及陈独秀某几个过去的同志，则从另一方面指斥他“晚节不全”。

陈独秀的思想和他在第二次大战以前的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民主问题上，特别在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上，他的新观点远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由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都是错误的。（编者按）但我却以为；这些混乱的，有时自相矛盾的观点，不管他们是怎样错误，仍不能被夸张到这个地步，即不能说他自己与之战斗了二十几年的资本主义和思想（有意或无意地）完全和解了。但是我不愿在这儿分析和批评陈独秀的新意见。我现在仅想谈一点关于陈独秀何以晚年转回了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的老意见的主要理由。我以为这不是陈独秀的特殊问题，而是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内的知识分子思想演变的一般问题。你们知道老中国的闭关自守为大炮和战舰所攻破，中国的现代化是为外来的压力所促成的。那不是由中国社会内部发展而渐次演变的结果。这样的发展不可免地要跳跃而进。它采取了所谓“配合发展”的方式，其中前进的过程是非常集中和缩短了的。相反，先进国从启蒙运动的年代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经过几百年（如英法）。不够先进的国家（如俄国）也经过了八、九十年。但在落后的中国却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实现在一个人的身上。

现代中国思想的跃进清晰地反映在陈独秀身上。陈独秀一身结合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我这么来讲，并非说陈独秀在各方面都达到了这些俄国伟大人物的高度。我真正的意思是：上述各位俄国的伟大思想家代表了俄国进步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由十九世纪约三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个人主义的觉醒到为社会主义集体的斗争，却以极短暂的形式前后相接地显现在陈独秀几十年的生命里。由他的身上我们确实找到了“配合发展律”的最好例证。

中国“配合发展”所造成的此一特点，让我们在陈独秀身上不仅看到他的长处和强处而且看到他的短处和弱点。它使我们了解他为何和如何能够迅速不断地完成这些勇敢的冲锋和跃进。同时他也揭示给我们为何陈独秀思想前进的各阶段，没有一处像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那样彻底深入过。像我们前面所简述的：陈独秀十来岁时是个“左派儒家”，二十岁后醉心于西方民主思想，三十岁后公开批评攻击孔子思想，四十一岁时终于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极短时期内，一个思想体系迅速地超越代替了另一个思想体系，那末这个人的思想不可避免要保留旧思想的残滓，或者混合到新思想的质素里。此外，当一个人过了四十岁接受了新思想体系，一般来说，不可能渗透到所谓“灵魂深处”。

考虑了这些情况，我以为，陈独秀晚年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他思想生活的“初恋”，即回到了“纯”民主去，是十分可以理解的。

当然还有其它因素使陈独秀在民主问题上的见解离开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是苏联斯大林政治的可怕的堕落。我们知道，莫斯科审判第一次使陈独秀重新考虑列宁主义者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

最后，我想简略地给陈独秀做一个总的评价。照我看来，陈独秀这个人，虽然政治上是失败的，理论上有局限，但是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之一。我说伟大的革命家，不单因为陈独秀在现代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曾担负过领导的任务，也因为他的可贵的人格：他毫不犹豫地抛弃高尚的职位，去干不安定与艰苦的革命战士生活；他很英雄地咽下了破家丧子之痛（两个儿子于一九二七、二八年分别被国民党所杀害），而从未悔恨过；他于监牢和死刑之前，从不低头认罪；最后，在他的晚年，在异常的贫困和严重的疾病中，他却拒绝接受国民党通过他一个老朋友所供给的一大笔金钱。所有这些，表现了陈独秀革命家的气质。世界托派运动的正式机关报（陈独秀从未正式宣布退出这个运动）曾经在一篇社论中赞扬陈独秀道：“陈独秀将以一个伟大革命者的形象留在人们记忆中”。我认为说得很恰当。陈独秀自己则似愿接受有人赠给他的“终身反对派”的称号——也许这一称号更适于表现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吧。

来源：坐看千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