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钟儿初入平城宫所做的工作，墓志只有一句话：“遂为恭宗景穆皇帝昭仪斛律氏躬所养恤。”恭宗景穆皇帝指太武帝的长子、文成帝的父亲拓跋晃（428—451），他死在太武帝之前，文成帝继位后追尊为景穆皇帝，庙号恭宗。景穆帝没有做过皇帝，他的妻室自然不会有正式的后宫名号，这个昭仪也只能是文成帝时候追尊的。所谓“躬所养恤”，字面的意思是王钟儿得到斛律氏的抚养，其实是说王钟儿服侍昭仪斛律氏。据此，我们知道王钟儿在平城宫最早的工作，就是服侍景穆帝的这位斛律氏昭仪。

景穆帝于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432年2月17日）立为太子，时年五岁。他以太子身份，死在太武帝正平元年六月戊辰（451年7月29日），时年二十四岁。很可能他是死于太武帝的猜忌，无论是南北朝文献还是后世史家议论，都认为他是太武帝秘密处死的。如前所说，太平真君十一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秋，太武帝亲率大军深入河淮，击退宋文帝的“元嘉草草”，进而乘胜追击，年底即饮马长江，上瓜步山南望宋垒，至少表面上大获全胜。但这场持续半年多的战争消耗巨大，北魏的军力和财政都严重受损，这可能加剧了太武帝的不安全感。可能是听到了什么说法，太武帝竟把太子拓跋晃视为威胁，回平城不足三个月就杀了太子。不久太武帝自己为宦官宗爱所杀，时间是正平二年二月甲寅（452年3月11日）。[《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二十九年条:“二月庚申（452年3月17日），虏帅拓跋焘死。”见第107页。比《魏书》所记晚了六天。也许，庚申是这个消息传到建康的时间。《资治通鉴考异》从《魏书》，见《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973页。]

拓跋晃之前，北魏还没有立过太子，自然也谈不上有东宫制度。《北史》说：“魏旧太子后庭未有位号，文成即位，景穆宫人有子者，并号为椒房。”[《北史》卷一七《景穆十二王传上》，第629页。]也就是说，与拓跋早期的可汗后庭一样，没有标示等级的特定名号，“惟以次第为称”[《魏书》卷一三《皇后传》，377页。]。但可以设想，太子（和其他皇子、其他贵族一样）有符合代北拓跋传统婚姻制度的正妻，只是那时太子正妻也没有中原式的“太子妃”之类的名号。南安王拓跋余永平（承平）元年（即太武帝正平二年）十月戊申（452年10月31日），年方十三岁的文成帝被拥立即位时，拥戴他的几个大臣握有大权。他们虽然追尊拓跋晃为皇帝，却没有以同样的规格对待他的正妻，只是把文成帝的生母郁久闾氏追尊为皇后[《魏书》卷一三《皇后传》称郁久闾氏“世祖末年薨”（《北史》卷一三《后妃传上》称“生文成皇帝而薨”，误，《北史》卷二《魏本纪二》校勘记三二已有说），未说明具体时间。同书卷五《高宗纪》记文成帝兴安元年十一月甲申（452年12月6日）“皇妣薨”。可见陆丽等人确立文成帝之时，即遵循“子贵母死”之制杀死了郁久闾氏。]。据前引《北史》，拓跋晃的妻室多人中，凡育有子嗣者都被尊为“椒房”，那么，未生子者大概就得不到位号了。

北魏后宫有椒房之号始自太武帝。《北史·后妃传》：“（道武帝）始立中宫，余妾或称夫人，多少无限，然皆有品次。太武稍增左右昭仪及贵人、椒房等，后庭渐已多矣。”非魏收原文、为后人补缀而成的《魏书·皇后传》，在“椒房”之下还有一个等级“中式”。所谓道武帝“始立中宫”，是指始有汉语的“皇后”之号，此前只有可汗的正妻号（即鲜卑语的“可敦”，《南齐书》写作“可孙”，都是khatun的音译）[潘敦:《可敦、皇后与北魏政治》，《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第82—104页。]。按照太武帝所定的后宫位号，皇后之下依次为左右昭仪、贵人、椒房和中式等，椒房低于昭仪与贵人。文成帝初立时，用事诸臣把文成帝已经死去的生母郁久闾氏尊为皇后，把拓跋晃诸妾中仍然健在且育有子嗣的尊为椒房。应该说明的是，景穆诸椒房各随其子，并不住在宫中。

《魏书》和《北史》所记景穆帝诸椒房中，并没有斛律氏，说明她不在生子者之列。可是昭仪之位仅次于皇后，远高于椒房。无子的斛律氏却拥有昭仪身份，高于景穆诸王的生母，这说明什么呢？潘敦认为昭仪这个名号表明斛律氏可能本来就是拓跋晃的正妻[潘敦:《可敦、皇后与北魏政治》。]。这个推测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根据这种理解，文成帝即位之后，在追尊景穆帝的同时，也给景穆帝的正妻斛律氏上了昭仪号。照说景穆帝被尊为皇帝，他的正妻理应被尊为皇后。然而孝文帝之前的北魏皇后（可敦）都是经过了“手铸金人”的测试程序的，“以成者为吉，不则不得立也”[《北史》卷一三《后妃传》，第486页。]。斛律氏没有机会履行这一测试，因此不得称皇后。尊为仅次于皇后的昭仪，是斛律氏所能得到的最佳待遇了。也许，这也就是斛律氏一直留在宫中的原因。

斛律（也许可以还原为kül/köl/külü/külüg）是中古时期阿尔泰语（Altaic）各人群较为常见的专名，或用作政治名号（主要作为官号用以修饰官称），或用作部落及家族称号（其功能非常接近于汉语社会的家族姓氏）。前者如北魏前期柔然蔼苦盖可汗的本名就是斛律，后者如说某种突厥语（Turkic）的高车各部中就有著名的斛律部。（说明一下：这里强调高车说突厥语族的某一种或某几种语言，是想区别于说古代蒙古语族某一种或某几种语言的柔然与拓跋。）景穆帝的正妻斛律氏，应该是出自高车的斛律部。

《北史·高车传》记道武帝时，高车斛律部酋帅倍侯利为柔然击败后南投拓跋：“倍侯利遂奔魏，赐爵孟都公。侯利质直，勇健过人，奋戈陷阵，有异于众。北方人畏之，婴儿啼者，语曰：‘倍侯利来！’便止。处女歌谣云：‘求良夫，当如倍侯。’其服众如此。善用五十蓍筮吉凶，每中，故得亲幸，赏赐丰厚，命其少子曷堂内侍。及倍侯利卒，道武悼惜，葬以魏礼，谥曰忠壮王。”按照早期拓跋传统，这种主动投奔的会享受“上客”“第一客”或“第一品大酋长”待遇，被当作“附国大人”，或“附国渠帅”，高贵者也会获得与拓跋皇室互为婚姻的资格。《北史》还记高车保持原有的部落形态，未受“离散部落”的影响：“道武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

斛律家一定有多人获得内侍资格，不止是倍侯利的少子曷堂，后来很多代的斛律人物都以禁卫武官的身份出入北魏宫廷。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碑阴题名里有不少斛律氏人物，身份都是“内三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丘县文物局:《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文物》1997年第12期，第70—79页。]。孝文帝吊比干碑碑阴题名有“直阁武卫中臣高车部人斛律虑”[王昶:《金石萃编》卷二七，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影印扫叶山房1921年石印本。]。值得注意的是，孝文帝迁洛之后，虽然斛律氏子弟照旧充任直阁武卫，但他们维持着魏初以来“别为部落”的传统，留在六镇一线的北边，没有南迁洛阳。由于留在北边，斛律氏与其他边镇豪家一样，未能或较少地享受到孝文帝的改革红利，并且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逐渐被边缘化，迁都的时刻一定是这一变化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从历史叙述意义上来说，斛律氏再次从边缘进入中心，要等到六镇人士主导中原政治的东魏、北齐时代。

而在太武帝时期，斛律氏还是宫廷内外非常活跃的“车马客”。太武帝为太子娶斛律家的女儿，是因为斛律氏具备上客和附国渠帅的资格。当然，如果不是王钟儿（慈庆）墓志提到“恭宗景穆皇帝昭仪斛律氏”，我们也无从了解拓跋晃的正妻原来就出自高车斛律部。王钟儿被分配到斛律氏这里效劳，应该在她于献文帝皇兴二年（468）入平城宫之时或稍后。这时去景穆帝之死，已整整十七年。如果斛律氏与景穆帝年岁相仿，那么她大约已经四十来岁，比王钟儿还大差不多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