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钟儿入平城时，北魏皇帝拓跋弘（鲜卑语本名第豆胤[献文帝的鲜卑语本名，不见于《魏书》与《北史》。《宋书》卷九五《索虏传》记献文帝“弘之字第豆胤”，见《宋书》第2583页。第豆胤语源不详，可能与东北的一个部族名“地豆于”是同一个名号。]，庙号显祖，谥号献文）年方十五，军国大权全在皇太后冯氏手里。文成帝死于和平六年五月癸卯（465年6月20日），十二岁的献文帝次日继位，文成帝皇后冯氏被尊为皇太后。不过朝政实际控制在权臣乙浑之手，他大肆诛杀权争对手，自任丞相，“位居诸王上”，一时威风无二。但半年多后，在一部分禁军将领的支持下，冯太后发动政变，杀掉了乙浑[乙浑《魏书》无传，当然是因为他在被冯太后发动政变推翻以后成了被否定的历史人物，不过乙弗家族自太武帝以来世尚公主，十分显赫，乙浑本人也是文成帝时期最重要的大臣之一。文成帝南巡碑碑阴题名中排名仅次于步六孤伊□（所缺的字很可能是利/丽，此人即《魏书》中的陆丽）的“侍中、特进、车骑大将军、太子太保、尚书、太原王一弗步□□”就是乙浑，可见他的鲜卑语本名应该是乙弗步六浑。]，以母后之尊控驭皇权。之后差不多三年间，平城宫相对安定。王钟儿入宫前一年，孝文帝出生（467年10月13日）；王钟儿入宫后一年，孝文帝立为皇太子（469年6月27日）。这些都是平城乃至全国的头等大事，王钟儿至少是听说过的。
在这两件大事之间，还有一件对朝廷来说更重要的事：大概在王钟儿入宫那一年，因为献文帝年满十五岁了，“临朝听政”的冯太后不得不终止听政，让献文帝自己履行皇帝职责。不过冯太后是有长远安排的。此前一年，孝文帝一出生，冯太后就把他从生母李夫人怀中夺走，接到自己宫里养起来。《北史·后妃传》：“及孝文生，太后躬亲抚养。”孝文帝两岁半时取了大名“宏”，一个月后立为皇太子。立皇太子之前，孝文帝的生母李氏被杀，当然是执行“子贵母死”的旧制，只是冯太后有更现实的动力来利用这一制度。此后，冯太后在世的二十多年间，没有人敢跟孝文帝提到他的生母，孝文帝自己大概也不敢问，所以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母姓甚名谁。故《北史》云：“迄后之崩，孝文不知所生。”
文成帝死时，冯后年仅二十四岁。据《北史·后妃传》，她有刚烈过人的一面。按照拓跋传统葬仪，人死三天后，亲属要把死者生前使用过的衣履用具聚起来焚烧一尽，即《北史》所说的“御服器物一以烧焚，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这时冯后“悲叫自投火，左右救之，良久乃苏”。内外百官都亲眼目睹了冯后这一惊人之举，这一定为她赢得了长久的资本，半年后一批禁军将领敢于参与她策划的诛杀乙浑的政变，至少部分原因，恐怕也在于佩服她的果毅决烈。
冯太后毕竟还是一个年轻妇人，在掌握绝对权力之后，没有人可以阻止她追求个人幸福。大概掌权后不久，她就和朝臣中的赵郡李弈建立了特殊关系。李弈的父兄都是北魏名重一时的人物：父李顺在太武帝朝先受重用后失宠被杀，兄李敷特受文成帝器重。《魏书》记李敷“性谦恭，加有文学，高宗宠遇之”，“典掌要切”。据《魏书》，李弈本人“美容貌，有才艺”，很早就担任过重要职务，官至散骑常侍、宿卫监、都官尚书，这些职务似乎是为了便于他在宫里活动。大概和李敷一样，李弈青少年时代就在平城读书（中书学生）、给侍（担任中散，或称内小）。冯太后临朝听政，李敷更受“见待”，加官晋爵，“朝政大议，事无不关”。正是在这个条件下，在北魏接受薛安都、常珍奇等人降附一事上，他才能发挥关键作用。太武帝晚年虽后悔杀了李顺，却没有给他平反，直到冯太后听政时，始予平反追赠，当然是因为爱屋及乌。《魏书》说李顺得显祖追赠是因“顺子敷等贵宠”，其实恐怕连李敷自己被器重，很大程度上也是沾了弟弟李弈的光。
和十多年后冯太后不怎么隐瞒与多位宠臣的关系一样，她与李弈的私情似乎是公开的秘密。这一关系可以伤害到的人不会很多，不过其中一定有刚刚掌权的献文帝拓跋弘。无论这个十五六岁的皇帝出于何种动机，他都把除掉李弈兄弟当成了一个重要目标。皇帝要做什么，当然会有足够多的人主动出力。阴谋与背叛再次成为故事的必要情节。李敷的好朋友李䜣因在相州刺史任上“受纳民财及商胡珍宝”，被人告发。担任南部尚书和中书监的李敷与李䜣是当年读中书学的同窗好友，“少长相好，每左右之”，总是偏袒保护他，这次也把告发文书压住不往上报。不过皇帝已经决定拿李䜣当突破口，所以下令“槛车征䜣，拷劾抵罪”。正当李䜣走投无路时，有官员及时出来给他出主意，让他告发李敷兄弟以自保。李䜣“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就算他愿意出卖朋友，好像也说不出什么罪状。跟安排好的一样，这时李䜣的女婿出主意，找到李敷的一个仇人，由那个人提供“事状”。
《魏书》说“李䜣列其隐罪二十余条”，所谓隐罪，都是难于证实的，如朋友间私下的言语等。对献文帝来说，要除掉冯太后必定大力保护的李敷兄弟，单单李䜣的一面之词似乎还不够。于是，另一个检举人也及时出现了，这就是李敷的同乡范标。范标告发的内容恰好足以佐证李䜣，这下子就成了铁案。皇兴四年（470）冬，献文帝受理此案，看到李敷兄弟犯下如此之多的罪行，当然是“大怒”。罪证充分，当庭判决，冯太后鞭长莫及，“诛敷兄弟，削顺位号为庶人”。李氏兄弟三人，李敷、李式、李弈，加上李敷的次子李仲良，李敷从弟李显德，妹夫宋叔珍，都“同时伏法”。李敷的长子李伯和逃窜了一年多，还是被抓住杀掉。
李敷还有个异母弟李冏，“逃避得免”。后来李冏在孝文帝时期官至光禄大夫、守度支尚书，死于太和二十一年（497）。李伯和有个年幼的庶子李孝祖，躲藏起来幸免于难。李敷的妻子崔氏，作为罪犯家属，和王钟儿一样“没入奚官”，在平城宫里做了五六年的宫女，直到献文帝暴死，冯太后重新临朝听政，才得重见天日。《魏书》记崔氏出宫后，把逃窜在外的孙儿李孝祖接来养着，算是凑成一个家。李孝祖长大成人，官至平凉太守。
二十九岁的冯太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爱人举家遭祸，沉痛与仇恨可想而知。她虽不是献文帝的生母，却抚养他十来年，是有一定母子之情的。然而，在献文帝诛杀李敷兄弟之后，十年恩义似乎一朝而尽。
不知道冯太后是怎么做到的，献文帝很快就觉得这个皇帝没法儿再当下去了，在杀李敷兄弟之后不到一年就决定放弃皇位。他先是想到禅位给叔父中最年长的京兆王拓跋子推，大概因为拓跋子推与冯太后只是弟嫂关系，子推即位，冯太后就会失去干预朝政的条件。按拓跋传统，可汗的弟弟按年岁次序是有资格继承汗位的。据《魏书·任城王传》，十八岁的献文帝召集大臣宣布自己的想法，“王公卿士，莫敢先言”，大概是吓坏了。献文帝的叔父任城王拓跋云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理由是“父子相传，其来久矣”，就是指出自道武帝开国以来，兄终弟及的旧制早为父死子继所取代。拓跋云说：“陛下必欲割捐尘务，颐神清旷者，冢副之寄，宜绍宝历。”就是说，即便献文帝自己不想做皇帝了，继立者也只能是皇太子。随后，在诛杀乙浑的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源贺[源贺的鲜卑语本名，《宋书·索虏传》记作“直勤驾头拔”。据我昔年的研究，北魏有直勤称号的都是皇室拓跋氏，源贺来自河西鲜卑的秃发氏，入魏后被太武帝赐姓拓跋，后在孝文帝改革后改为源氏。驾头拔之驾应是贺字之讹。因此冯太后时代的源贺应该姓拓跋，名贺头拔。见罗新《北魏直勤考》，收入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有关源贺的讨论见第85页。]、元丕[元丕这一姓、名，都来自孝文帝改革以后，他在冯太后时代当然是姓拓跋的，而他的名字也见于文成帝南巡碑碑阴题名，即“兴平侯、直勤渴侯”，渴侯就是他的鲜卑语本名。]等纷纷附和。献文帝见此路不通，干脆禅位于五岁的皇太子，总之是不做皇帝了，当然仍以太上皇帝的名义掌握朝政。孝文帝即位后，冯太后在名分上升了级，被尊为太皇太后，理论上也就离朝政更远了一些。
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知道这一变化是否在制度上为献文帝争取到了某种自由空间，使他可以避开与冯太后的日常冲突。不过即使他争取到了某种空间，却未能争取到时间。不到五年，献文帝暴崩于平城宫永安殿，时在476年7月20日。南北史书都说是冯太后下的手，《资治通鉴》综合各种史料后概括为：“魏冯太后内行不正，以李弈之死怨显祖，密行鸩毒。”冯太后为李弈报仇，何以隐忍五六年之久？要知道献文帝每在位一天，都可能改变力量对比。有一条史料显示，可能是一件小事打破了母子间的某种平衡，促使矛盾激化，形势迅速发展。冯太后被迫抢先动手，杀害了献文帝。
据《魏书·李䜣传》，献文帝既杀李敷兄弟，贵宠李䜣，“参决军国大议，兼典选举，权倾内外，百僚莫不曲节以事之”。李䜣是李敷兄弟遇难的举告之首，他越是过得好，冯太后越是积怒难抑。于是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治安事件，有所谓“群奸”攻入李䜣宗人家宅，大肆烧杀了一番，表面上看，只是一伙犯罪分子的偶然行暴。不过献文帝不这么看，他为此专门下诏，指出“自往年以来，群奸不息，劫䜣宗人李英等四家，焚烧舍宅，伤害良善”。献文帝确定这不是一般的治安刑事案件，所以在诏书里厉声斥道：“此而可忍，孰不可恕！有司可明加购募，必令擒殄。”似乎是为了加强这一事件的政治性，诏书先对李䜣大大地表彰一番，说他“实国家之桢干，当今之老成也……利上之事，知无不为，赏罚所加，不避疏戚，虽孝子之思慈母，鹰鹯之逐鸟雀，何以方之”。
冯太后与这个案件是否有关，恐怕永远也搞不清楚了。不过很显然，当时不少人起了疑心，所以献文帝要大张旗鼓地谴责，勒令有司彻查，声势浩大，“必令擒殄”。如果此案背后的确有冯太后的影子，那么可以想见，案破之日，就是太后势力大受摧折之时。而献文帝诏书中“孝子之思慈母”一句，似乎别有暗示。献文帝的生母李氏和王钟儿一样是刘宋臣民，在“元嘉草草”那一年的宋魏战争中，被永昌王拓跋仁掳掠至魏。后拓跋仁被诛，李氏“与其家人送平城宫”，成为宫女。文成帝在平城宫的白楼上偶然望见，觉得这个宫女美，“后得幸于斋库中，遂有娠”，就生下了献文帝。献文帝长大之后当然会理解自己的生母死于子贵母死之制，而且执行者是常太后，但与冯太后嫌隙渐重时，他也会把这笔账算在冯太后身上。
而且，这句“孝子之思慈母”不只是说献文帝自己，可能把孝文帝也卷了进来。孝文帝的生母思皇后李氏出自贵族家庭，“以选入东宫”，是献文帝为太子时由父亲文成帝安排的。思皇后死于孝文帝被立为太子之前，孝文帝对生母一无所知，因为冯太后把有关信息完全屏蔽了。当冯太后控制了孝文帝的抚养和教育时，献文帝对此是无可奈何的，但他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特别抬举孝文帝的外祖父李惠，使他官高位显。这当然也引起了冯太后的警惕，长此下去，冯太后抚养孝文帝、屏蔽思皇后信息的努力岂不成了一场徒劳？故史书称：“（李）惠素为文明太后所忌。”李䜣与李惠两人，成了冯太后的眼中钉。
可以说，冯太后感受到了献文帝散发出的越来越大的威胁。到李䜣家族宅舍受到攻击，献文帝决心一查到底，大有不惜摊牌之势。这时冯太后意识到平衡已经打破，于是抢先下手，“密行鸩毒”[献文帝死于冯太后之手，诸史并无异议，唯关于杀害细节，似有不同说法。《魏书》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云:“是时，献文不悟，至六月暴崩，实有鸩毒之祸焉。”见第2634页。《魏书》和《北史》都强调冯太后是用下毒的办法杀害献文帝的。然而《资治通鉴考异》引唐人元行冲《后魏国典》云:“太后伏壮士于禁中，太上入谒，遂崩。”《考异》没有接受元行冲的说法，因为“事若如此，安得不彰，而中外恬然不以为怪，又孝文终不之知!”见《资治通鉴》卷一三四宋后废帝元徽四年，第4187页。]。二十三岁的献文帝暴崩，冯太后再次临朝听政。重掌大权之后，她当然要除掉李䜣与李惠，但似乎相当耐心，超过了献文帝当初除掉李敷兄弟时：第一步，给他们加官晋爵；第二步，派到外镇大州当刺史；第三步，让人检举他们密谋南叛。有意思的是，诬告李䜣的，正是当年参与诬告李敷、后来深得李䜣器重的范标，这恐怕也是冯太后为了深度复仇而特意安排的。李䜣、李惠两家蒙受祸难的惨烈，跟当年李敷兄弟完全一样。《魏书·李䜣传》说“（李）䜣以夙故猜嫌，而婴合门之戮”。《北史·外戚传》说“（李）惠本无衅，故天下冤惜焉”。《北史·后妃传》特别强调：“至如李䜣、李惠之徒，猜嫌覆灭者十余家，死者数百人，率多枉滥，天下冤之。”殊不知，冯太后下如此辣手，并非一时兴起，实是隐忍了好多年。
王钟儿所在的平城宫，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太平、实则沟壑纵横的地方。如果她一直服侍斛律氏这样无关紧要的主子，那倒也没有什么，可是，不知因为什么（或许是斛律氏死了），王钟儿有了新的工作，命运以奇妙的方式把她卷进了旋涡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