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的提出，酝酿已久。一九五0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五月五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戏曲界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它的直接对象是对史学研究而言。这里有一个背景。中国两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主张不同。范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自西周。郭则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两种主张都各有赞成者，争论很大。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⑤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就是“百家争鸣”为什么是从历史问题上而不是从别的方面首先提出的原因。⑥
以后，“百家争鸣”成为整个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谈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科学工作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⑦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给苏共有关方面。毛泽东二月十九日就这个材料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⑧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所表明的态度，对中共中央作出双百方针这一决策，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同时，苏联方面在学术界和文艺界揭露出来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启示，促使人们从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中解放出来。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旬，毛泽东看到一份材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最近一次谈话纪要。哈格尔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界很有权威的魏尔啸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学派。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他还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
毛泽东自然联想到中国，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在四月十八日批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⑨
毛泽东还要中宣部专门研究一下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很落后。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中国从苏联聘请了一大批专家顾问，翻译了许多苏联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中国的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掀起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热潮，并选送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赴苏联留学。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因此带来了照搬照抄苏联的教条主义问题。
有一位中国科学家，在苏联学习米丘林学派的遗传学。米丘林学派在苏联被尊为权威，不容许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发展。那位科学家受了苏联的影响，回国后就贬斥摩尔根学派，说它是唯心主义的。实际上，摩尔根学派分裂细胞核，找出核糖核酸，对遗传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在医学界，有的人了解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便主张要改造中国医学，并提出一个荒唐的论点：“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
这种在自然科学的不同学派中贴“标签”、“戴帽子”的做法，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正常发展。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讲话中间，陆定一在二十七日发言中，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他从中国生物学家胡先骕的一篇文章讲起。他说：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陆说：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毛问：胡先骕那个文章对不对？陆说：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还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但他说李森科可以吃得开是有政治势力支持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是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毛说：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陆说：不是，没有给。毛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继续发言。在讲到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时说：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这是根本错误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在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
陆定一又讲到文艺问题。他说：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毛泽东说：“《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周恩来插话：“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陆说：“我看过，很好。”毛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⑩
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页。
②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18日。
③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0日。
④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4页。
⑤当时毛泽东比较赞成郭沫若的主张。他对陈伯达说：郭老有实物根据，他掌握那么多甲骨文。
⑥见刘大年《“百家争鸣”方针侧闻记》。见《党的文献》1986年第4期。
⑦《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843页。
⑧毛泽东对中宣部报告的批语，手稿，1956年2月19日。
⑨毛泽东给张际春的批示，手稿，1956年4月18日。
⑩陆定一发言，毛泽东等人插话，引自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6年4月27日。并参见《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494-497页。
也许是一种巧合，正当中共中央酝酿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冒出一个昆曲《十五贯》。《十五贯》轰动了北京城，轰动了全国，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毛泽东看了两次。一次，四月十七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另一次，四月二十五日在中直俱乐部。一出改编古装戏，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不是没有原因的。正像周恩来所说：“《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①昆曲《十五贯》宛如一朵绚丽夺目的鲜花，它的盛开，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方针增添了光彩，证明了这一方针的生命活力。
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陈伯达在发言中也讲到文化、科学问题。他说：昨天定一同志说得很多。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这点本钱，还是提出“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号召，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后来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即是说，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②
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在作总结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③
五月二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④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⑤
“现在春天来了嘛”，的确，双百方针一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位亲历者，中国生物学家谈家桢，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使他激动不已。他说：“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也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不久。这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意在贯彻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两次会议，我都出席了。对‘双百’方针，我抱着积极拥护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双百’方针本身意味着在学术和艺术创作等问题上，鼓励人们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流派同时存在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从根本意义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联系我本人和我所从事的遗传学事业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实是对当时正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支持。建国以后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前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⑥
双百方针的提出，犹如一面镜子。它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它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它更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种信心。双百方针的主旨同《论十大关系》完全一样，就是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那么，双百方针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文化方面提出的新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部门汇报，着力研究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同时，十分关注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这一过程中，又引发出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思考。
苏共二十大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大都派了代表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也派出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以及新任驻苏大使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
大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会上，第一个出来点名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是米高扬。苏共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在发言中，也程度不同地表示反对个人崇拜。
二月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随后，在苏联内部逐级传达。报告集中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的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处置，以及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态度等。这些揭露和批判，触及了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但是，这些揭露和批判，过分追究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对斯大林这样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人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通报。中共代表团也是在事后才得到苏联方面的通报。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在西方国家公开披露出来。六月四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
美国等西方国家抓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把柄，在全世界掀起一个反苏反共的潮流。国际共运内部因为这个报告引起极大混乱，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批共产党员退党。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英国的共产党总书记高兰，在事后的一番话很能反映当时的一些情景。他说：“斯大林问题发生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们认为，苏联同志把斯大林问题处理得很坏很坏。这本来就是个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但是处理的结果又造成了最大限度的困难。我们党内的各种修正主义思想都发泄出来，其中有一种思想认为我们党没有前途。我们多数党员是坚定的，但是我们丧失了七千党员。”⑦
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的。在他逝世不久，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的评价就开始发生变化。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看到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在一个月以前报送中央的一份材料，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这份材料指出：一年来，苏联宣传中对于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在去年四月已有些端倪，到去年七月后便已十分明显。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过去对于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一些，有些个人崇拜的偏向。为了纠正这个偏向，目前对于苏联在各方面的成就，多强调群众的功绩，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包括有列宁其他学生在内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斯大林个人的功绩则很少提到，并且更不单独叙述。二是对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的评价。过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提得比列宁还多些。那时对斯大林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功绩有些过分强调，因此现在也有所纠正，而特别强调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列宁创造了列宁主义，斯大林则是把列宁的许多原理具体化。斯大林对于马列主义学说的发展，不能构成一个新阶段。
对于苏共批评斯大林，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那样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出乎他的意料，对“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⑧，很不赞成。
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于三月三日下午一时半回到北京。下午四时半，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谭震林开会，由邓小平作关于参加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
三月十二日晚八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会后，毛泽东又留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继续商谈到凌晨二时。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⑨。第一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的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由于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说它揭了盖子，就是讲，这个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它捅了漏子，就是讲，赫鲁晓夫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⑩
从三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毛泽东在继续听经济部门汇报的同时，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到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上，或召集会议，或进行个别谈话，讨论和研究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
三月十八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开会，分析研究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①《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54、155页。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6年4月28日。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55页。
④指1956年4月25日至28日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⑤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7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5月2日。
⑥谈家桢：《我期盼着中国的腾飞》。见1998年9月22日《文汇报》第8版。
⑦这段话是英共总书记高兰同英共主席波立特1957年11月9日在莫斯科同毛泽东会见时说的。
⑧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9年6月版，第42页。
⑨指1956年2月19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和同年2月28日发表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两篇社论。
⑩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页。
三月十九日，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三月二十三日，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及中国共产党的对策问题。
这些会议和个别谈话没有留下文字材料。从吴冷西的回忆中，可以了解会议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毛泽东讲的主要内容。
会上，刘少奇对斯大林的主要错误作了系统的发言，周恩来就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讲了话，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王稼祥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内在矛盾。
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讲了四点意见：
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至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历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也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了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①
毛泽东提议发表一篇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文章，公开表明中共中央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与会者一致赞成。
毛泽东说：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采取发表文章的办法，因为发表声明或作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也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事态仍在发展之中。
毛泽东还谈了他对这篇文章的一些设想：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要加以分析，既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们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们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们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②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毛泽东要求在一周之内写出文章的初稿。
这篇文章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初稿于三月二十九日写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陈伯达邀集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吴冷西讨论了两次。再作修改后，四月一日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
四月一日晚十时五十分，毛泽东约陈伯达商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至二日凌晨二时。二日四时，毛泽东就印发和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致信刘少奇、邓小平：“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③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原准备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四月四日毛泽东再次修改时，改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并在标题下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四月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当天晚上，毛泽东又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一起讨论修改。四月四日中午，毛泽东再次召集会议，讨论修改。参加会议的，除上述七人，还有田家英和吴冷西等。
从四月一日到四日，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现在保存下来的经毛泽东修改的过程稿，就有七次之多。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斯大林，长时期以来，在许多人心目中，一向是一个伟大而崇高的形象。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来说，历来是一个人们向往的地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出来，怎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为什么会犯那么大的错误？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一系列问题摆到一切信仰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们面前。他们十分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正确而有说服力的回答。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高度，回答了这些问题。而正确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实事求是地对待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重大失误，正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核心内容，也是毛泽东修改此文下功夫最多的地方。
提起斯大林，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民主革命时期，造成损失最大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其根源正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又不让中国共产党反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中国革命胜利了，毛泽东又被怀疑为“半个铁托”。毛泽东曾多次坦诚地剖白过自己那种不高兴的心情。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毛泽东完全抛开个人感情，从国际共运的大局出发，表明了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严肃态度。正如他所说：“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④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功过评价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文章在评述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毛泽东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文章对斯大林错误所作的分析，有许多深刻而中肯的话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他写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又说：“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际相割裂。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⑤
纵观斯大林的是非功过，究竟应当怎样正确地、全面地评价这位在正反两方面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呢？毛泽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末尾写了很长一段话，作了科学的回答。他写道：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⑥
在指出缺点和错误难以避免的同时，毛泽东又强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⑦
从斯大林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应当吸取什么教训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要在中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防止发生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说：“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⑧
又说：“毫无疑义，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⑨
文章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用制度来保证集体领导的实施和防止个人崇拜的出现。这一段话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他说：“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⑩可惜后来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并付诸实践，重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
①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5-7页。
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7页。
③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6年4月2日。
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⑤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9、90页。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8、239页。
⑦同上书，第227、228页。
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0页。
⑨同上书，第233页。
⑩同上书，第234页。
必须继续反对教条主义，发扬独立思考和创造的精神，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斯大林问题得到的又一个教训。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若干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①
毛泽东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引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破除了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差异没有矛盾的传统观念，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批评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矛盾的观点，指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个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②这些思想，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泽东的多次讲话里，特别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经过反复修改，日臻完善。这篇文章高屋建瓴，分析透辟，不是把斯大林问题作为一个偶然的、个别的现象来看待，而是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样的高度来分析，来认识；不是追究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而是把斯大林的错误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全面公正地评价其功过是非。正由于有这样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态度，苏共二十大在斯大林问题上引起的国际风波，不但没有干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反而进一步推动了他的思想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毛泽东是很满意的，在四月四日最后一次讨论修改稿的会议上，说了一番意义深远的话。他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③
“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像过去那样迷信了”，这些，也正是贯穿在《论十大关系》中的基本精神。毛泽东在指导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过程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被吸收到了《论十大关系》之中。《论十大关系》从总结中国建设经验（以苏联为鉴戒）方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则从总结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方面，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的准备。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5页。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2页。
③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9、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