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正式决定，乘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到汉口，在那里召开华东和中南各省市委书记会议。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省委书记同他一道去。同时还告田家英通知吴冷西一同游三峡，到武汉。，毛泽东决定取道长江三峡，也想对长江上游做一点实地考察。一九五三年初，他曾经由武汉出发，乘军舰考察过长江中下游，直到南京登岸。就是在那次视察中，他向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谈了综合治理长江的远景设想，首次提出要搞三峡工程。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他又听取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对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方面意见都作了认真考虑。在成都会议期间，他认真审阅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稿。意见稿在论述兴建三峡工程之必要与可能时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毛泽东在这后面加了一句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修三峡水利工程，是毛泽东的夙愿，他是多么希望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色，使三峡工程为民造福!他认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对待这个特大水利工程的上马，他慎重地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又认为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水利水电工程之一。从一九五七年算起，经过了四十多年的考察和反复论证，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的条件下，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长江三峡，闻名遐迩。它既秀丽多姿，又奇拔险峻，时而驯服温顺，时而变幻莫测，集险、奇、美于一身，令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为之倾倒。著名的李白诗《早发白帝城》，就是描写三峡奇景的名篇，为毛泽东所赞赏，在成都会议上把它印发了。后来他还手书过此诗。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成都，次日凌晨一时五十分到达重庆。二十八日上午参观了重庆钢铁厂，下午参观了二九六工厂。二十九日清晨上船，六时十五分开船。在船上，先后与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话。
关于毛泽东乘船过三峡的情况，当时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里有几段记载：
“我们乘坐的是江峡号轮船，柯老、井泉和我与主席住在头等舱。”
“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现在未睡，想晚上睡觉，以便白天看三峡。看来主席的精神很愉快。”
“三月三十日船过三峡，主席、柯庆施、李井泉和我与船长、见习船长闲谈。主席问船长，三峡这一段开船是不是最危险。船长说，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险是很少的。主席说，如果让我开船，我就喜欢走这险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思。”①（①王任重日记，1958年3月29日、30日。）
过了三十多年以后，也是当年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吴冷西。对这一段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回忆：
“‘江峡轮’二十九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但闻隐隐涛声。三十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话和传说。毛主席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直至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厅，同田家英和我闲谈。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而泛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命的壮士。”②（②吴冷西《回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6页。）
三月三十一日，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问了一些情况。四月一日晨二时到达武汉。正赶上下雨，天气相当冷。毛泽东到东湖宾馆住下。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1日）
四月一日至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依次听取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关于本省跃进计划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等。这次会议被称为武汉会议。
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汇报中，各省讲了整顿后的新情况和“大跃进”的新形势，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相互攀比，都不甘落后。
四月一日下午，吴芝圃汇报，讲了一年翻一番的根据，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二日下午，曾希圣汇报，讲安徽的水利问题，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三日下午，舒同汇报。讲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说：“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严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五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当天晚上七时半，毛泽东和与会人员一同到武汉老通成餐馆就餐，调剂一下生活，并亲眼看看武汉市民的生活。
四日下午，江渭清汇报，讲了江苏省的一些做法。毛泽东主要讲报纸宣传问题。他说：“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需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强调多快而忽略好省，这是当时报纸宣传中的一种偏向。毛泽东发现了，指出来了，但在“大跃进”、追求高指标的空气下面，这些话似乎效力不大。
五日下午，周小舟汇报，讲了湖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现在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八日下午，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叶飞在汇报中着重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①（①以上根据《毛主席插话摘要》，1958年4月1—9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4月2日、8日。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2日、12日。）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思路，基本上是沿着成都会议的思路下来的，在鼓劲(这是主要的)的同时，继续提醒省委书记们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要压缩空气。毛泽东喜欢高速度发展，但对于当时各地提出的那些太不着边的高指标，他是不信的或者半信半疑，还不时泼一点儿冷水。
在四月六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他作了如下的基本估计：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含义，同八大决议中所说的基本胜利的含义是不同的。毛泽东认为，八大那个时候只是在经济战线上(即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而现在的基本胜利则是包括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只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
毛泽东在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在全力抓经济、抓建设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阶级斗争。
武汉会议九日结束。十二日，毛泽东乘专机飞抵长沙。当天晚上，又在长沙李合记饭馆吃湖南菜。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是愉快的。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乘专机由长沙到广州。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业已临近，毛泽东准备集中精力抓一下会议的准备工作，同时再讨论一下经济问题，主要是工业问题。
到广州的第三天，毛泽东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
此前，三月二十日，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一事迹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短文于六月一日同时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干劲，推向新的高潮。“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些话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文中有一句话：“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句话，原来写的是：“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看了胡乔木的意见，毛泽东作了修改。同时，在写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的信里，解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等的信，手稿，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预计，十年赶英，二十年赶美，而且认为说二十五年已是留了五至七年的余地。但考虑到此文要公开发表，为慎重起见，所以作了这个修改，并且申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新的预计，在三月成都会议上就说出来了。四月二日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又说了一次：“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①(①毛泽东同波兰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4月2日。)
四月二十二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到达广州。晚上，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这个报告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
这时，毛泽东的兴奋点和注意力已集中到他原来过问得比较少、也不很熟悉的工业上来。从四月二十三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的《临时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请你们立即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作成一个表，在五月五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作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四、五、六这三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②(②即前文称的武汉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作了大力安排。”③(③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各同志的信，手稿，1958年4月23日。)
二十五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雷春、薄一波，说：“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的信，手稿，1958年4月25日。)信中所邀的这些人，分别为冶金、化工、铁道、煤炭、石油各部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和水利电力部的三位副部长。与前几次会议不同，这次广州会议的与会者全部是中央各部门负责人。
从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会议连开三天，讨论工业问题。毛泽东每天都下珠江游泳，又开会，又游泳。比如，二十七日这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下午二时四十分，在住地开会。六时十五分上船，继续开会。六时五十分休息，下水游泳。七时十分上船，七时三十分就餐。八时在船上继续开会。十时二十五分回到住地，会议一直开到十二时半。
就在二十七日那天会上，毛泽东对中央两个部提出的十五年赶上美国(比毛泽东刚刚说的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又提前了五年)，表示了这样一个态度：认为“十五年赶美看来不是没有可能”，但同时又说，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的口号还是不提，内部谈。
对于十五年赶上美国，看来毛泽东有些动心，对形势的估计也越来越乐观了。但他又要人们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现在都从正面来讲，十五年赶上美国。从反面来看，这样调动六亿人民的积极性，究竟对不对?资源、资料、设备、协作，能不能办到?设备大的和精密的，能不能解决那么快?赶快了，抽条，但不扎实。科学问题能否赶上去?他特别叮嘱：考虑问题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的灾难，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①(①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插话记录，1958年4月27日。)
又想快，又担心过快了出大乱子，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常常出现的一种矛盾心情。多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跃进”的列车既被推上了加速的轨道，奔驰向前，事实上已很难使它放慢下来了。
五月一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机，经武汉，次日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开会，商量有关召开八大二次会议的问题。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五月五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二)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三)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会议的第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着重说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报告是刘少奇作的，但基本思想是毛泽东的，它充分表达了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主要是南宁会议以来，在历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