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局势一度趋向缓和：各地在进行“整党建党”过程中，陆续建立或恢复了党的组织；长期以来由于派性引起的大规模武斗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令人忧虑的国民经济连续两年严重下滑的状况得到扭转，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幅度下降的工业生产迅速上升。一九六九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当然这样高的增长是带有恢复性质的。
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是相当乐观的。在他心目中，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他在这年三月间在谈到九大文件时已经说过：“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①”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原来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草案中规定“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它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②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他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九大开过后不久，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心是林彪集团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一直演变到生死搏斗的地步。这场生死搏斗，首先在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爆发。
“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在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尽管江青等通过九大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对充满野心的他们来说，便有了一种失落感。江青后来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③但事实上，他们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积累起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同各地造反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仍拥有很大的能量。
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们已经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本：林彪不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而且通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但他们仍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可能。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是密切合作的。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边是野心勃勃的林彪集团，另一边是不甘寂寞的江青一伙，互相倾轧，愈演愈烈。张春桥在一次到机场送外宾时当面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④”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能相容。但毛泽东对这种变化，却没有多少察觉。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已经又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驶往他所熟悉的“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十六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他都住在武昌东湖的梅岭一号。离开的那天，他对湖北负责人曾思玉等说：“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⑤
在武汉期间，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梅岭一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有一次，他针对林彪最先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盛行的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⑥
六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这时，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据当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回忆：
一九六九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一九六八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⑦
对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水利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注意。湖北沿江一些地区因常年遭受洪灾，损失严重。加上省内缺乏煤炭，开发长江水利资源成了当务之急。曾思玉等向毛泽东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问题。当得知湖北省领导还没有去过三峡时，他建议曾思玉可以先去实地考察一下。除了农业、水利问题，他在武汉还过问了焦枝铁路（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建设、江汉油田会战等情况，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
对解放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也一再强调。到武汉前十来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⑧”当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他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⑨”在武汉，他对当地负责人说：“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⑩”六月二十八日，他在湖南对当地负责人说：“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引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⑾”七月八日，他在浙江对当地负责人说：“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浙江工业配置情况、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并谈到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⑿
这时毛泽东关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准备打仗”。
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
②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送审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0月14日。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19日。
④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⑤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⑥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⑦曾思玉：《我的缅怀》。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页。
⑧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记录，1969年5月19日。
⑨毛泽东在听取军委办事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9年5月26日。
⑩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6日。
⑾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8日。
⑿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的谈话记录，1969年7月8日。
这年三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①事件发生后，本来就很不平静的两国边界地区的局势更趋紧张，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也不断地放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与此同时，苏方还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如：大量增加军费，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以往在蒙古没有驻军，这时陆续增加到八个师）；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一系列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地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下令大规模征兵；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频繁侵犯中国领空、领土，制造边境挑衅事件。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甚至提出：“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②另据英、美等西方报刊报道，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③
苏联方面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六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七月十一日，陈毅等老帅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八月下旬，毛泽东先后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西金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④两天以后，周恩来将会谈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报。九月十六日晚，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二十九条），其中第二十二条是他加上的，即：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⑤
十月一日，是国庆二十周年的日子。尽管战争阴云密布，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仍照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接连采取若干行动，回应来自对手的挑战：九月间，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对防止对手发动突然袭击，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新华社在有关报道中说，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的打击”。⑥
九月三十日晚，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至最后胜利。”⑦
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国庆社论和林彪在天安门群众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都将毛泽东添写的国庆口号第二十二条作为结束语。社论还号召全国军民“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作好准备”。⑧
在全世界面前，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两天以后，林彪也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省苏州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
十月十八日（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通过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全军发布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⑨”这个指示，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它很快引起各方面的反应：驻扎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苏军出现频繁调动迹象，台、澎、金、马等岛屿的国民党军队以及驻守太平洋地区的美军，都因此取消了周末休假而进入全面戒备。
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事先竟没有请示军委主席毛泽东，就擅自作出决定，并向全军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每天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作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就在这时，林彪的“第一个号令”传到了。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出强烈反应。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后来回忆：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⑩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作法，确实有很深的用意。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
这以后不到半年时间，林彪又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①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虎林县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入侵者进行还击，保卫祖国领土。3月15日、17日，遭到打击的苏军向驻守珍宝岛的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经过连续激战，最终被中国军民击溃。
②1969年6月3日《人民日报》。
③[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年6月5日。
④周恩来同柯西金会谈记录，1969年9月11日。
⑤毛泽东审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送审稿）》时加写的口号，手稿，1969年9月。
⑥据1969年10月4日新华社报道。
⑦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见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⑨林彪《第一个号令》，1969年10月18日。
⑩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15页。
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三月七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要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第二天晚上，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正式传达。到会的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商定组成工作班子，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仍留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而是派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到会。会上，周恩来特别提醒：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并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可是，林彪却在三月九日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①
三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并报送毛泽东批准。在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要设国家主席。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却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②
在毛泽东已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仍一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表现出意见分歧。
四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③”他在稿中删去的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无用的”和“引起别人反感”因而删去的，几乎全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周恩来立刻将此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见到传阅件的林彪却保持沉默。
过了一个星期，林彪突然打破了沉默。
四月十一日夜，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中央政治局值班人员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④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局成员附和林彪的意见，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会后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接到报告的当天（四月十二日）就明确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