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审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时写下批语：“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②”三月三十日，他又对河北省一位负责人在“批陈整风”会议上所作检查写了批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③
毛泽东的这些话，特别是“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其实是针对林彪以及黄永胜等的表现讲的。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没有放弃对他们的最后希望。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向在那里的林彪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准备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④
在北戴河的两天里，周恩来等连续同林彪谈话。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对最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也表示“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说“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但是，他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⑤
周恩来等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非常不满。他指着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严厉斥责：“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⑥
四月上旬，吴法宪、叶群按照林彪“要求”，分别向毛泽东交上他们重写的检讨，其中不过是重复过去的一些观点，又拼凑一些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没有也不可能触及他们的后台林彪。十一日，对林彪等已不抱多少希望的毛泽东批告周恩来：吴、叶的检讨“我已看过，可以了。”他要求把吴、叶的检讨连同黄、李、邱三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⑦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到会。毛泽东在审阅上报的与会名单时提出，要增加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三人。除陈毅因病住院外，徐向前、聂荣臻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指出黄永胜等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给十九日回京的林彪送去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林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⑧
实际上，林彪对庐山会议以来开展的批陈整风，特别是毛泽东对黄永胜等抓得很紧的批评，越来越怀恨在心，甚至在公开场合明显地表露出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恰逢“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泽东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林彪这一举动，引起在场目击者的议论和猜测。⑨
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料想到在这以前，一份杀气腾腾的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已经由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炮制完成了。
林立果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一九六七年入伍，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后经吴法宪介绍入党。一九六九年十月，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林立果。不久，林立果伙同周宇驰、王飞等人在空军司令部组成“调研小组”，受到林彪的接见。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改称“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代号。一九七一年二月，林立果同在苏州的林彪、叶群密谋后，又到杭州、上海一带活动。同年三月，林彪摆出要“先搞一个计划”，林立果在上海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于三月下旬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起义”的谐音，即武装起义。“五七一工程”的名称为林立果所确定）的草稿。《纪要》定稿后，曾由林立果连同有关政变资料带往并“留在”已到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⑩
①毛泽东在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书面检讨上写的批语，手稿，1971年3月24日。
②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送审稿的批示，手稿，1971年3月15日。
③毛泽东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讨稿的批示，手稿，1971年3月30日。
④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6页。
⑤周恩来等七人在北戴河林彪处谈话记录，1971年3月30－31日。
⑥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6页。
⑦毛泽东就黄永胜等人检讨问题写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71年4月11日。
⑧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⑨杜修贤：《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见《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7－76页。
⑩据李伟信1971年10月13日交代材料。
《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引者注）、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①《纪要》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毛泽东进行种种诋毁和攻击。
根据《纪要》中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同年三、四月间，林立果直接部署了南京、上海、杭州三个据点，并指定人“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在林立果指使下，广州、上海等地还组建了“战斗小分队”、“教导队”，要求队员宣誓“效忠”林彪和林立果，抓紧进行有关特种技能的训练。②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经过研究，决定“加快、提前”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定的政变计划。
这些情况表明，为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林彪等已走上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犯罪道路。
这一年七月初，林彪、叶群离京去北戴河。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这段时间跟林彪有过接触的黄永胜等，也都有这种感觉。③
这时，密切关注情况发展的毛泽东，通过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得知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的两个月里，黄永胜等在总参谋部一直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的真相，扣压不下发他们几个人的检讨，以致连总参二级部的领导干部都不知道黄永胜等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泽东得出结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④
对全国的工作，毛泽东仍按原定部署进行。八月中旬，他提议在“十一”后召开已因庐山会议风波而推迟了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举行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抓紧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八月十五日，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再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经过一年来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他从大量的揭发事实以及种种迹象中，对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的二十多天里，毛泽东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主要领导人谈话。他到处都谈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庐山会议的问题。许多话都讲得很坦率。
八月十六日，他在武汉同湖北、河南的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等说：
“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历五十年来，没有分裂过。”“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马克思、列宁呢？还有恩格斯呢，斯大林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这次谈话后，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⑤
二十一日，汪东兴向他汇报十六日谈话后的讨论情况。毛泽东说：
“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又说：“如果不是他（指林彪。——引者注）交代叫听她（指叶群。——引者注）的，为什么四个人（指黄、吴、李、邱。——引者注）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⑥
二十五日，毛泽东找在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谈话，看到他戴着毛泽东像章，就说：
“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又说：“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已通过的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当主席。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我把天才划掉，我提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连李德生也不发。”⑦
二十七日，他同刘丰谈话，又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⑧
二十八日，他在长沙接见广东、广西的负责人韦国清、丁盛、刘兴元，说：
“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有组织就是瞒着人，搞得中央常委三个人都不知道，也瞒着政治局，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搞了那么长时间。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的，引起了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好的要表扬，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的说‘超天才’（指吴法宪等吹捧林立果的话。——引者注）。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没有好处，其实是害了他。”⑨
三十日，他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开始就说：
“怎么样？你们吹了两天啦，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指批陈整风汇报会。——引者注）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指黄、吴、叶、李、邱。——引者注）的检讨。”“都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啦，作了总结嘛，其实还没有解决。”“这一次比前九次（指中共党史上的九次路线斗争。——引者注）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没有作个人结论。是要保护林副主席。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那一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我说的这些超过九十九人会议总理那个总结的，不过是作个人意见提出来。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不太好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吧？可是一说不行又慌了手脚。起先有那么大的勇敢，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你看才几天嘛。翻来覆去的，说明他们空虚恐慌。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收回呢？”
他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他最后说：
“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只是说现在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想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高级干部应该弄清我和你们吹的这些。”⑩
①《“五七一工程”纪要》，1971年3月22日－24日制订。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1980年11月2日。
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④熊向晖：《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一段往事》。见《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0－33页。
⑤毛泽东同刘丰、刘建勋、王新等的谈话记录，1971年8月16日。
⑥毛泽东听汪东兴汇报后的讲话记录，1971年8月21日。
⑦毛泽东同华国锋的谈话记录，1971年8月25日。
⑧毛泽东同刘丰谈话记录，1971年8月27日。
⑨毛泽东同韦国清、丁盛、刘兴元等的谈话记录，1971年8月28日。
⑩毛泽东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的谈话记录，1971年8月30日。
八月三十一日，他在江西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谈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谈了他在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特别讲到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的说法是不对的，也讲到南京军区等的工作。
九月三日，他在杭州对浙江省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说：
“那个简报，影响最多，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不拿出来说，大概总认为他们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我看他们是恐惧。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最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①
一星期后，他又对这三个人说：
“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他又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②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除了他指定的传达范围以及要汪东兴专送在北京的周恩来以外，对其他人一概严格保密。林彪、叶群等便千方百计地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和谈话内容。
南巡途中，毛泽东还敏锐地觉察出一些不正常的可疑迹象。
毛泽东到南昌时，听取江西省负责人的汇报，引起他注意的主要有三点：一、这年七月周宇驰曾两次秘密来江西活动；二、庐山会议期间叶群确有“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说法；三、林彪之女林立衡关于“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警告。据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张耀祠回忆，听了这些反映后，毛泽东“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③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又陆续得知有关叶群、林立果等的一些可疑情况，使他更加警觉起来。
九月五日、六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有人透露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觉得自己“末日”即将来临的林彪一伙终于作出疯狂的决定：要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七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八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④”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多次召集“联合舰队”成员密谋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林立果宣称：现在首长（指林彪）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Ｂ－52”（美国一种战略远程轰炸机型号，林立果等用作对毛泽东的代称。——引者注）搞掉。“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⑤
林立果等人准备用来谋害毛泽东的手段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0”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毁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专列或炸毁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谋害毛泽东的具体部署，林立果曾报告林彪和叶群。⑥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林立果等还研究了“北线”计划，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准备“消灭”的对象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也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对林彪、林立果等秘密策划的这个狠毒计划，毛泽东此时仍一无所知。但政治经验极其丰富的他对身边许多可疑迹象已有警觉。九月十日下午，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在上海只停留了一晚，而且没有下车。第二天上午，他在车上会见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想一起上车，被警卫人员拦住。中午，毛泽东突然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⑦”专列随即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在十二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
在丰台，毛泽东约见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向他们讲述了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他又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找了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九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他最后说：“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⑧”下午四时多，毛泽东回到中南海休息。
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九月十一日晚，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告诉他们毛泽东离沪北上的消息。林立果闻讯后绝望地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林彪。--引者注）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⑨”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宣称“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⑩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等据此拟定了南逃名单，除林彪一家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安排去广州的几架飞机当中，有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被秘密调往离北戴河不远的山海关机场，这是专为林彪一家准备的。这一切，进行得极其隐秘，对所有稍不放心的人都严加封锁，包括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内。
①毛泽东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的谈话记录，1971年9月3日。
②毛泽东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的谈话记录，1971年9月10日。
③《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04、105页。
④林彪的这个手令，在“九一三”当天为周宇驰（因叛逃未遂自杀毙命）所携带，周死前撕碎了手令。经公安部门对手令碎片进行复原并作技术鉴定，确认是林彪本人所写。1980年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有关部门再对此件进行技术鉴定，得出“字迹是林彪所写”的相同结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1980年第226号鉴定书）。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1980年11月2日。
⑥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92页。
⑦《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05页。
⑧毛泽东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的谈话记录，1971年9月11日。
⑨据李伟信1971年11月22日交代材料。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1980年11月12日。
当时，中共中央仍在按原定工作部署，积极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照常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二十二时许，他接到在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的电话，说林立衡感到情况异常，通过警卫部队向中央报告了在北戴河的林彪等的动向。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已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那架“三叉戟”飞机的情况。负责安排林彪飞机的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谎称飞机出了“故障”。林彪一伙得知周恩来紧紧追查飞机情况的消息后，顿时惊恐万状，感到阴谋已经败露，南逃广州的计划也难以实现，决计向北逃往国外。当天夜里二十三时四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驱车从北戴河急驰山海关机场。到机场后，林彪等在混乱中匆忙登机，在副驾驶员、领航员和报务员都没有上机的情况下，下令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向西北方向逃去。
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计划。接到“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的去向，并向林彪的飞机呼叫，要他们飞回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后来周恩来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很快从赶来向他报告的周恩来那里得知林彪等出逃的情况。他在周恩来安排下，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的118室。这时，林彪的“三叉戟”飞机已经飞行了三十多分钟，快接近中蒙边境。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由于当时中央对林彪一伙策动政变的计划和他突然出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毛泽东仍采取慎重的态度，表示：“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①
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飞机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林彪一伙的叛国面目终于彻底暴露。
凌晨三时许，毛泽东、周恩来又接到报告说，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军用直升飞机起飞，现正向北飞行，机上坐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毛、周指示：“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原来这是周宇驰等得知林彪一伙出逃后，用林彪手令劫持一架直升飞机，携带机密文件资料，企图跟随林彪北逃。因为驾驶员陈修文发觉了周宇驰等的图谋，在凌晨六时半将飞机强行降落在北京北部怀柔的空地上，陈修文被枪杀，周、于等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抓获。从直升飞机上缴获的大量罪证，对后来弄清林彪一伙策划政变的事实起了重要作用。
林彪飞机越出国境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一事，并研究部署各种应变措施。当晚二十二时十五分，空军司令部送来报告：十八时零四分，蒙古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因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恩来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②
九月十四日下午，已经连续工作两昼夜的周恩来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中，确知正是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他立刻要汪东兴向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据汪东兴回忆：
“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飞机）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
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驻蒙古）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③
几天后，根据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前往坠机现场查看的报告和有关专家的分析论证，终于揭开了林彪飞机坠毁之“谜”：当“三叉戟”飞机飞临温都尔汗上空时，因油料不足，机上又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不得不就地迫降。迫降时因机身擦地起火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九月二十四日，鉴于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十天来一直拒不交待问题、反而加紧烧毁罪证，毛泽东决定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在这前后，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捕归案。至此，林彪集团的政变阴谋彻底粉碎。
林彪叛逃事件和他们一伙策动政变计划的暴露，是令人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以后被称为“九一三事件”。这个事件给毛泽东的震动和打击极大。他借用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七言绝句，抒发心中的感慨：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④
诗中“折戟沉沙”四字，恰好成了林彪一伙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坠落蒙古沙漠、丧命异国的绝妙写照。
当然，“九一三事件”留带给毛泽东的，决不仅仅是这样的感叹。
①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8页。
②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手稿，1971年9月13日夜。
③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1－212页。
④[唐]杜牧：《七绝·赤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