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①”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②”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③”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④”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⑤”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⑥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⑨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①毛泽东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④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⑧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⑨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⑩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①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②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③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④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隆重晚宴，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⑤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后来这样描述邓小平：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⑥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六十八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⑧“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⑾”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也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⒁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①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②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72年11月30日、12月4日。
③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6日。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⑤法新社北京1973年4月12日电。
⑥[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⑦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手稿，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12月18日。
⑧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⑨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⑩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手稿，1973年3月9日。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手稿，1973年3月10日。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⒀据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⒁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⒂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