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张国焘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说：
4方面军主力准备在永靖渡黄河西进，袭占永登，控制兰州北岸，一部出中卫援助1方面军夺取宁夏，一部控制渡口，其余在临、岷吸引胡宗南部。
彭德怀在前方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立即向中央报告说：这完全是鬼话，张国焘的目的是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南部，回避胡宗南，使该敌全力对付我1方面军，破坏打通国际计划。
彭德怀还说：张国焘的打算事实上很少可能实现，因为渡河必须要有器材，过河既无桥梁，又无渡河船只，造船需时过久，敌备森严。
8月25日，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关于红1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红2、红4方面军任务的训令。命令：2、4方面军9至11月在甘南活动，消灭国民党军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红1方面军西方野战军9至11月间占领海原、打拉池、同心城及其以北地区，并争取回民大量加入红军，发展西北苏区，保障定边、盐池、预旺苏区，策应红2、红4方面军的作战。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大鉴：
自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以来，忽已一年多了。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创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一致抗日的主张，虽然得到了全国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的拥护，但因贵党及贵党政府迟疑不肯采纳，致使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直到今天还未发动。而日寇则已乘虚直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全国彷徨，不可终日，这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完全是由于贵党及贵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掉转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挽回。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特以诚恳的态度致书于诸位先生及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之前。
读了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及蒋委员长在全会的报告之后，认为贵党二中全会对于全国人民日夜焦虑的救亡图存问题，依然没有肯定的答复，对贵党五全大会“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作彻底的改变，这对于全国爱国人民，不能不是非常失望的。
蒋委员长的报告曾经对贵党五全大会的政策给了新的解释，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中国人民始终不了解如何方可称为“和平的绝望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的最低限度。我们承认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然而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因为蒋委员长在自己的报告中又认为:“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的时期，与其说是和平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的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因此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以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1936年5月被意大利法西斯占领——笔者注）的失败为借口，继续了自己的退让政策。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在全国人民看来，东北4省的沦亡，察哈尔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猖獗，冀察政委会的傀儡化，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国的公开走私，民族工商业的陷于绝境，国家财政的趋于破产，海关权的破坏，华北以至西北各省日本特务机关的遍设，日、伪蒙军对于绥远的大举进攻，内蒙独立政府的成立，敌机在我领空上无限制的飞行，日本浪人的横行无忌，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爱国言论遭受日寇直接间接的干涉，大批工农群众的遭受屠杀，许多爱国人民、爱国军人、爱国警察、爱国记者，甚至许多贵党的要员与贵党政府的官吏，无不遭受不堪的侮辱，守土军队的被迫撤退，青岛的告警，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无一而非中国领土主权的极大损失。在全国人民看来，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华北防共协定，以及其他没有宣布的成文与不成文的协定，无一不是丧权失地的条约。因此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以坚决的击破之外，是决不会改变的。它的侵略方式的变换，侵略方向的转移，以及所谓“经济提携”的表示，丝毫不是因为它要停止侵略，而正是为了便利于侵略。所以如果以为冀察进兵之后，日寇一时着重于华北5省的经济侵略，而即以为和平途径有了希望，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如果以为日寇的侵略会停止于黄河以北，而我们可偏安于黄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看吧，正在先生们高谈和平尚未绝望的时候，察北的日伪军又大举向绥远进攻了。绥远、宁夏、内蒙、甘肃各地遍设特务机关之后，又在这些地方建立航空总站与许多分站了。在四川强设领事馆激动了残杀爱国同胞的巨变。华北增兵之后，凶横的日军蠢蠢欲动，29军的防线时有小接触，华北局势日趋险恶。日寇军事考察团、经济考察团等侦察集团遍行各地，无孔不入。日寇的侦探网遍布全国，并且遍布于贵党与贵党政府的各种组织中。所有这些，只是指明日寇灭亡中国的形势是十分危急了。和平绝不可能，抗战决不可免，已经是明白无疑的事实，先生们的想法是完全错了。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中曾郑重申说：“御侮之先决条件，乃在集中一切救国力量于中央指挥之下，齐一其步调，巩固其阵线，故御侮救国之有需于统一与纪律，实为无可动摇之铁则，而军政军令之统一，尤为完成‘近代国家’组织之最低限度。”我们完全承认，为了发动全国人民的最大抵抗力量，为了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集中与统一全国的救国力量，是绝对必要的。还在九一八事变时，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即已号召全国人民与全国军队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曾向围攻苏区的所有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武装队伍提议，立刻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华北事变之后，我们又提出了迅速组织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最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无数次地请求贵党及贵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议立即召集由全国人民及全国愿意抗日的武装队伍选举出来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抗日救亡大计，由此大会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作战任务的完成。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所有这些主张，是完全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的，是救亡图存唯一正确的政策。全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要求停止内战，集中统一，以便一致抗日的了，只有日寇及其代理人，才会煽动中国的继续分裂与继续内战，因为这只能给日本强盗造成灭亡中国的条件。
然而贵党二中全会所说的“集中统一”，实在未免本末倒置。须知10年以来的内战与不统一，完全是因为贵党及贵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贵党及贵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进行了连年不绝的内战，举行了无数次对于苏维埃红军的围攻，不遗余力地镇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与民主运动。直至最近还是放弃东北与华北不顾，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对苏维埃与红军，从事贵党自己营垒之间的内争，用一切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捣乱红军的抗日后方，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剥夺全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与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正告诸位先生：如果你们不根本改变自己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去，而依旧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话，那么你们即欲勉强维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统一以及所谓“现代国家”更是完全的空谈。
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民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全国人民现在热烈要求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要求一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说“现代国家”，这些纲领才是真正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中国在现时代所要求的，全国人民现在正以热烈的愿望与坚毅的决心为着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斗争。而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政策，则与此种全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以此而求人民的信任，是决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我们认为贵党二中全会所决定组织的国防会议，以及贵党与贵党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国民大会，是不能完成集中统一抗日救亡的任务的。依照贵党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国防会议条例看来，则国防会议的组织只限于贵党及贵党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国防会议的任务是仅充贵党政府的咨询机关，这种会议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与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显的。而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依据贵党政府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看来，也同样的不能有什么成就与不能得到人民的任何信任，因为这种国民大会仅仅是贵党及贵党政府少数官员们所操纵的机关，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属品与装饰品，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同本党所主张的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国防会议），中华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会，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我们认为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全国国会，才能是全国人民所欢迎、拥护与参加的，才能把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均决然无补实际，决然不为全国人民所同意。贵党及贵党政府历来所召集的各种会议之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又说：“险阻之来，本可意计，断不因国事之艰虞，而自懈其应负之职责，对于国家兴亡，必当尽其心思才力，贯彻始终。”诚然，贵党是中国最大部分领土中的统治的政党，一切过去实施的政治责任不能不由贵党负担，在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之下，国民党决不能逃避其责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贵党违背全国民意，违背全民族利益，执行了绝对错误的政策，得到了丧失半个中国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然而在我们及全国人民看来，半个中国由贵党而沦亡，决不能不课督贵党以恢复领土主权的责任。同时贵党中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热烈的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保存着并正在激发着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中国国民党员的志气与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与勇于革新的精神。我们知道在贵党中央及各省党部中，中央及各省政府中，在文化界、在科学界、在艺术界、在新闻界、在实业界、在妇女界、在宗教界、在医药界、在警察界，在各种民众团体，尤其在广大的军队、国民党的新旧党员与各级领袖中，实在有很多觉悟与爱国之士，并且这样的人还在日益增加着，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着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够在国民党中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不顾民族利益实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实际成为亲日汉奸的最坏与最可耻的国民党员，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坚决地担负起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解除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是坚决地赞助你们的，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诸位先生及国民党全体党员，还没有忘记上次大革命时两党合作的光荣历史吧，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起抖来了！那时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深悉我们的合作会要进到彻底的胜利，会要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他们就挑拨离间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终于挑动了合作的一方，葬送了这个第一次的统一战线。先生们清夜扪心，也应该喟然兴叹吧！现在是谁也明白，如果那时中国国民党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那中国就决不会有像现在这样任人宰割、沦亡及半的惨状，而决然是独立自由的中国了！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地救亡图存。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们，则一定会又一次地来破坏这种合作，因为他们明显地知道这种合作会要给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向贵党政府提出的以“防共”作中心的所谓“三大原则”，就是这种预防及准备破坏国共合作的企图。但是问题是很明白的，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是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一切犹豫动摇，只是国家民族的损失，只是成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诚如贵党二中全会所说：国家兴亡，贵党有责。如果贵党真正愿意担负救亡图存的责任，那么现在是要下决心的时候了，等到做了亡国奴的时候再讲什么合作那就会悔之无及了。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协定。
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么，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份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专此，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8月2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聂荣臻，程子华等，指示红1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抓紧对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5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7师师长马鸿逵、第35师师长马鸿宾的争取工作。
8月30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林育英、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说：
我们的基本方针是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联合东北军，并进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准备冬季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与陕北、甘北相呼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地区。
8月31日，西方野战军为策应红2、红4方面军北上，开始向西运动：红1军团进占宁夏海原以东七营一线，包围了七营镇的东北军骑兵师1个团；红15军团占领同心城南的王家团庄、高崖一线，马鸿逵部仓皇而逃。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指示中说：
“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敌，所以把日敌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分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毛泽东同时还为中共中央拟定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全文如下：
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因此，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承认，互矢最大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的政治任务:
（甲）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乙）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丙）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三、为力求以上政治任务之完成起见，双方同意实行下列各项必要的步骤与方法：
（甲）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进行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并承认以后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之人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民主国会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之必要，同时对日本以外之其他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应保持友谊并取得其帮助。
四、双方共同承认，为完善地执行本协定起见，两党中央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
五、双方互相承认，两党应忠实地执行本协定所规定之一切原则与事项，但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
六、在本协定的原则下，双方得订立关于许多个别问题之协定。
七、本协定在双方代表签字互换后发生效力。
八、本协定之修改须得双方之同意。
这个协定草案作为国共两党谈判的依据，派潘汉年等人送交国民党有关人士。
中央确定上述方针后，打电报给红军派驻东北军的联络代表刘鼎，通知刘鼎由西安返回陕北。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刘鼎，让刘鼎把党中央新的策略方针转告张学良，请张学良今后大力劝蒋抗日。
刘鼎向毛泽东转述了张学良提出的一个设想，即：“万一东北军与蒋介石决裂时，东北军是否可以同红军一起去打游击，去抗日？”
毛泽东说：
“现在大家都要团结抗日，东北军同蒋介石的关系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下，也要团结，不要破裂。”
刘鼎回到西安后，向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张学良听了，觉得中国共产党虚心听取了他的意见，深受感动，决心以劝蒋为己任，积极进行争取蒋介石转向抗日的工作。
这正是：说六国，竭精殚虑，连横抗秦；
讲原则，停战逼蒋，团结救国。
欲知后来张学良如何劝蒋抗日，待后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从8月13日写给杨虎城及高桂滋的信，到8月14日写给宋子文、宋哲元、傅作义的信，再到8月2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一路走来做了大量的文案工作。那一篇篇文章犹如璀璨的明珠，光芒四射。其中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更是一篇政论性的力作。他一改先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抨击，而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逐条地批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报告和其宣言中的诸多错误提法，引导和推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及“全体党员”走上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确道路。通篇文章论点有理，批评有据，真诚寓于批评之中，期望溢于字里行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至今还有不少人不懂得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原则性，特别是在有关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生死存亡的问题上，要么不讲统一战线，要么无原则地求团结，这些人真应该好好学一学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