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沫特莱的鼓励下，《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多·基恩和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很快就穿越国民党的封锁，来到了延安。厄尔·利夫和毛泽东会谈以后，他这样写道：
“毛泽东决非共产主义的盲目信徒。他能够同任何人长谈到深夜，所涉及的问题，小到唇膏，大至列宁主义，显示出对世界和时事的广博知识。”
毛泽东等人的献身精神，令人愉快的不拘礼节，以及苏区良好的社会风尚，给这些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还有不少人来到延安。史沫特莱这样写道：
“访问红军归来的新闻工作者们，没有一个不认为他们所接触的是现代人，是和他们自己非常相似的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毛泽东，会说出一些关于毛泽东的离奇古怪的故事。”
他们称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中国的斯大林，是继斯大林之后“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袖，是最无私的人。”甚至形容他像高居于奥林匹克之巅的阿波罗神。在这些美国人看来，毛泽东又是一个谦虚的直率的容易相处的“好伙伴”。他会随时走到你的住处同你聊天、玩牌；喜欢“毫不惹眼的坐在观众的中间观看演出”，或在舞场上“和其他客人一样，平等地站在队伍里”，等待姑娘们的邀请。他生活简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毛泽东“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他说：“辣椒是穷人的大荤”，并宣扬“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
有一次，毛泽东用辣椒招待客人，他边吃边谈，纵论辣椒的特性，进而发挥到了吃辣椒人的性格。他说：
“大凡革命者都爱吃辣椒，因为辣椒领导过一次蔬菜造反，所以，吃辣的人也爱造反。我的故乡湖南吃辣椒的人也多，所以‘出产’的革命者也就多。”
说罢，他朗声大笑，情不自禁唱起了那首他很喜欢的《辣椒歌》：
“远方的客人，你请坐，听我唱支《辣椒歌》；远方的客人，你莫见笑，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天天不可少。要问辣椒有哪些好，随便都能说出这几十条：去湿气，安心跳、健脾胃，醒头脑，油煎爆炒用火烘，样样味道好。没得辣子不算菜呀，一辣胜佳肴。”
毛泽东还嗜好烟草，长征路上曾“遍尝各种叶子，要寻出烟叶的替代品来”。到延安后，则自辟一块烟田，以保障他那“无节制”的烟瘾。“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
这就是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这就是实际生活中的毛泽东。他那无拘无束的个性，在征服了无数人的同时，也引出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麻烦。史沫特莱和吴莉莉在延安期间和毛泽东接触频繁，谈笑风生，由此曾引起了贺子珍的不愉快。贺子珍尤其是对吴莉莉特别反感。
吴莉莉本是一位演员，而且很有天分，来到延安后还不时地客串戏剧表演。平日里，她也是一位非常招眼的女子，风姿绰约，涂着口红，烫发披肩。毛泽东是一个以文会友的人，对于谈话投机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热情接待。他同史沫特莱和吴莉莉的谈话很愉快，很有益，接触自然就多了一些。这本是极正常的事情，但在一些“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浓厚的人看来，就是极不正常的事情了。还有一些人把无中生有的话传到贺子珍耳朵里，甚至有人向她提出了忠告。贺子珍本来就对这两个新派人物看不惯，听了这些风言风语，顿时心乱如麻，无法平静下来。毛泽东和史沫特莱、吴莉莉接触越多，她越反感。由此，她与毛泽东的情感交流就越来越少了，争吵反而越来越多了。她本来一直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如今她赌气不再当家属了，要求独立工作。同时，她觉得生下娇娇这个女儿不是时候，一气之下，便把4个月的娇娇送到了老乡家里，自己要去学习。很多人劝她说：
“孩子太小，你身体太弱，等一等吧。”
贺子珍固执地摇摇头，坚决地说：
“孩子拖累我，我要工作。”
组织上满足了她的愿望，于是，她便高高兴兴地到抗大学习去了。
就在这时候，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也出现了，她就是斯诺的夫人尼姆·韦尔斯。
尼姆原名叫海伦·福斯特，尼姆·韦尔斯是斯诺为她起的笔名。1907年，尼姆出生于美国犹他州一个颇有名望的家庭。她从记事的时候起，就一直渴望成为一名大作家。1931年，尼姆在犹他州大学毕业，并通过了文职人员考试。这年8月，她来到了中国。1932年底，尼姆和斯诺结婚，婚后住在北平。她是《密勒氏评论报》驻北平的记者，同时在燕京大学学习哲学。尼姆同情中国革命，是斯诺西北之行的最积极的支持者。当斯诺在他来苏区之前有所犹豫的时候，是尼姆鼓励了他，她说：“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你必须去。如果我能去，我会同你一起去的。”
在1937年初，尼姆从黄敬那里得知延安将在5月初召开一次有各地共产党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她认为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极好的采访机会。
这里所说黄敬，就是本传后边要说到的青岛学生领袖、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1933年7月，俞启威在青岛被国民党逮捕，后由家人保释出狱，到北大数学系学习，改名为黄敬，成为北平学生领袖，尔后成为北方局的领导干部。正是在黄敬等人的安排下，尼姆由北平出发了，她于4月23日到达了西安。这时的西安已经由胡宗南控制，外国记者由西安进入苏区将受到严格禁止。尼姆设法与驻西安的红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此时党中央正与国民党就合作问题谈判，不愿在一些小事上同国民党当局发生争执，因此办事处对尼姆的请求不敢贸然答应，便向延安发去电报请示。毛泽东得知这位要求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是斯诺的夫人，马上表示同意尼姆的请求。办事处就将接头人的姓名和住址告知了尼姆，要她设法前往三原联系。4月30日，尼姆到达三原，机智地摆脱了监视她的密探，在一个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帮助下，踏上了苏区的土地。
她一到延安，就急着要见毛泽东。可能连毛泽东也没有料到，这位意志坚强的美国女性在向世界介绍宣传他和中国革命方面，其贡献是可以与斯诺相提并论的。
毛泽东在尼姆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就会见了她。陪同尼姆的王福时将他和斯诺夫妇合作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赠送给毛泽东。
尼姆是这样描绘她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当毛泽东在那个古老的砖砌的院子里和我握手，欢迎我到延安来的时候，他是随便的，冷漠的和疑惑的。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是一个中国人，而朱德不是。朱德走了额外的里程，自己并不注意，而毛泽东则是待在自己的省份里，有自己的主张，有一种神秘的统治权。毛泽东拉过他的椅子，离开方桌，脱下带红五星的帽子，一簇浓密的黑发垂到耳朵周围，他把他极美丽的有权力的贵族式的双手交叉起来，带着疑问地看着我，还带着好脾气的幽默。这两只手显示了真正的权力。它完全不像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手，也不像工人阶级的手。毛在中国人里是不寻常的高大，身材很好。他的手正适合他的体型。”
尼姆告诉毛泽东说：斯诺返回北平后，她就全力投入了整理斯诺采访资料的工作。她认为“埃德从红区带回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毛泽东亲自给他讲述的他的生平。埃德还采访了周恩来、彭德怀和其他几个人的简要生平。”
她还对毛泽东说：“我丈夫一回到北平，我就立即把你的自传打印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经典著作，它将影响每一个阅读的人。”
尼姆后来曾说：“在编写埃德的材料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是多么忙碌，又是多么幸福啊！当我从哈同那里把他照的相片取回来时，我们又有多么激动啊！不到半个小时，我就认识了相片中的每一张脸，并能叫出名字。我坐下来，依据埃德七零八碎的笔记，给每张相片都写下了颇长的传记式的说明。我把埃德带回来的绝大多数材料整理成文，然后，他把它们改写成了一本书。为了感谢我为他打字，埃德把毛泽东自传的手稿作为礼物送给我。”
“埃德叫我删节毛的生平事迹，然后，把摘要糅合到他的书中去。他说他反正打算要把这个生平的一部分，用他自己的语言改写。我吓坏了。这是经典，是无价之宝啊！我抗议道。这个生平将成为埃德要写的那本书的核心和精髓。它叙述毛的全部经历，形式完美。我主张埃德不应该动它，而应一字不漏地引用毛的讲话。这就如乔治·华盛顿在福奇谷讲述革命经历一样。不管怎样，我还是坐下来，一字不差地把别人讲给埃德听而他用手记下的笔记，包括名单和其它一切，全部誊写一遍。虽然这也许会使某些读者感到枯燥，但这却是一部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历史。”“我和埃德就是否要把整个平生事迹都包括到书里去的问题，有许多争论。我是那样强烈地认为，应保持平生故事的完整性，以至于我怕在我第二年4月份独自去红区，恐怕在我离开时，埃德会把它的大部分删掉。后来，当我从红区回来重新跟他见面时，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件事。事实上，埃德尽管有些担心，但仍然发表了几乎是平生的全部。不过，我想他删掉了不少的名字。我也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使这本书失去销路。但另一方面，我知道这也会使这本书在以后的岁月中保持其永恒的价值。埃德的想法是要让人知道，要人去读。而我则想要人受教育。我想，让读者了解毛和他的问题是有益的。”
正是在整理斯诺的材料的过程中，尼姆萌生了来苏区的念头，她对毛泽东说：
“当我读着这些事迹时，我意识到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一次和埃德一样的旅行，把其它一些传记材料搜集来。”“于是，我决定将不惜任何代价，来访问你的地区。我丈夫让我从你这里获得最后一章。”
毛泽东在这次会见中和尼姆等人进行了亲切交谈。这次谈话记录后经王福时整理，发表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
再说贺子珍此时在抗大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要学习马列、政治、军事，每天早晨还要出操。她同其他学员们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毛泽东虽然搬到了凤凰山下的一个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二里路，可是住在学员集体宿舍的贺子珍除了星期日外，还是很少回家。
以前，他们夫妻俩也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谁家烟囱不冒烟，谁家夫妻不拌嘴。再好的夫妻也免不了来一场舌战，来一次干戈，这都很正常。那时候的毛泽东生起气来会对贺子珍来一点“政治威胁”，说要开除贺子珍的党籍，或者是给贺子珍一次口头处分。可事后他一冷静下来，又往往主动停战求和，化干戈为玉帛，笑着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块儿响叮当。”贺子珍见他如此说也就破涕为笑了。可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贺子珍对毛泽东的猜忌越来越重了。
一天晚上，毛泽东去拜访史沫特莱，恰好吴莉莉、尼姆正和史沫特莱在一起用餐。吴莉莉和延安其他年轻的政治狂热分子一样，十分崇拜毛泽东。她在酒酣耳热之际，大胆地要毛泽东拉着她的手。这一绯闻传到贺子珍耳朵里，贺子珍就非常愤怒地指责毛泽东是移情别恋。毛泽东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济于事。她心里掀起了狂涛巨浪，认为毛泽东变了，和在井冈山与瑞金的时候不一样了，因此，她的火气就越来越大了。
有一次，贺子珍回家路过一个窑洞门口，看见毛泽东的警卫员在门口站岗，料到毛泽东一定在里面，就推开门往里闯。毛泽东果然在里面，和他在一起的是史沫特莱和吴莉莉。三人谈兴正浓，个个神采飞扬。贺子珍见到这般情形，脑海里立时浮现出以前听到的那些传言，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屋子里本来热闹的气氛一扫而光，安静得没有一点声响。性格活泼的吴莉莉想打破这一尴尬的局面，就笑着拉贺子珍坐下，没想到贺子珍嘴里说着“你少来这一套”，手上又甩带推，力气也大了点，一下子把吴莉莉推得立足不稳，几乎摔倒。吴莉莉立即嚷了起来，连哭带闹。史沫特莱看不下去了，就为吴莉莉抱打不平，对着贺子珍气势汹汹地指手画脚。站在门外的警卫员听到屋里一片嚷嚷声，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推门进来。贺子珍也是气昏了头，对着史沫特莱就是一个耳光。没有劝架经验的小伙子一看这架势，本是想保护贺子珍的，却拉着了贺子珍的手。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一拳打在贺子珍的右眼上，贺子珍的眼睛顿时充血，黑了一圈。史沫特莱正要再次出手，毛泽东看不下去了，立时发了话，对贺子珍说：
“子珍，你干什么？你疯了！”
他又对史沫特莱说：
“你不能再打！有什么话，你对我说！”
说罢，拉着贺子珍就走了。此后，贺子珍的右眼肿得像个大核桃似的，无法出门，别人问她眼睛怎么啦，她只是说自己不小心撞的了。
不久，吴莉莉也因这次风波影响太大，无法再待下去了，便离开了延安。
欲知毛泽东与贺子珍后来的关系如何？请看后边的内容。
东方翁曰：贺子珍对毛泽东的误会，只要冷静下来，应该是可以消除的。以前斯诺在苏区采访时，她作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表现得还是不错的。如今围着毛泽东转的是几个花枝招展的外来女人，她就沉不住气了。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下，通过外国友人向国统区、向全世界介绍苏区及领导人的真实情况，以打破国民党的谣言，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因此毛泽东才会竭尽所能处理好与友人的关系，花费大量的精力向他（她）们提供令外界震惊的宣传材料。严格地说，这都是党内的外交事务，毛泽东和外国友人及其助手谈话、活动的地方，都属于外务场所。身为党内领袖的夫人，以前在山村打游击的时候耍耍“小女人”的性子，打打闹闹，还属于夫妻之间的“家事”，如今在外务场所竟然对外宾大打出手，这就严重了。事后她还不思悔过，又一直闹下去，最终闹出了一个10年夫妻劳燕分飞、悔之终生的结果，岂不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