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在《回忆录》中也曾记述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的一些情况，他是这样写的：“毛主席在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保存有原始的清样稿。清样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笔改的字迹，还有许多地方是用钢笔书写的。在钢笔书写的字迹上，主席又用毛笔再作了些修改。我后来问田家英，主席不是很少用钢笔写字的么？田家英告诉我，那钢笔字是江青同志写的。多年后，我把这事当面向江青提起过。江青跟我说，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对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认真研究的心血结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里所预见的事情后来都被历史证实了。这篇文章对整个的抗日战争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就是在国民党那里产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全神贯注，竭尽了全力的。那时主席很容易发脾气，你不能对他有任何干扰，稍微影响了他的思路，他就会骂你。而平时主席是从来不骂人的。为了集中力量写东西，他连吃饭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又去写了。所以饭菜常常是冷了又热，热了又冷。你送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后来江青就想了个办法，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放在粥里，让他把饭菜放在嘴边就能喝下去。江青说，有时主席还叫她在办公室门口守着，不让人进来，一些高级干部来了都不见，人家还以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里挡着，说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可能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困难，主席就显得很烦躁，甚至会全身发热，冒汗。她就赶紧拿着毛巾给他擦拭。有时写着写着，手上也发热了，她就设法找来些恒温的凉石头，让他放在手上握着，用来降温。江青说，那时她守在主席边上根本都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抄写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点抄写清楚。”

那个时候，江青虽然还没有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但她常常到毛泽东那里去，本传前面已经讲到了。因此，她对戚本禹叙述的那种情形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戚本禹，山东威海人，1931年出生于上海，曾就读于上海浦东中学、中华理科、南洋模范中学；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1949年7月选入北京中央团校学习；1950年5月4日调入中南海，被安排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任见习秘书；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8年，历任秘书、《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成员、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他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到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当局强行为他办理了一个“戚文”的身份证，那承想这易名竟成谶语，后来果然以“文”闻名于世。他与关锋商定在文化战线上继续革命，编著了近200个历史人物、计200余万字的《中国历史人物论集》，与关锋等人合作编撰了《中华易学大辞典》、《论语释说与孔子批判》，还出版了他撰写的、与人合作的十几本著作。2016年4月20日7时58分，戚本禹在上海病逝，享年85岁。就在他逝世前一小时，他曾花费了5年时间撰写并抱病审定的《戚本禹回忆录》，由香港友人出版了。

这正是：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清 龚自珍诗）

且说在5月20日，毛泽东看了徐懋庸写给他的一封，徐懋庸在信中说，请求毛泽东接见他。他想谈一谈发生在上海的“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复信给徐懋庸说，愿意同他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

5月21日晚，毛泽东为抗大第4期学员开学题词，他写的是：

“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

5月22日，毛泽东派他的两个秘书培元、华民来找徐懋庸，了解了一下“左联”的情况。

5月23日下午3时许，徐懋庸随着华民来到延安北门内凤凰山麓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刚午睡起来，感觉比较凉，就披了一件旧棉袄，招呼徐懋庸在办公桌前和他面对面坐下，客气地让徐懋庸抽烟。徐懋庸说不会吸。毛泽东笑笑说：

“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

他自己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又说：

“现在就谈谈吧。”

徐懋庸简单讲了自己的履历，讲了“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争论，他写给鲁迅的信及鲁迅驳斥他的长文，还有事后上海的舆论包括周扬等人对他的态度等等。当徐懋庸说到“我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毛泽东把“鲁迅”二字误听为“路线”，马上就问：

“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

徐懋庸解释说：

“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

毛泽东笑着“哦”了一声。徐懋庸接着表示，自己来延安就是要弄清是非的。他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他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徐懋庸讲完了，毛泽东表态说：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我认为：一、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二、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三、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四、但是你们是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五、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怎么样？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

徐懋庸说：

“今天我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道理，非常激动，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关切地问：

“你的工作分配了没有？”

徐懋庸说：

“还没有，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

“那么，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

“我不想去。”

“你不是搞文艺的么，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

徐懋庸想了想，说：

“第一，刚才听了你的话，使我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过去自以为懂一点，不对了，因此我要去学习，到陕北公学。这是主要的。其次，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我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很怪，鲁迅也认为是这样，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

毛泽东笑了笑说：

“你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学好不好？现在抗大的学生很多，搞哲学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几个人，顾不过来，你去也好。”

徐懋庸坚持说：

“我是要到陕北公学重新学习嘛，怎么能去做教师？”

毛泽东说：

“像你这样，一面教一面学习就可以了，何必进陕公学习。就这样好么？”

徐懋庸见毛泽东说得甚是有理，便高兴地答应了。毛泽东立即打电话给“抗大”副校长罗瑞卿，通知他徐懋庸去抗大工作的事。放下电话，他又问徐懋庸：

“你是不是党员？”

徐懋庸说：

“不是的。我在大革命时期就追求党，但‘四一二’政变后，失去机会。后来加入‘左联’，也就是为了想入党。我曾听说，上海‘左翼’组织的干部，本来是可以转党的，但是自从我写信给鲁迅遭到鲁迅公开驳斥以后，我知道的上海的党员也疏远我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但是我是决心要跟着党走的，像鲁迅那样，虽不是党员，却是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我要学习他。”

毛泽东说：

“既要革命，有条件还是入党的好，你也不是没有入党的可能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抗大’的工作中去解决。你还可以找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去谈一谈。但入党要有了解你的党员做介绍人，你有这样的熟人吗？”

徐懋庸说：

“我只知道周扬是党员。”

毛泽东说：

“艾思奇你也是熟悉的嘛，他也是党员，可以去找他。”

5月26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说：

“徐州失守（5月19日国民党军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中主动撤离徐州，向西向南突围。见上一章——笔者注）后，判断敌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之中心。河南将迅入敌手，武汉危急。以为敌置武汉抗日的中心于不顾，而将主力立即转向华北及西北打击游击队及切断中苏交通的估计，是不适当的。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如果欧洲发生战争或重大危机，敌将迅速进攻广东。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在上述情况下，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目前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大青山脉。”

5月26日下午，毛泽东开始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他的开篇语讲的是“问题的提出”，他说：

“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7月7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么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花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10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

毛泽东的这个讲演一直持续到6月3日才全部结束。他全面、系统、深刻地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特殊时代以及战争双方的基本条件，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观点，揭示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而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这一客观规律。

他在演讲中提出了抗战必将出现的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这一科学预见最终被历史事实所验证，是完全正确的。他在演讲中还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他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二战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在研究了《论持久战》之后，曾这样说：“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在物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

再说5月26日晚，毛泽东给堂兄也是他少年时的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泽东收到毛宇居的来信，信中叙说了家乡及亲友们的情况：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及其外婆周陈轩、舅父周颂年，已通过地下党组织安排回到韶山定居，但生活困苦；毛家亲戚谭季余想到延安找工作；还询问他的侄子毛远耀等在延安的情况。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宇居兄左右：

5月10日信收读。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而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移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远耀等在此甚好。此复。即颂时绥！

弟 毛泽东 5月26日

1938年6月2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说：

“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口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

6月初，日军进抵开封外围。国民党军队30万人稍作抵抗后，放弃开封，向西溃逃。

6月9日上午，蒋介石闻知开封失守，大吃一惊。这个早年曾4次东渡日本深造并先后毕业于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校的炮兵生、日本陆军第13师团第19联队的士官候补生，为阻止日军西进占领郑州，竟生出了一个馊主意，命令国民党部队在郑州以北花园口和中牟赵口炸开黄河河堤，水淹日军。这一炸可非同小可，瞬间便造成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黄泛区”：豫皖苏3省40余县700多万亩耕地被淹没，89万人民死亡，中原600多万人民挣扎在泽国汪洋之中。

这正是：倭寇铁蹄踏开封，吓煞当年日本士官生。

士官生，头发懵，脚底轻，兀自生出个“水淹七军”计，轰隆隆炸得黄河倾。

休怪俺不得已而为之，俺也是为抗日，为民生。

欲知蒋介石还有什么愚蠢之举？请看本传后面将要叙述的长沙大火满城遭焚之惨状。

东方翁曰：本章前面说到了毛泽东在1938年5月初会见美国情报官卡尔逊时谈到了欧洲局势。卡尔逊说，如果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参战。毛泽东则说：“不会。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如果德国伸向西南，英国就会作战，但他不准备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后来的情况果真如此吗？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吧。就在毛泽东发出这一预言之后不久，极力推行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在1938年9月同法、德、意首脑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签订了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割给德国的“慕尼黑协定”，以此推动德国向苏联进攻，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慕尼黑阴谋”。此后，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9月1日又向波兰发起“闪电式进攻”。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但并未组织进攻，出现了前线无战事的“奇怪战争”。1940年4月，德国军队绕过马其诺防线，攻占丹麦、挪威，5月10日至5月28日，攻占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其间在5月13日大举入侵法国，驻防法国的英军这才慌忙从敦刻尔克大撤退，损失惨重。你看，毛泽东不寻常的预言，不仅仅是结果，连方位都说准了。事情还远远不止于此，本传在第二卷中曾经说过，毛泽东早在1919年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的《高兴和沉痛》一文中，发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他说：“我们执因果而看历史，高兴和沉痛，常相关系，不可分开。一方的高兴到了极点，一方的沉痛也必到极点。”“克里孟梭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10年20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说来真是太神奇了，就在1940年6月22日，也就是在巴黎和会上参与分赃活动20年之后，法国被迫在一战结束时德国向其签署投降书的贡比涅车站，向德国签署了投降书。这岂止是大大的头痛，简直是亡国灭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