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会（指原定的第2次会议——笔者注）到16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吧。此复，即致敬礼！
毛泽东
萧军看着毛泽东的来信，感觉到了字里行间流露着些许领袖的无奈和遗憾。王德芬也劝他说：
“你怎么可以会开到一半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人情了吗？有什么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商量嘛，别闹个人意气，让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留你，不觉得难为情吗？”
萧军听着夫人的劝告，又想起了毛泽东过去劝他“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的肺腑之言，想想自己也确实太任性了，太说不过去了，不禁有些惭愧，便决定改变计划，留下来继续参加座谈会。
5月9日，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前举行第2次会议，萧军再次“放炮”。据朱鸿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一书中记载：
“他（指萧军）继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尖锐地指出：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10年以前就提出来呢？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早就应该整了，而且还要整得厉害一点，但这样整风能不能整得好，他表示怀疑。”
胡乔木因有毛泽东支持，这次反驳萧军的态度显得极为强硬，言辞也非常尖锐。他说：
“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在会议上发言说：
“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每当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都恋恋不舍送了很远，给了许多慰劳品。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听他这么一说，许多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也笑了，待笑声过后，他插话说：
“普及工作还要和提高工作相结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冇得鸡蛋吃了。”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及后来16日的会议上，一直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用铅笔做笔记。每当他听到发言者精彩独到的见解或错误的言论，便用铅笔记下来；听到有趣的话，就用左手掩住嘴，和大家一起笑。别人发言时，他很少插话，只有个别时候才说一两句话。
5月13日，中共中央为了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军事指挥，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由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徐向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林枫任副政委。关向应在养病期间，由高岗代理政委。
5月14日，毛泽东在给续范亭的信中写道：
“你3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张，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5月1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3次会议，欧阳山尊在会议上发言说：
“敌后的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需要是很多的，他们会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不能说你是一个作家就拒绝给他们唱歌，也不能说你是一个演员就不给他们布置‘救亡室’，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当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正像鲁迅说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初看起来似乎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所收到的、学习到的东西却更多。有些同志在部队干文艺工作不安心，认为到头来只算个排级干部。我的认识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当哪一级的问题上，是趣味不高的。鲁迅、高尔基又是哪一级干部呢？要集中注意的倒是怎么满足群众的要求，怎么把工作做好的问题。”“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么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毛泽东听了欧阳山尊的发言，非常满意，他对周扬说：
“到底是从前方和群众一起经过炮火考验的。”
5月23日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很多人都想听毛泽东的总结报告，所以到会的人特别多，有100多人，连在延安的许多中央委员都出席了，中央礼堂实在挤不下，会议只好转移到外边的一块黄土敞坪上。黄土敞坪的中央放着一张长方桌，当作发言席，与会者们就围坐在桌子四周的各式各样的椅子或小凳子上。
毛泽东从杨家岭左边的山坡上下来了，手里拿着的一卷纸就是他准备讲的《结论》部分的提纲。他走进敞坪，站在桌边，一开始便说：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3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几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接着，毛泽东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文艺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说：
“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的和我们合作的。”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文艺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我们所说的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
毛泽东的结论还没有讲完，天色已经渐入黄昏，大会暂时休会。负责摄影的吴印咸邀请毛泽东和大家合影留念。人们争先往前坐，要离毛泽东近些。萧军却远远站在最后的台阶上。他当时的心情比较复杂，几次想离会而去，不单是因为与同志们争论伤了感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尖锐批评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中也包括萧军的文艺思想。丁玲、艾青、罗烽等党员作家都纷纷做检讨，表示悔改。唯独心高气傲的萧军，在感情上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此时，毛泽东本来坐在前排中间的位置上，就在快要拍照时，他站起来走到丁玲面前，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丁玲，还笑着说：
“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在中间嘛，我们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再吃到批评。”
在场的人听了毛泽东的话，都大笑了起来。
晚饭后，工作人员在敞坪上用3根木棍支起了一个架子，挂上一盏明亮的煤气灯。毛泽东就在灯光下继续作结论。关于文艺批评问题，他说：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毛泽东针对丁玲等人所提出的糊涂观点说：
“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针对有的文艺家提出的“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的观点，毛泽东说：
“‘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为这篇《结论》恢宏的气势、精湛的道理、严密的逻辑、锐利的锋芒所震慑，所激动，所折服。
毛泽东讲完了，大家热情地鼓起掌来。他转身跟近处的与会者一一握手，又向全场与会者招手致意。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萧军终于可以去“三边”了，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毛泽东向王震要一张通行证。
1942年5月25日，毛泽东给萧军回了一封短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来信已悉，王旅长现在富县，俟他回来，即与他谈。此复。敬礼！
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写给萧军的最后一封信。萧军与毛泽东交往的黄金岁月从此就结束了。
此前，艾青也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线去。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来信收到，赞成你到晋西北，但不宜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呆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中国的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此致敬礼！”
他在信纸的边上又加了一句：“待天晴，我再约你面谈。”
后来，天一直没有晴，艾青也没有接到毛泽东的邀约，就随着一个运盐队到定边、安边、靖边去了。
5月25日这一天，大批的日军飞机对太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辽县十字岭狂轰滥炸，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中，不幸壮烈殉国，年仅37岁。
左权，原名左纪传，号叔仁，1905年3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3年，他考入程潜在广州举办的湘军讲武堂，1924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1期，1925年11月被程潜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27年8月，他与刘伯承、屈武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1930年5月，左权与刘伯承、陈云、屈武一起归国；12月，左权被任命为闽西新红12军军长。1931年5月，左权被调到红1方面军总前委，任参谋处处长，开始了他一生中极有建树的参谋工作。
左权牺牲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将山西省辽县命名为左权县。1942年9月18日，山西辽县5000余人集会，举行将辽县改为左权县的命名典礼。
5月27日，延安中央研究院全体人员开始举行关于王实味问题的座谈会。
在座谈会期间，历史学家范文澜批评王实味说：
“粪土堆里长了几棵小小的野百合花，不经意地望去，似乎也还有几分姿色，仔细一研究，原来枝枝叶叶都充满着要人性命的毒汁。”
诗人艾青说：
“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文章风格是卑下的。”
作家丁玲则说：
“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
5月30日下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邀请毛泽东给鲁艺全体人员讲话。部队艺术学校的学员们闻讯也赶来了。鲁艺礼堂小，人太多，会场不得不移到操场上。此时，尽管天上飘着雾一般的细雨，可操场上还是挤满了黑压压的听众。毛泽东站在一张小桌子旁，环顾了一下四周，待人们静下来便开始讲话，他说：
“你们不久以前不是演过《带枪的人》这么一出戏吗？那里边不是有列宁吗？在现实生活里，列宁没有到过中国，更没有到过我们延安，而且现在已经去世了，可是在你们演的戏里他还活着，并且还来到了延安。列宁在这出戏里和前线回来的战士交谈，向他们了解情况；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和斯大林打电话商讨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吃饭，也没有屙屎。”
大家听到毛泽东这句话，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毛泽东也笑了，接着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到屙屎好笑，实际上这是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事情，人不吃饭会饿死，不屙屎呢，会胀死啊。人们生活里有许许多多看来是重要的东西，但是在文艺作品中并不都要来表现。文艺作品所表现的应该是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的东西，这样，才能完成使人民群众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的任务。”
“我最近和延安文艺界的同志们开了个座谈会，研究了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其中就有鲁艺在整风中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提高与普及的关系。”
“广大劳动人民就是鲁艺的老师，你们要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要打开大门，走出这个‘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到工农兵群众里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里去。你们果真这么做了，就可以学到为工农兵服务的本事，也就会作出为工农兵所喜爱的文艺。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外来干部对本地干部，洋包子对土包子，知识分子对工农群众，如果态度不端正，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吓唬群众，开头也许让群众摸不清你有什么本事，还尊敬你，等到他们看清楚了你，就不会佩服你，你就再也不能吓唬人了。”
欲知此后延安的文艺界有何变化，请继续往后看。
东方翁曰：194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决定，显然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朱德、彭德怀等人在1939年及其以后提出的在八路军中划分等级军衔制的答复，更确切地说是毛泽东在非常恰当的时候对朱德、彭德怀等人提出的在军队中划分等级制度的托辞。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在决定中提出的理由，的确是合乎时势、合乎人情的。读者诸君如若不信，可以看看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的情况。那时虽然经过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可一部分人还是闹得不可开交。如果1939年在八路军中划分等级制度，结果又会如何呢？是打日本人呢？还是比资历、比贡献、争官位、闹情绪呢？这件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又出现了数次反复，那些当事人的人性、立场和品格无不尽情显现。其中的是非曲直已经成为抹不掉的历史，请读者诸君慢慢研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