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林彪、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等人举行了会谈。

林彪、周恩来在会谈中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停止全国性的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限制、打压；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发饷、发弹、发药”的要求，遭到张治中等人的拒绝。

双方没谈多久就结束了。

10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后方经济虽困难，但可组织干部团，实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队中担任副职，一部分则可进军事学校或党校。少奇同志现在何处，是否还在总部，过封锁线有困难否？望告。”

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开幕式。

这次会议的会期原定半个月，后因涉及问题多，至1943年1月15日闭幕，实际开了89天。参加这次会议的正式代表266人，其中有陕甘宁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各系统负责干部97人，分区党政及军队旅一级负责干部52人，县级党、政及军队团一级负责干部117人，参加旁听的有209人。此外，中央党校高级学习组的全体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二部学员（团级及以上）也都到会旁听。大会开幕、闭幕和讨论边区经济财政问题时，政府和财经机关的党外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

大会开幕式由林伯渠主持，首先选举高岗、林伯渠、贺龙、谢觉哉、陈正人、徐向前、萧劲光、贾拓夫、方强9人为大会主席团，贾拓夫为秘书长。接着，由高岗致了开幕词。

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并讲了话，他讲了3个问题。

一、关于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他说：

“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线在今冬要起变化，德国已宣布了今后采取守势，这是件大事情。这正是有关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历史转变的时候。这样的形势对中国是有影响的，从1941年夏天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是比较好的。我们始终坚持抗战的方针，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摩擦到来了，我们采取防御性的斗争。我们总的方针是团结，但有时要斗争，斗争过去又是团结。今年‘七七’宣言的方针是我们坚持到底的方针，是打胜日本以后还要坚持团结的方针，那时我们仍是采取国内和平的方针。”

他特别强调说：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敌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敌人，闭着眼睛捉麻雀，就会亡党亡国亡头。”

二、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说：从今春开始的整顿三风，是进行很大的党内教育，是根据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新老党员的情况提出的。新党员没有受过马列主义的教育，有的只是民族斗争中的教育，老党员中是从遵义会议以后才纠正了过去的许多缺点，但许多人又增长了新的缺点，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等。对于“党棍”要坚持清除。没有斗争便不能有进步。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符合中国习惯的，但我们说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前进。现在这个会开得非常好，这就是行动上、工作上的整顿三风，是整风学习的考试。

三、关于边区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的军队将来要采取朱总司令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开荒生产，建立工厂，减轻人民的负担。要重视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中央去年就有了决定。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我们这次所提出的“七整”——整政、整军、整民、整党、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做的。通过“七整”，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5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

10月19日下午，中央研究院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大会”。

会议将要结束时，萧军要求在会上宣读他写于6月份的备忘录，表明他并非同情王实味，更不可能反对批判王实味。台下几位党员作家周扬、刘白羽、丁玲等和他展开了激烈争辩。萧军“舌战群儒”，毫无惧色。辩论会从晚上8点延续到午夜2点，双方唇枪舌剑，气氛紧张激烈。大会主席吴玉章见双方各不相让，就劝解道：

“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才使得萧军同志发火，我们应当以团结为重，先检讨自己。”

吴玉章的话让萧军很受感动，于是他主动承认了错误，说：

“吴老的话让人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99%都是我的错，那1%的错，你们有没有呢？”

丁玲猛地站起来说：

“我们一点错都没有，100%都是你的错。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你，对共产党毫无影响。”

萧军反驳道：

“我99%的错都揽过来了，你们一点错都不承认。你们的朋友遍天下，我这根毛也不想附在你这牛身上。我到延安来没带别的，就是一颗脑袋，一角五分钱就解决了（一角五分钱可买一颗子弹——笔者注），怎么都行，从今天起，咱们就拉蛋倒！”

说罢，拂袖而去。此后，由于他拒绝检讨，就被扣上了一顶“同情托派王实味”的帽子，任何部门都不想接收他。此时萧军已感觉到毛泽东的冷淡和疏远，就没有再去反映问题，老老实实待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里，成为赋闲之人。

后来在1945年2月18日，萧军在一次舞会上和毛泽东相遇，两人虽然很自然地握了手，“但在每个人的面上全显一种不甚自然的表情”。萧军在日记里写道：“我相信我们彼此是理解的。”

10月20日，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开始学习文件。

10月21日、22日，陈正人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连续作了《整党整民报告》。

他在报告中讲了7个问题。在讲“整党为了什么事”时，陈正人对边区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全面分析，认为边区党是老党，是从斗争中产生的，是比较好的党，全国很难找。但是问题也不少，有些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还有不是马列主义的，党员也有很落后的，新发展的党员思想上也有毛病。在政治上有些党员还不能很好地掌握政策，这次整党“目的就是为着把边区的党搞好，度过困难，去争取革命的胜利。”

在讲到“本着什么原则精神来整党”时，陈正人指出，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整风的精神，学好会议文件，统一思想，提高觉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边区党达到新的团结与新的统一。”

在讲“整党草案从何而来”中，陈正人介绍了提交这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的整党草案的起草经过。说它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派出的考察团在绥德、安定经过调查研究，后又经过组织部长联席会议的讨论后产生的。陈正人要求与会同志敞开思想，认真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在讲到“党员政策”时，陈正人对边区党的基本情况作了客观的分析，认为“在边区党30000党员中，完全符合党员条件的有12000人，占40%，这是党的基本力量。基本符合条件的有15000人，占50%，不好的占10%。”他还提出，对好的党员要鼓励，使之更加进步；对中等水平的党员要加强教育，严格要求，使之尽快达到党员标准；对不好的也要以教育为主；对硬不肯前进者则淘汰；对极坏的应坚决清洗出党，以纯洁党的组织。

在讲到“支部建设”问题时，陈正人对支部建设提出了巩固政权、拥护军队、团结群众、执行政策、教育党员等6项任务，尤其是提出了在支部工作的同志要加强学习，提高文化水平。他还就县委与支部的关系，发挥支部工作积极性，发动乡村斗争等问题，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

在“干部政策”中，陈正人对边区党的干部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对狭隘经验主义、地方观念、个人地位观念、享乐腐化思想、自由主义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

在“使用干部”问题上，陈正人认为“过去强调干部资历，今后要强调干部的才与德，所谓才是看他能否胜任工作。”此外，对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 ，老干部与新干部，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等，陈正人做了全面分析，要求各方面的干部都要加强团结，相互学习，真诚协作，共同前进。

最后在讲到“新区同边区工作问题”时，陈正人鉴于新区比老区多且发展快这一新形势，强调新区更要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要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搞好政权建设和生产建设，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

从10月23日起，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围绕陈正人的报告，用了8天时间进行讨论。

10月23日这一天，中央研究院党委会做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定王实味为“托派分子”。王实味坚决予以否认。

后来在1947年3月，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大批人员在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王实味被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里。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请示对王实味的处置办法。有人提出，带着王实味行军是个拖累，不如把他给收拾了。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里掩埋，时年他41岁。关于批复杀王实味的领导人，一说是贺龙，一说是王震，在毛泽东逝世后，又有人说是康生和李克农。究竟是谁批复了杀害王实味的请求，至今依然是一个待解之谜。毛泽东在1949年进北京以后，听说王实味早已在晋绥公安总局被杀了，大为震怒，他厉声说：“要还我一个王实味来！”

10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林彪说：

“第一次见蒋时，是否谈到了我见蒋的问题？如未谈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李宗仁对李先念打得很凶，请找张治中一谈，要求停止进攻。”

10月27日，毛泽东给陈正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正人同志：

整风铅印草案尚未收到，我尚未研究此问题，康生同志在看过后有些值得考虑的不同意见，提议在讨论后暂不做结论，接着讨论其他问题，结论可以在闭会（指西北高级干部会议——笔者注）前作，而在作结论前中央可以讨论一下。请与任（任弼时）、高（高岗）商量酌定为盼。

毛泽东

10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关于陕甘宁边区整风情况，他在电文中说：

“边区正开高干会议，实行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民、整学、整关系，大整顿、大检查。”

敌后“大施精简，统一领导”，整风已见成效，困难可以克服。

10月间，毛泽东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时，向他们询问冯雪峰的情况。

原来早在193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由刘晓、冯雪峰和王尧山组成3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在3人团领导下，成立两个委员会：一是工人工作委员会，由林枫任书记，吴仲超、马纯古为委员；二是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由王尧山任书记。1937年七七事变后，冯雪峰奉命到南京参加与国民党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博古见到冯雪峰后，给他一份题为《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为卢沟桥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当他看到其中有“服从蒋委员长”“信奉三民主义”等内容时勃然大怒，一气之下给潘汉年写信请假，回浙江写红军长征的小说。1937年底，他回到故乡义乌，此后近两年间失去党的组织关系。1939年，冯雪峰恢复组织关系，任中共中央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著有《关于“艺术大众化”》；1940年基本完成关于长征的小说初稿《卢代之死》，约50万字，后失落；又著有《论典型的创造》、《文艺与政论》、《关于形象》。1941年，冯雪峰在金华被宪兵逮捕，先后被关押于江西上饶集中营、福建徐市集中营。

毛泽东得知冯雪峰被捕被囚的消息，立即和陈云商定，一定要想办法将他营救出来。随后，他致电周恩来，请周恩来和董必武设法营救。董必武找到与共产党有关系的胡秋原帮忙，未能成功。后来在11月下旬，冯雪峰由第3战区《前线日报》主编宦乡出面保释出狱。1943年5月间，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获悉冯雪峰到桂林的消息后十分高兴，要他立即到重庆。此后，冯雪峰便到了重庆，留在南方局，先后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统战和文化工作。

再说1942年11月1日，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致信毛泽东，询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11月2日，毛泽东复信给贾拓夫，他写道：

“大约可在10号左右讲，那时再商量确定日子。事先请你将布化12条及结束语（指《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笔者注）第4第5条按听众之数铅印或油印若干份，先期发与他们研究。12条译文要用最近一次师哲译出的，请注意。”

11月5日，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对陈正人的报告已经讨论了8天，讨论中涉及到了本传前边在103章中讲到的原西北红军两个派系的形成及产生矛盾的历史问题，与会者要求充分展开讨论，许多人要求大会发言，明辨是非，统一思想。

大会主席团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集中一段时间，用整风的精神，讨论边区党在中央到达陕北之前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解决过去的争论问题。

在此后的12天中，会议由5个分区分成的5个小组讨论，改为大会发言，民主、公开、激烈、严肃地对历史问题进行讨论与批判。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张邦英、王世泰、霍维德、贺晋年、贾拓夫、刘景范等70多人先后在大会上发言，不少人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11月6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题为《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短文。全文如下：

我们以最大的乐观来庆祝今年的十月革命节。我坚信，今年的十月革命节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战胜法西斯阵线的转折点。

在过去时期内，因为红军单独抵抗法西斯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希特勒还能继续进攻，希特勒还没有被打败。现在，苏联的力量已经在战争中壮大起来了，希特勒的第2个夏季攻势已经破产了。从此以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任务，就是发动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最后打败法西斯。

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做出了有关全人类命运的英雄事业。他们是十月革命的儿女。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消灭。

我们中国人民庆祝红军的胜利，同时也即是庆祝自己的胜利。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5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

一切努力集中于打击日本法西斯，这就是中国人民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