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夜，毛泽东给国民党第38军中将军长赵寿山发去了一封密电。

赵寿山，原名赵生龄，1894年12月出生于陕西户县一个佃农家庭；1924年投奔坚持靖国军旗帜的杨虎城部队，历任营、团、旅、师、军长，成为第17路军著名的爱国进步将领。1936年，身为西北军17师11旅少将旅长的赵寿山，对杨虎城建议说：“目前的形势是处于国家兴亡的紧急关头，对我们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看蒋介石最近调兵遣将的举动，是要对红军大举进攻，还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漩涡，甚至会消灭我们。因此，是否可以考虑蒋介石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1938年1月，在山西坚持抗战的赵寿山秘密访问了延安，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向他提出了“培养干部、改造部队”的建议。赵寿山当即向毛泽东表示，他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共产党的指示。赵寿山还和共产党方面约定了联系办法。1938年秋，蒋介石把原17路军编为第38军和第39军，由赵寿山任38军军长。

毛泽东在给赵寿山的密电中写道：

勤兄：

一、可否派贵处郝克勇来和我一谈，请裁复。二、今后通报改用公明勤3字。

弟 公叩 虞辰

这天夜晚，赵寿山思绪如潮，久久未眠。次日晚，赵寿山约见郝克勇，一见面就说：

“延安来电报了，毛泽东指名要你去汇报，你知道了吧？”

郝克勇说：

“我知道了。”

两人落座后，赵寿山问道；

“毛泽东主席指名要你去汇报，你和他熟识吗？”

郝克勇说：

“我和毛泽东没有见过面。”

“没见过面，那他为何点名叫你去延安面谈？”

“毛主席知道我和你的特殊关系。”

赵寿山有点惊异地问：

“你给叔说，你究竟在共产党内担负什么责任啊？”

郝克勇的父亲郝鹏程是杨虎城的结拜兄弟、赵寿山的故友，因此，二人时常以叔侄相称。郝克勇回答道：

“我代表共产党组织和你联系。”

“噢！原来是这样，这就好了。”赵寿山高兴地点点头：“咱们部队的情况你都熟悉，由你去向毛泽东汇报，我就放心了。”

他点燃了一支土雪茄烟，一边吸着，一边若有所思地说：

“去年，蒋介石迫害咱们部队，要37名干部受审，搞得很紧张。我们派张西鼎（中共党员——笔者注）去中共陕西省委汇报情况，请示方针，至今不但人去未归，而且杳无音信。以后又托伍云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笔者注）询问过几次，也无回音，使人十分焦急纳闷。现在好了，毛泽东来了电报，你可以作为我的代表，把咱们部队的情况如实向他汇报，请毛泽东给予指示。”

11月中旬，国民政府粮食部参事郑延卓受行政院赈委会派遣，携款30万元到陕甘宁赈灾，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

11月14日，毛泽东参加了西北局高干会议的讨论会。

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林枫、周士第、甘泗淇说：

“少奇同志过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

11月21日，毛泽东才开始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22日停了一天，23日继续，讲完了《十二条》。

他在讲解中首先强调，一般地说，中国共产党是布尔什维克党，从它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那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

接着，毛泽东逐条进行讲解。

斯大林的第1条说，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说：执行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即前面所说的1941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笔者注），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

斯大林的第2条说，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说：10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斯大林的第3条说，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毛泽东说：这一条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

斯大林的第4条说，党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检查自己的口号、指示是否正确。毛泽东说：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

斯大林的第5条说，党的全部工作，每一个行动，都要走向使群众革命化。毛泽东说：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当然也要反对过左的。

斯大林的第6条说，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和同群众最大限度地联系相结合。毛泽东说：这一条是讲群众工作的原则。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

斯大林的第7条说，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相结合。毛泽东说：这一条是讲统一战线原则，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讲的这个第7条。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问题。我们的“三三制”就是最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

斯大林的第8条说，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怕批评，要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中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毛泽东说：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么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

斯大林的第9条说，党要善于把先进战斗员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毛泽东说：领导核心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要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

斯大林的第10条说，党必须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份，消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说：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还要经常吸收好的分子。

斯大林的第11条说，党必须建立起铁的无产阶级的纪律。毛泽东说：建立铁的纪律，是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之一，也区别于自由主义。建立铁的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

斯大林的第12条说，党应系统的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毛泽东说：这次高干会议以后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有威信的人去进行。

最后，毛泽东总括地说：这个12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

11月23日晚，毛泽东给欧阳山尊、朱丹、成荫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是年秋季，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在延安演出了该社政治指导员成荫创作的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自家人认自家人》、《求雨》等剧目，很受观众欢迎。毛泽东和许多领导人在杨家岭中央礼堂也观看了这些戏。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一直站在台下鼓掌，并向台上谢幕的演员挥手致意。贺龙得知自己部下的剧社演出如此成功，便要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副社长朱丹、政治指导员成荫给毛泽东写封信，请他对剧社的工作给予指示。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欧阳山尊、朱丹、成荫同志：

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敬礼！

毛泽东

11月27日，国民党自12日召开的五届十中全会专门就中共问题通过了特种委员会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结果案》中说：

“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今后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割据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能履行（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之宣言，服从政府命令，忠实地实现三民主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

11月29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国民党十中全会通过关于对待我党的决议案，略谓：总裁盱衡时局，对内对外作政策 上的指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不违背法令，不扰乱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分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履行民国二十六年9月22日共赴国难宣言，服从政府法令，忠实实行三民主义，自当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恭聆之余，于11月26日晚集会，详细研究，一致认为经审慎考虑而发表之指示，大会敬谨接受，并于宣言中将此种意义明白宣示。但为防止下层党政机关及人民误解起见，应由国民政府发表文告，在此文告内说明：在我国境之内，无论其为何人及何种名义，凡有擅自组织军队，企图割据地方，违反国家纪纲，扰乱社会秩序等情事，皆为国法所不容，政府必予以依法之制裁，务望均能彻底觉悟，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精诚奉行三民主义。果能如此，则不问其过去之思想与行动如何，亦不问其为团体或为个人，政府当一视同仁，不但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其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等语。同时，十中全会发表宣言，其中关于对待我党者有云：对外必须互相合作，实现人类平等之公理，对内必须共同团结，共示精诚无间之决心。又云：三民主义非但国民党所信仰，实为全民必循之途径，顺此者昌，逆此者败。时至今日，不应再有所谓政见之异，亦不容再有互相猜疑，互相排拒，互相牵制妨碍之现象。吾人愿提示全国，凡能诚意信仰三民主义，不危害抗战之进行，不违背国家之法令，无扰乱社会秩序之企图与武装割据之事实者，我政府与社会应不问其过去思想之如何，亦不问其为团体为个人，一体尊重其贡献能力效忠国家之机会。必有举国一致之真诚团结，而后乃能负起空前艰苦之使命。凡此尤愿特为标举，以冀引起全国有识人士之共鸣者。等语。

国民党从1939年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中间经过1940年1月及其前后一段时间的第1次反共大摩擦（苏德条约订立及苏芬战争时期），1941年1月新四军事件的第2次反共大摩擦（德意日3国同盟订立及日苏中立条约订立之后），这两次摩擦均有国际的与国内的因素为背景。自1941年6月苏德战争及跟着苏英美订立同盟以后，国共关系即有某些改变，停止了大的冲突。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发生，滇缅路被切断及英苏订立20年同盟条约之后，更有好转。最近苏联在斯城的伟大胜利及英美在北非与在太平洋的胜利，增强了国民党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心，对国共关系好转，亦有促进的影响。在国内，1937年以来，我党我军的极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但至今年，我党我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损失及根据地的缩小，减轻了国民党的恐惧心理。他们估计，我党我军在今后抗日期间，还会有大的损失（这种估计是适当的）。同时，在日寇侵苏危险减少以后（过去国民党长期地寄希望于日苏战争）日寇必然要加重对中国的压迫，国民党需要利用我党的抗日力量（日寇在华31个师，我党担负了15个师）。再则，自从远东慕尼黑危险消失之后，我党停止了反对投降危险的宣传。而从去年4月直到现在，我党对国民党批评甚少，坚持地求得和他们改善关系。虽则国民党在这一期间内，仍然对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压迫（在大后方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出版大批反共刊物，在湖北、安徽攻击新四军，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广大的特务破坏活动与经济封锁），我们亦忍耐下去，力求不刺激国民党。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取得了国民党广大人士的同情。再则，国民党自己有很多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存在着。其中，特别是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及农民的骚动，他们需要集中精力去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并企图经过缓和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去缓和他们和农民的关系，这里特别有严重意义的是河南600万灾民的自发斗争，某些部分已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最后，1940年与1941年两次反共大摩擦，国民党企图利用武力压迫把我们屈服，但遇着了我们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斗争，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又企图动员舆论赞助他们的反共，但多数舆论的同情却站在我们方面。由于上述这种种原因，促成国民党不得不对国共关系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决。十中全会的决议，表示了这种解决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我们不超出他们所设定的严格的范围，他们则答应和我们合作。十中全会的这一处置，是我们和他们长期接洽及他们经过许多的动摇犹豫之后才决定的。最近10月间，我们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11月他们派了郑延卓来延安。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1939年到现在4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于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的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的解决。十中全会的决议，在某一点上和1937年2月间国民党三中全会关于所谓“根绝赤祸”的那个决议案有些类似，它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的。各地对于十中全会的决议，应本《解放日报》发表之态度进行解释。根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党共赴国难宣言所列4条（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停止土地革命，苏维埃改为民主政府，以期政权统一，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委会的统辖），与国民党十中全会向我党要求的各点相比较，在基本精神上没有互相分歧之外，我们不但过去遵守自己的诺言，而且在将来也准备遵守这一诺言。

关于组织军队一点，过去是为了抗日的需要而组织游击队，并且是遵照二十六年蒋介石“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卫国之责任”这一宣言的。至于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可以这样做。关于国民党允许给我们以公民应得的权利及自由，我们应表示欢迎，要求实现。在十中全会后，国民党会放弃军事压迫而加强政治斗争，摩擦还会有的，但方式会缓和一点。各地对于国民党人员应继续采取诚恳协商，实事求是，有理有节的态度，力戒骄傲夸大有害无益的态度，借以争取更进的好转。

中共中央

1942年12月1日，在延安赈灾的郑延卓要返回重庆了，毛泽东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请他带往重庆。这封信是用毛笔书写的，极具书法研究价值，原文如下：

介公委员长政席：

前承宠召，适感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郑兄返渝之便，特肃寸楮，借致悃忱。

敬颂勋祺！不具。

毛泽东 谨上 卅一年十二月一日

12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郝克勇在欧阳钦的陪同下，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