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本名曾正昌，笔名田家英，1922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双流县永福乡一个小康之家，失去父母后，家道中落，中学时因生活所迫辍学，靠卖文为生。1938年2月他在陕北公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担任学校总支秘书、中国近代史教员、宣传科教育干事等；1939年进马列学院继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学院教育处干事和中国现代史教员。1941年他进入中央政治研究室，1947年参加晋西北的土改运动，1948年调入中宣部历史组工作。

毛泽东一见田家英，就问道：

“你到我这里工作，有什么想法？”

田家英答道：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毛泽东听了有点儿不大高兴。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后，他和毛泽东有一些共同和相似的情趣和爱好，都喜欢读中国古典文学古诗词和中国历史。田家英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为座右铭。但是，他的学问远远不及毛泽东渊博，谁也无法知晓，毛泽东究竟读了几万卷书。毛泽东是诗人，田家英也能写诗，二人在一起谈话，毛泽东还是比较满意的。

就在几天前，毛岸英和未婚妻刘思齐一起来见父亲，他说：

“爸爸，我跟思齐的事，康妈妈跟你说过了？”

“嗯。”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头也不抬地说：“你们俩都同意，我没有什么意见。”

“那我们就办理结婚手续吧？”

毛泽东这才抬起了头，问刘思齐：

“你正在学习，在学校还没有毕业，现在结婚不怕影响你的学习吗？”

刘思齐说：

“结婚后好好安排一下，不会影响我的学习。”

“好，好！”毛泽东点点头，又问道：“岸英是1922年生的，思齐你是哪一年生的呀？”

刘思齐回答说：

“我是1931年生的。”

“31年生的？他比你大八九岁，你知道吗？”

“知道。”

毛泽东说：

“你还小，着什么急呀？反正我同意你们的婚事，等一等好不好？”

“好，听爸爸的。”

毛岸英说罢，就和刘思齐一起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可不大一会儿，他又回到了父亲跟前。

“你怎么又回来了？”

毛岸英对父亲解释说：

“我想结婚以后，可以专心致志地工作和学习。这样，就不必在这方面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了。”

毛泽东问：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同意你们马上结婚呀？”

“是的。”

“不是告诉你暂时不要结婚吗？”

“我自己的事还是让我自己做主吧。”

“你找谁结婚由你做主，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那还要由制度和纪律做主。思齐还小，不到结婚年龄，现在不能结婚。”

“可我都27岁了。”

“我说思齐还不到年纪！”

毛泽东提高了嗓门。毛岸英说：

“思齐也18岁了。”

毛泽东较起真来：

“周岁？虚岁？”

“虚岁。可不到年龄结婚的人多着呢！”

“谁叫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生气了，将笔重重地放在砚台上，冲着毛岸英吼道：“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思齐不到18岁，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你们结婚！”

毛岸英没想到爸爸为这事会跟自己发这么大的脾气，挨了训转身就走，刚走到院子里，一下子晕倒了。值班哨兵急忙把他扶到了一间房子里。毛岸英回到自己的住室，气得躺在床上直哭，第二天也没有起床，谁劝也不行，卫士只得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一听就发火了，大步走到毛岸英住室房门口，喊了一嗓子：

“毛岸英！你想干什么？”

毛岸英一听父亲发了怒，立刻老老实实地起了床，不敢再闹了。毛泽东转身走时，又撂下一句话：

“没出息！”

再说那天毛岸英远远看见在村外散步的父亲，转身想躲着走，却被毛泽东叫住了。

“你莫躲我！”毛泽东抬手说：“你过来。”

毛岸英只得走近父亲。毛泽东平心静气地问道：

“怎么，结婚的事想通了么？”

“想通了。”毛岸英垂头丧气地说：“是我不对。”

“思齐呢？”

“她也想通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过年以后再结婚。”

“这才像我的儿子么！”毛泽东满意地摆了一下手：“你去吧。”

望着儿子离去的背影，毛泽东转身问李银桥：

“银桥，你说我跟儿子亲还是跟你们亲？”

李银桥想了想，回答说：

“主席跟我们接触多，感情也更深些。”

毛泽东说：

“我跟儿子难得见一面，就是到了一起，一年也难见几面。我只是和你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说着话，两个人开始往回走。毛泽东又说：

“银桥呀，我和我家里的这点事，瞒天瞒地也瞒不过你们。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讲，我死了以后可以讲，要讲实话。”

李银桥听了，心里感到酸楚楚的，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人们已经睡熟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任弼时的房间里还亮着灯。雨又下起来了。蚕豆大的雨点成串成串地从天上掉下来，刹那间变成了瓢泼大雨。

西柏坡村边山地上的两孔窑洞，因年久失修、土基松软，经不住如注的雨水从山坡上直灌下来，突然坍塌了。流动哨兵立刻大声惊叫起来：

“快来救人呀！快来救人呀！窑洞塌了！”

被叫醒了的人们冒雨朝出事地点跑去，边跑边呼叫着别的人：

“快去通知修缮队，叫他们带了工具来救人！”

顷刻间，塌了窑洞的山坡上聚了很多人。修缮队的人用铁锹和十字镐连扒带挖地实施救援。周恩来也急匆匆地跑来了：

“怎么样，人救出来没有？”

有人回答说：

“挖到现在了，还没见着人！”

还有人喊：

“土层太厚，雨大不好挖！”

此时，毛泽东也顾不得穿雨衣就往外走，被阎长林和警卫排的几个人拦住了。阎长林说：

“主席，雨这么大你就别去了！你去了也使不上劲儿！”

几名警卫战士也说：

“卫士组的人已经去了！那里的人手已经够多了，周副主席正在那里组织抢救呢！”

过了一些时候，卫士组的人一身泥一身水地回来了，毛泽东急切地询问塌房的情况，他们报告说，扒出了3名干部和1名民工，机关事务处的理发员曹庆维因埋得太深、埋的时间太长，扒出来时已经没有了呼吸，不幸牺牲了。毛泽东听了，难过得沉默了好长时间，许久之后才沉痛地对李银桥说：

“小曹前几天还给我理发来着……多可惜呀……”

站在他面前的几个人都不说一句话，毛泽东又悲怆地说：

“告诉机关的领导同志，一定要把曹庆维同志的后事处理好，我要去参加曹庆维同志的追悼会。”

第二天上午，雨停了。伍云甫和叶子龙按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在西柏坡的大会堂里为曹庆维布置了灵堂。

下午，在曹庆维的追悼会开始前，毛泽东从周恩来手中接过了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发来的一封急电，他不能去大会堂了，便赶忙提笔写了一副挽联：哀悼曹庆维同志

写罢交给阎长林，让他立刻送到追悼会上去。工作人员挑了一个最大的花圈，挂上了毛泽东写的这副挽联，庄重地摆放在了灵堂的正中央。

1948年9月1日，应中国共产党之召唤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将军，在归国途中不幸遇难。

早在7月30日和31日，冯玉祥在纽约报纸上先后发表了《告别留美同胞书》和《告别美国人士书》，他声明说：

“这次回国是为了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真正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中国人民的力量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蓬勃发展，中国前途是再清楚也没有了。人民的胜利就在不远的将来。”

他和夫人李德全及儿女乘坐的是由中共拨款给苏联而专门安排的苏联在二战中缴获德国的一艘轮船，于7月31日秘密离开纽约，8月中旬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港。这里停留的一艘国民党军舰引起了冯玉祥的警惕。9月1日客轮途经苏联黑海时突然起火，冯玉祥在烟火中窒息而死，他的小女儿冯晓达也同时遇难。美国和苏联都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地政治谋杀，且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所为。后来才知道是有人用黑色炸药引燃了火灾，而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了。

毛泽东、朱德获悉冯玉祥将军在黑海遇难的消息，立即致电李德全，唁电中说：

“惊悉冯先生及令爱不幸遇难，至深哀悼。冯先生置身民主，功在国家。尚希勉抑哀思，并为实现冯先生遗志而奋斗。”

李德全收到唁电，立即复电毛泽东、朱德说：

“冯玉祥将军不幸于9月1日下午3时在黑海‘颇毕大号’轮船上被焚逝世。我俟健康恢复后即返中国，继续为民主而奋斗。”

后来在1952年，中共中央为了永远纪念冯玉祥的历史功绩，决定将其骨灰安葬在泰山山麓。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骨灰安放仪式隆重举行，他的墓前铭刻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亲笔挽词。毛泽东的挽词是：“冯玉祥将军逝世谨致悼意。”

再说9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谭政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谭：

据南京谍息：国防部已制订在营口登陆的作战计划，在这次作战中将有防御部队参加，并由招商局的船只保证军队的运输，被指定参加这次作战的各部队已有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国民党指挥机关对这次作战很重视，国民党军队登陆后拟向沈阳西北方面冲击，假使他们不能在营口立足，那么，最低限度他们必须保证部队从沈阳地区撤退的走廊等语。望注意此项消息，国民党似有将长沈军队从营口撤退之准备。如此事在你们攻击锦榆线以后实现，你们须准备于攻占锦榆后回师歼击由沈阳撤退之敌军，务使长沈敌军不能向华中撤走。

军委 申江

9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一、同意江19时电部署。

二、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涉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13军。照你们江19时电部署，打了义县、高桥、兴城、绥中4处之敌以后，锦西之两个师，山海关、前屯卫之两个师，锦州之5个师，津榆线上之5个师（这5个师名义上属傅作义指挥，实际上似是属范汉杰指挥），均互相孤立，均好歼击。在歼击这些敌人时，卫立煌有极大可能增援，可在运动中歼击增援队。如此，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要预先涉想继续打锦州、山海关、唐山诸点，控制整个北宁路（除平津段）于我手，以利尔后向两翼机动。在我杨成武部向绥远进击，我杨罗耿部威胁平张线的条件下，傅作义除已在唐山地区之5个师外，不可能有多的兵力向北宁线增援。你们主要要对付的敌人，目前仍然是卫立煌。因此，你们现以7个纵队又6个独立师位于新民及沈长线是正确的。但在你们未攻锦州以前，长、沈敌人在你们强大兵力威胁之下是否敢于有所动作，还不敢断定，恐怕要在你们打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情之估计及你们行动之大体设计，希望你们预先加以考虑，具体判明及决定要在你们打了几部敌人之后。

军委 申微

9月7日，毛泽东发出了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写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一）（见《毛泽东选集》）：

“我们准备5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

“你们如果能在9、10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18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3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你们的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一方面长、沈之敌可能不出来，另一方面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敌（18个旅）则因你们去的兵力过小，可能收缩于锦、唐两点，变为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费时费力，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再则，今年9月至明年6月的10个月内，你们要准备进行3次大战役，每次准备费去两个月左右时间，共费去6个月左右时间，余4个月作为休息时间。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1、确立攻占锦、榆、唐3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2、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3、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以上意见望考虑电复。”

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机关小食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第三次九月会议”，这是自撤出延安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7人，他们是：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 德 任弼时 彭 真 董必武

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14人，他们是：陈 毅 贺 龙 聂荣臻 徐向前 叶剑英 邓小平 薄一波 曾 山 滕代远 邓颖超 饶漱石 廖承志 张鼎丞 刘澜涛

另外还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10人，他们是：李维汉 杨尚昆 胡乔木 傅 钟 李 涛 安子文 李克农 冯文彬 黄 敬 胡耀邦

毛泽东首先作了报告，他说：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大约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目标上来。”

毛泽东还说：

“解放战争打了两年，我军从防御转入进攻，共消灭敌人正规军200个旅，是蒋介石总兵力500个旅的五分之二。今后按每年消灭100个旅左右计算，再有3年，歼敌300个旅，打倒国民党，没有理由说不可能。”

“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构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不同。”

毛泽东还批评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他说：

“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不起决定作用，所以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第3天，毛泽东已经连续工作了3昼夜。在这3天3夜里，他每天只吃两餐素面或麦片粥，有时就着叶子龙做的湖南风味的酱豆腐，喝一缸麦片粥，就算是一顿饭。

“馋了，你想办法弄碗红烧肉来，要肥点的，我补补脑子。”

毛泽东这样吩咐李银桥。江青知道了，皱着眉头对李银桥说：

“真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气！你不要弄了，贺老总不是送来腊肉和鱼了吗？给老板做得有滋味些，什么不比那碗红烧肉强？”

毛泽东吃饭时见没有红烧肉，发了脾气，大声责问侍立一旁的李银桥：

“怎么回事？交代了的事情为什么不办？是办不了还是不想办？啊？”

李银桥看看坐在旁边的江青，江青也不敢做声，他又不好说出是江青不让办，一阵委屈，流了泪。他就那么一声不响地站着流泪，什么话也不说。毛泽东似乎看出了什么，不再责问李银桥，抓起筷子草草吃了几口饭。饭后，毛泽东把李银桥叫进屋，声音变得很温和，说：

“我发脾气不对，可是，怎么回事？又是江青？”

毛泽东再三追问，李银桥才不得不说出是江青的交代。毛泽东气得拍了桌子，他说：

“我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吃饭不要她管，今后我吃我的，她吃她的，就这么办了！”

后来在会议期间，卫士们给毛泽东做了两次红烧肉，还出去打斑鸠给他吃。毛泽东说：

“你们不要为我吃的东西费力气，一个星期给我吃两次肥肉，那就足矣。”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各战略区的主要领导人都进行了个别谈话。他找到负责第1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说到派王世英到太原阎锡山处劝降一事，他说：

“如果有这种可能，就尽力争取。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决，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阳孝义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去，麻烦就少了。”

毛泽东认为，和平解放大城市，不仅能够保护大量的工商企业，为建国后进行经济建设做准备，更重要的是，他害怕中国人流更多的血。他曾经说过：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太多了。徐向前听了毛泽东的话，迟疑了一会儿说：

“恐怕不太容易。”

毛泽东问道：

“阎锡山有何顾虑？”

徐向前说：

“恐怕不是顾虑问题。我们曾采用各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过8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徐向前见毛泽东的脸色沉了下来，就补充说：

“我们立足于打，但也不放松争取和瓦解工作，尽量减少麻烦。”

毛泽东缓缓地点了点头，说：

“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的了，最好北平不要打。”

毛泽东在和邓小平谈话时说：

“我们每次见面都有很大变化。明年我们再见面时，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邓小平说：

“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我回去和伯承同志研究一下，我们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我想一定能够完成。”

周恩来在旁边说：

“你们的位置太重要了，要靠你们去消灭蒋介石的命根子，消灭他的主力部队，还要剿蒋介石的老窝呢。”

邓小平说：

“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陈毅说：

“我们的本事就是一条，坚决完成主席和中央交给的任务。”

朱德也笑着说：

“完不成任务，就打你这胖子的屁股。”

“总司令还没有打过我的屁股，我想我们不会挨打。希望下次见面时，能在你家吃到四川的腊肉。”

“好啊，我给你把四川腊肉准备好，到时候你就来吃吧。”

欲知毛泽东如何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做事历来是未雨绸缪。他在城南庄等候去莫斯科向斯大林解释新中国政权的性质，目的是要在吸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新政权建立后，能够征得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支持而避免引起误会。他在“九月会议”上强调新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说要在各级政府、各种政权机构的名字上加上“人民”二字，“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不同”。他在会议期间批评那些根本不懂马列而又急于标新立异者提出的“新资本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口号，进一步强调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有这一切，后来的事实都证明了毛泽东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具有非凡的高瞻远瞩的预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