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此乃一家之言，仅供参考——笔者注）。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再说1月21日，毛泽东在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送审的报告上写了一个很特殊的批语。

李富春将按照毛泽东1964年12月12日批示精神再次写出的“关于计划工作革命化和编制长期计划的报告”，是在1月6日送毛泽东审阅的。毛泽东看了还是很不满意，批示道：

印发政治局（请彭真定名单，除反党分子外，都可发）、书记处各同志，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各同志以及余秋里小计委（由秋里自选5、6、7人，不发老计委那些人）各同志。

毛泽东 1965年1月21日

1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革命问题和长期计划的一些设想。当余秋里汇报到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时，毛泽东说：

“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

他还说：

“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

关于长远规划设想问题，毛泽东说：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周恩来立即指示二机部尽快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

1月27日，毛泽东批转了李富春的一份关于计划工作的报告。该报告说，经过会议讨论，共同商定：第3个五年计划和15年远景规划的重点，是准备战争，依靠第一、二线，努力建设第三线。农业，第一是靠大寨精神，抓见效快的，第二是抓三线的农业。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问题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军委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卫生部党组关于城市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防病治病工作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这项措施是当前卫生工作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促进卫生队伍革命化的一条有效途径。这样做，有利于帮助提高农村医疗技术质量，培训农村卫生人员，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也是为农村文教卫生事业的建设创造条件。各地可选择几个大、中城市，先行试点，并应重视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使之逐步完善。

中央 1965年1月27日

此后，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中央的号召，深入农村，进行防病治病工作。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等都曾加入其中，深入农村巡诊。

1月30日，毛泽东写信给杨成武、雷英夫，他写道：

杨成武、雷英夫同志：

请找一位有政治军事头脑的同志，将此书（苏军总参谋长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的《军事战略》——笔者注）研究一下，然后写一篇评论，不要长，有一万字左右就可以了。写好后给我一看。又美国一些战略书也可用此办法。可与情报部合作。

毛泽东 1月30日

1月末，毛泽东接见了歌剧《江姐》的编剧阎肃，夸奖阎肃在剧中古诗运用得好，他说：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改成‘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改得好，古为今用嘛。”

毛泽东还说《红梅赞》是又一首《咏梅》。

阎肃为了创作歌剧《江姐》剧本，曾两度入川，在渣滓洞监狱里体验生活。他让工作人员给自己戴上脚镣，脚镣很重，碰到踝骨那是钻心的疼。他双手被反铐着，编号为3841，三餐吃的是监狱里用木桶装的菜糊糊，夜里睡的是地上发了霉的草垫子。就这样，他在那里熬了7天7夜，对剧本初稿进行了重新构思。此后两年间，他和音乐创作者羊鸣、姜春阳、金沙一起，又将剧本和曲谱从头到尾修改了几十次，终于创作出了久演不衰的歌剧——《江姐》。

关于毛泽东的接见，阎肃曾回忆说：“那是在1965年初，一个礼拜六，我也没穿军衣，我也没刮胡子，实在狼狈不堪，我就，敬礼也不对，我就给他鞠个大躬吧，给毛主席。毛主席一站起来，那个儿，比我高多了，大高个儿，那手伸出来，大手。握着手，阎肃同志啊，这是湖南话，夸我，就说我写得好，写得很好，很喜欢，很有文采，我听不大懂。我当时脑子里想，我说我说什么呀，我说我写得好，没道理啊，我说写得不好，主席说你好，你说不好也不对，我说我还要努力学习，还要努力学习。完了毛主席说送你，送我一套书，送我一套他的书，我的书，送他的书，什么书呢？《毛泽东选集》。”

1965年2月10日，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后将路过北京，周恩来同意和他们进行接触性会谈。

2月11日凌晨，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说：

“我们这次对苏方过路接待规格也不算低、不算冷了。我今天上午9时至10时半的会谈，还要涉及国际形势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错误立场和观点，争论不求解决，只为今后外交来往做一交代，否则要改进国家关系，即使3月1日会议取消也很难进行。”

周恩来还建议说：

“主席见苏联代表团一次，自有积极作用。”

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同意会见柯西金一行。

2月11日上午11时，周恩来陪同柯西金去见毛泽东，这使柯西金非常高兴，他认为自己在中国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毛泽东拿起一支香烟，又抽出一支请柯西金吸，柯西金说：

“谢谢，我不会抽烟。”

毛泽东自己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说：

“你们都是讲卫生的。”

柯西金开玩笑地说：

“我是专门挑选了不抽烟的人组成代表团的。”

周恩来在旁边插话说：

“他们两位将军不听他的。”

毛泽东哈哈一笑，指着两位苏联将军说：

“噢，我还有朋友啊？”

言归正传，毛泽东似乎很认真地说道：

“苏共二十大，我不赞成。什么斯大林那么坏，有个人迷信。到后来又搞成一个赫鲁晓夫也搞个人迷信，我就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搞的。这个赫鲁晓夫是个好人嘛，你们为什么把他整下去呀？”

柯西金说：

“我们当然可以谈为什么把他解除了。可是，你们不是说，你们把他解除了吗？”

毛泽东抽着烟，说：

“他身体不好？我们没有把他解除，我们没有收他的照片，也没有收他的书，照样发行。”

他弹了弹烟灰，似乎不无遗憾地说：

“就是销路不行，可惜呀，销路不行。赫鲁晓夫这个同志怎么搞的？”

柯西金被弄得哭笑不得，便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

“毛泽东同志，他怎么搞的，你们最好问赫鲁晓夫他本人最方便。”

柯西金原来想着他这一将，管教毛泽东再无法还口，没想到毛泽东竟然说：

“叫他来一下嘛！”

周恩来和刘少奇被毛泽东逗得哈哈大笑起来。柯西金亦非无能之辈，微微一笑，说：

“你去叫他来嘛！”

毛泽东顺水推舟地问道：

“我们现在发出邀请，你们代表团可以答应吗？这可是个宝贝呀！”

这一将，柯西金没有退路了，他哪里做得了主啊？只好退回去说：

“赫鲁晓夫的问题，我们已经给你们谈过了，跟周恩来同志谈过，详细谈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笑嘻嘻地问：

“谈过了吗？”

周恩来插话说：

“我说，我们不满意那个解释，因为没有谈实质性问题。”

他知道毛泽东再怎么将军，柯西金也是不会对赫鲁晓夫下台问题露任何口风的，于是就转换了话题，不料，他自己又和柯西金在越南战争问题上争论了起来。毛泽东笑着打圆场，说道：

“你们两国总理吵起来了啊！”

柯西金说：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两个总理是不会吵起来的。”

毛泽东频频摆手，不以为然地说：

“你们两个总理总打仗，而且看来柯西金总是打胜仗。”

柯西金一笑置之。毛泽东继续追问道：

“你这次又得到不少胜利回去吧？”

柯西金摇摇头，说：

“毛泽东同志，我们没有打仗，我也没有取得胜利的任务。而且，如果有这种任务，也是无法实现的。”

毛泽东侧过脸问：

“噢，无法实现？”

“像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全世界都说周恩来同志是最伟大的政治家。”柯西金说罢，看看毛泽东，又望望周恩来，为自己的一箭双雕颇为得意，就接着说：“前天美国报纸上就是这样登的。”

这天中午，柯西金在苏联驻华使馆设宴，答谢周恩来对他的热情招待。下午1时半，柯西金一行离开北京回国，周恩来到机场为他们送行。

2月18日，廖沫沙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的文章，公开作了自我批评。

2月19日下午4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周恩来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手举着香烟，幽默地说：

“中国人民欢迎你们。我们见到你们很高兴，我们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的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的主意，我们不是谁要剥削谁，我们是互相帮助。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要提防。”

他突然把话题一转，问起坦桑尼亚发生的兵变。周恩来插话说：

“在他们发生兵变时，我正在非洲访问。”

毛泽东笑着问：

“那次兵变是不是他搞的？”

在场的中国人都笑了起来，尼雷尔听完翻译一愣，也跟着笑了起来，他解释道：

“那次兵变是帝国主义故意搞的，有两个目的，一是想重新控制我们，二是使周恩来总理不能对我国进行访问。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时发表声明说，非洲的革命形势大好，帝国主义恨得要命，怕得要死，所以才策划了那次兵变。帝国主义知道发生兵变后必须请他们来帮助平息，他们的军队就可以赖在我们那里不走了。可是兵变平息后，我们马上就把他们的军队送走了。”

周恩来插话说：

“当时，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接连发生兵变，3国都请了他们的军队进行平息，但坦桑尼亚是头一个把他们的军队送走了。”

关于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问题，尼雷尔诚挚地说：

“我坦率地向你们提出，让你们了解这一点，请你们考虑怎样办。如果你们可以考虑的话，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毛泽东说：

“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建这条铁路。”

周恩来说：

“坦赞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我们还教给你们技术。”

毛泽东突然问尼雷尔：

“听说你们那里野兽很多，有斑马吗？有老虎吗？有狮子吗？”

尼雷尔作了详细回答，又说：

“周恩来总理访问我国的时候，我要陪同他看看我们的野兽。”

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全文如下：

冶金工业部和第5机械工业部，国防工办，西南局，四川省委和人委，重庆市委和人委并中央工交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和人委：

西南三线建设现在日益展开，任务艰巨。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集中力量，大力协作，使三线建设进行得又快又好，现作如下决定：

一、凡是在三线一个地区建设的重大综合项目，如以钢铁为中心的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设、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的配套建设，以及铁路建设工程等，都应采用大庆经验，即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关各省、市、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

1、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工地指挥部，由冶金工业部统一领导，特区人委问题，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2月5日批复西南局1月7日电报执行。任命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徐驰同志为特区党委书记兼总指挥，冶金工业部基建司司长李非平同志为第一副书记兼第一副总指挥。其他人选，由冶金部商有关部门决定。

2、成立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的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由第5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参加，任命第5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朱光同志为总指挥，四川省委或重庆市委指定一人为副总指挥，请西南局决定。其他迁建项目，仍由各部负责。

3、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由铁道部负责不变。川汉铁路的勘察、设计、选线等工作，由铁道部负责，直接指挥。

二、西南三线的中央直属建设项目，所有建设的施工力量、技术力量、设备和材料，由各有关部统一安排，负责解决，并由国家经委（在国家建委成立后由国家建委）督促检查执行情况。所需的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临时工、以及其它问题，如协调地方与建设人员的关系等，由有关省、市、区负责安排。

三、为了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决定成立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并撤销原攀枝花基本建设筹建小组，由李井泉同志任该委员会主任，程子华、阎秀峰同志为副主任。其他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提出，报中央批准。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工作机构由西南局计委、经委、建委负责或另设小的办公室，亦请西南局决定。

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

1、领导和督促检查中央各部负责的基建项目按国家要求的规模、质量、进度进行建设。发现问题时，能帮助解决即就地解决，不能解决时，由国家经委解决（国家建委成立后由国家建委）。

2、领导和督促检查各有关省、市在人力、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等方面对各建设项目的支援，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

3、领导和督促检查由各省、市负责的地方建设项目（包括工业、农业、交通、地方军工等）的进行。

4、如西南局三线建委同中央有关部委在工作中有重大不同意见时，报中央解决。

中共中央 国务院 1965年2月26日

欲知三线建设的情况如何？请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二十三条》后，毛泽东在1月14日的会议上又谈到了文艺界的问题。他说：“你这个文艺，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此后不久，毛泽东的警告言犹在耳，可那些一线中央大员却偏偏要在文化战线上再生事端，又掀波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