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的说说，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说，中央出了事情，你们要造反。像蔡锷一样。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朱德说，我那时是有‘野心’的，可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哪还有什么野心。那次会议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厉害，我听曹全夫（朱德的军事秘书，毛泽民之女毛远志的丈夫——笔者注）跟我说，说康克清在发牢骚，说斗朱德比斗彭德怀都厉害。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说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来人民大学准备开大会斗争朱德，因为人民大学的校长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总理让我去取消。总理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了嘛。我马上就去照办了。”
再说5月16日，中共中央同时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李作鹏在几十年后回忆说：“1966年4月3日中央工作组写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那上面所点的揭发者，才是真正把罗瑞卿置于死地的人呢。中共中央在批转的报告上加了按语，按语中说：‘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中央认为，这个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这个文件的最后一句就是：‘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同志的4个主要发言，罗瑞卿3月12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4月24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我所说的这些，才是给罗瑞卿同志定的真正罪名。”
《戚本禹回忆录》中说：“罗瑞卿被打倒后，叶剑英是第一个受益者，他接替了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的职务，还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跳楼自杀，叶剑英还作了首喻讽诗。我听了就觉得不舒服。人家自杀，你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呢？”
5月16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戚本禹在文章中有一段批判廖沫沙的文字，他写道：
“你们批判过廖沫沙吗？没有。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就是当年把刻骨的话 ‘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向文化大革命的主将鲁迅进行攻击的人。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把暗箭射向党、射向人民。请问《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对这样的人，你们什么时候作过批判？
腐烂的毒草，被廖沫沙说成是鲜艳的花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是好得很，‘再写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李慧娘》，是‘有鬼无害’，‘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对于这些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逆流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在社会上散发了大量毒素的作品，你们什么时候批判过？
你们明明知道，《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是为了鼓舞人民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却偏偏要唱对台戏，在《前线》上发表廖沫沙《怕鬼的“雅谑”》，恶意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攻击，诬蔑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卑怯和愚蠢’，‘空口说大话’，‘顾前不顾后’，是‘口称不怕鬼而实际上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请问你们把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究竟是要干什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怕过鬼？你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诬蔑，不是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一模一样吗？1963年5月6日，梁壁辉（即俞铭潢）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廖沫沙《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接着其他报刊也展开了批判，而你们在这个时候仍然不肯发表批判他的文章。拖到后来，实在交不了账了，这才迫不得已帮助廖沫沙发表了一篇遮遮掩掩、欺骗群众的假检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什么‘忘记’了‘阶级斗争’呀，什么‘失去了警惕’呀，什么‘划不清界限’呀，什么‘迷失了方向’呀，什么‘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呀，像煞有介事地给自己扣上了一堆轻松的帽子。
今年4月16日，《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似乎改变了自己以往的腔调，说：他（指廖沫沙）决不是‘不自觉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帮手’，而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但是，这仍然是一顶空洞的帽子。我们要问：这个廖沫沙究竟是干什么的？从他一系列反动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假洋鬼子、土鬼结成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的反动活动事实，你们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为什么你们不肯作一点揭发呢？看来你们是直到现在还被‘鬼’迷住了心窍。”
5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收到章士钊5月10日的来信后，在上面写下了一些批注。
章士钊在信中写道：
“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行检查。”“我今日看到《中国青年报》说：我们一定不放过邓拓这一伙，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报》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执笔之士，不能以我与邓拓原不相识，强自宽解，而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严行琢磨，是否未侧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这一类著作，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
章士钊在信末说，请主席给我3年时间，补习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然后将其《柳文指要》一书重行订正，再付梓印行。
毛泽东阅罢，在信中的“痛加批判”旁边划了一条竖线，批注道：
“此语说得过分。”“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的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
他又在信中的“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一句旁画了一条竖线，批注道：“何至如此。”
批罢，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写了一个批语：
“刘、周、邓阅。送康生同志，与章士钊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1、2、3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
写罢，他把章士钊的信转给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由于后来的形势急转直下，尽管有毛泽东的批示、且中华书局也已排版，《柳文指要》的出版工作还是被搁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