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话说1966年7月中旬，王力和贾一学、李鑫3人联名写出了一篇让王力终身引以为豪的长篇文章，题目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表在《红旗》杂志第15期上。这篇文章从8个方面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章中写道：
“第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高级阶段。第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第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斗争。第四，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第五，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基础。第六，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第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第八，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这篇文章最后还有精彩的几句话：
“对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革命人民，同声赞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谢列平之流的叛徒，伙同约翰逊、腊斯克之流的帝国主义者，切齿咒骂。他们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用最恶毒的语言，掀起了反华歇斯底里，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反动家伙为什么这样暴跳如雷呢？就是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燎原大火，不能不传播到世界人民中去，不能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巨大的影响，不能不冲击和震撼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摇摇欲坠的统治。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响亮地敲响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丧钟。”
7月间，章含之因对很多现象看不惯，想不通，她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见毛泽东。毛泽东不见她，要秘书给章含之打电话，传达他的话。于是，秘书在电话中对章含之说：
“主席说他现在不便见你。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他还说要‘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无酒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空闲一点再见面。”
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通知》，通知公布了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他们是：
主任：刘少奇
副主任：康生 陈伯达 陶铸
委员：李井泉 李雪峰 刘澜涛 宋任穷 王任重 魏文伯 胡乔木 萧华 刘志坚 张平化 熊复 王力 戚本禹 刘汉
7月2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说：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由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
7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陈伯达提出，许多工作组以党中央的代表自居，但其实他们并不比学生高明多少。有些工作组因为整群众，而遭到了群众的强烈反对。所以我们现在不如先撤销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陈伯达发言时的语气很软，有的地方简直就是在哀求。刘少奇、邓小平还是没有理睬他。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后来江青批评陈伯达，你这是‘跪着造反’。在会上，很多人都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认为高校运动刚刚开始稳定下来，怎么就要把工作组给撤销了，撤销工作组就等于把前面的工作给否定了。这时，总理说，陈伯达所说的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否可以试行一下呢？工作组不了解情况，整了学生，很多提意见的学生受打击，有自杀的，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先缓和一下？总理又指出，工作组也是派得太匆忙了。工作组不了解情况，就会干出不理想的事情来。让他们先撤出来，让群众自己先搞一段时间，看看，然后再说。总理说得比较委婉。陈毅也在会上说，不如让学生自己搞搞看，让他们自己搞，无非就是乱一点，乱了，我们再去，或许就好点。陶铸支持陈毅的想法。当时就只有总理、陈毅、陶铸讲了这么几句话，其他人没有讲这样的话。李雪峰坚决反对撤销工作组，他说，派工作组去学校，问题不大，工作组解决了很多问题，使得局面稳定下来了，不能只看到一点问题就撤！这天的会议没能做出决定，第二天7月22日接着开。陈伯达又在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问题。这时，邓小平发威了，我原来还不知道邓小平这么厉害。他声音很大地说，我看工作组问题不大！没有工作组的话，下面还要乱，还会出现更加无政府的状态。然后他很激动地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一句话都不敢吭。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倒没有讲多少话，讲得最凶、音调最高的是邓小平。最后他发脾气了，忽地一下站起来，用手指点着桌子，大声地驳斥陈伯达。这是我进中南海十几年，第一次看到邓小平脾气那么大，他双手叉着腰，质问陈伯达，你们搞过群众运动没有？没有政策搞什么运动。你见了风就是雨？党中央的决定，就这样否定了？谁也没这么大的权力！他说话的口气很重，所以大家都不再说话了。总理也没有再讲话。按一般程序，这就算大家都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这也就意味着会议决定不撤销工作组了。为什么邓小平后来被称为第2号走资派呢？就这一幕，他也是够资格的。”
这一天，7月20日才回到北京的江青也不声不响地来参加了会议。她从李雪峰身后穿过去，走到会议记录者的旁边坐下，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又不声不响地走了。一种要出事的预感，袭上了李雪峰的心头。
江青从怀仁堂出来，又深入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高等学院，发动学生起来闹革命。
自此以后，江青一直到中共中央召开“九大”，都没有离开过北京。这是她自1949年3月跟随毛泽东进北平以后绝无仅有的现象。在1967年一年当中，江青除了到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馆等处开会或会见什么人，就在钓鱼台11号楼和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书房或卧室里“两点一线”之间奔走。几年间，秘书跟着她，没有见过她乘过什么飞机，坐过什么专列，也没有见到她去过外地的豪华住处。
再说在7月下旬，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说：
“这次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们就要做好杀头、坐牢和开除党籍的准备。愿意革命的请跟我们走，不愿意革命的现在离开中央文革小组还不晚。”
关锋、王力听了江青的话，都说：
“江青同志是在开玩笑吧。”
康生说：
“绝对不是开玩笑，完全有这种可能。我们的毛主席曾经准备好了被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赶下台的准备，他和林彪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几次掉泪。同志们，是哭了啊。这场文化大革命可是史无前例的，要触动许许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不抵触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所以，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很可能要流血，要发展到武装斗争。”
康生还说：
“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一块疤，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用我康生的血能换来群众斗争的胜利的话，我情愿马上去死。”
有些人还是不相信康生的这些话。陈伯达把这些话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就对他说：
“你这个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讲的这些是可能的。我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习惯了。党内走资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们打游击去。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是不行的。说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斗争。”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早在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后，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在6月6日发出了《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他们在信中说：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现行的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其具体罪状如下：（一）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不少同学有严重的“唯有读书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现行的高考制度助长了这种思想。（二）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三）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我们具体建议如下：从今年起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仅仅隔了5天，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学生在6月11日发出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与此同时，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师生发出了《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他们强烈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6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两所学校学生发出的两封不同寻常的信和《倡议书》，使之成为废除高考制度的直接导火索。
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7月24日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说：
“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
7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中说：
“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这些人谁了解些？”
“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按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7月25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登载了毛泽东7月16日横渡长江的报道和大幅照片及《人民日报》的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在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当人们看到毛泽东在快艇上挥手检阅正在长江中游泳的人流的巨幅照片时，对73岁高龄的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信赖感，激励着群众更加坚定地“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7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批示道：
陶铸同志阅后，退张平化同志：
此件看过，可用。在第5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毛泽东 7月25日
7月26日，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大区书记。
毛泽东在会议上听取了有关工作组问题的汇报。他说：
“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有人说，几个少先队员给他爸爸贴大字报，说爸爸忘了过去，没有给他们讲毛泽东思想，而是问他们在学校的分数，好的给奖赏。毛泽东对陈伯达说：
“请你转告这些小朋友，大字报写得好！”
他又转向大家说道：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面。
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
有人汇报说，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了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毛泽东说：
“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毛泽东说：
“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毛泽东在讲话中连续两次点名批评李雪峰，他说：
“你李雪峰说工作组要像救火一样派下去，你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全部扑灭了，你要干什么？你们决定学生放假搞革命，群众起来了你又往下压，你安的是什么心？”
李雪峰说：
“北大进行了4次大辩论，‘618’是否反革命？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
毛泽东说：
“你就是想把群众压下去嘛，什么叫反革命？无非杀人、放火、放毒，学校里出现这些了吗？除了这些人要捕，其余都不捕！写反动标语有什么了不起？就把你们吓成了那个样子！”
刘少奇为李雪峰等人承担了责任，他说：
“如果这个时期北京各大专院校布置运动中有什么错误的话，主要由我来负责。其他同志是没有责任的。”
毛泽东说：
“我回到北京一个星期，前4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组是起阻碍作用。张承先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起阻挠作用。”“问题不在于工作组，而在于工作组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
“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西安交大的工作组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打电报，也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
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商量如何搞好文件，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打电报，也可以派人来，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那样怕行吗？所以，西安、南京的报馆被围3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有些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围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人又是无名小卒，说不清问题，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
“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由学校革命师生组成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单位，不能靠工作组。”
